苏言乐在巷子口的槐树下等了十五分钟。
一辆黑色的SUV停在了巷子口。车门打开,一个女人走了出来。她大约三十岁,身高一米六五左右,体型偏瘦,穿着深灰色的冲锋衣和黑色的工装裤,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徒步鞋。头发是短的,刚到耳朵,没怎么打理,有些翘。脸上没有化妆,皮肤偏白,但不是很健康的那种白,而是长期不见阳光的苍白。眼睛是深褐色的,瞳孔不大,但很亮,像两颗被打磨过的石头。
她走到苏言乐面前,停下来,低头看着他。
苏言乐抬头看着她。
两个人对视了五秒钟。
“你是特殊事务管理局要找的那种人。”
苏言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看着沈若琳的眼睛,从那双深褐色的瞳孔里,他看到了很多东西——疲惫、警惕、不信任,但也有一种微弱的、几乎要被磨灭的光,像一盏快要没油的灯在最后的闪烁。
“你以前是管理局的人。”他说。
“对。”
“为什么辞职?”
沈若琳没有直接回答。她看了一眼周围——巷子里很安静,没有人。但她还是皱了一下眉头,说了一句:“跟我来。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苏言乐上了她的车。
车门关上的瞬间,他听到了一声轻响——不是车门锁的声音,而是某种电子设备启动的声音。他看了一眼仪表盘——上面有一个红色的指示灯在闪烁,频率很慢,大约两秒一次。
“防窃听?”他问。
沈若琳没有回答。她发动了车,黑色的SUV驶出巷子口,汇入主路的车流中。
车里的暖气开得很足,玻璃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沈若琳打开了除雾功能,暖风对着挡风玻璃吹,水雾慢慢散去。苏言乐靠在座椅上,看着车窗外飞掠的街景。他没有问她要去哪里——既然她说了“跟我来”,那就跟着。
车开了大约二十分钟,驶入了一个老旧的住宅区。楼房都是六层的,外墙刷着淡绿色的涂料,但已经褪成了灰白色。阳台上有晾晒的被子和床单,楼下停着几辆落满灰尘的自行车。沈若琳把车停在一栋楼前面,熄了火。
“我家。”她说。
苏言乐跟着她上了楼。四楼,右手边的门。沈若琳用钥匙开了门,侧身让他进去。
房间不大,一室一厅,大约五十平米。客厅里的家具很简单——一张沙发,一张茶几,一个书架,一台电视。茶几上堆着几本书和一台笔记本电脑,沙发上有叠好的毯子,像是最近有人在上面睡过。窗帘是拉上的,房间里光线很暗。
沈若琳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让外面的光照进来。然后她坐在沙发上,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苏言乐坐下。
“你查到了什么?”沈若琳问。
苏言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先问了另一个问题:“吴为是谁?”
沈若琳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她的右手食指微微弯曲了一下——像是在抑制某种冲动。这个细节没有逃过苏言乐的眼睛。
“傅老板告诉你的?”她问。
“他只给了我你的名片。”
沈若琳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从茶几下面抽出一个文件夹,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递给苏言乐。
照片上是一个男人。大约三十五岁,中等身材,短发,脸型方正,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他站在一栋建筑前面,阳光很刺眼,他眯着眼睛,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受某种不适。
“吴为,”沈若琳说,“我的搭档。特殊事务管理局副本处置组。三个月前失踪。”
苏言乐看着照片。那个男人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和沈若琳眼睛里的那盏快要熄灭的灯很像。
“怎么失踪的?”
“八月十七号。他一个人去了一个地方——老城区,拆迁废墟。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报备,没有带备份。他从监控里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
苏言乐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
拆迁废墟。
他想起那三个人。那个偏瘦的、戴黑色针织帽的男人,那个扎低马尾的女人,那个左腿微跛的、戴雷锋帽的男人。他们在废墟深处的半截楼房里消失。而吴为,在同一个月,去了同一个废墟,也消失了。
“你去找过他?”
“找了。”沈若琳的语气没有任何波动,但握着文件夹的手紧了一些,“局里派了三个人去搜索,没有找到任何痕迹。第二天又派了五个人去,扩大搜索范围,还是没有。第三天的搜索由我带队,我们从废墟的边缘开始,一寸一寸地搜,搜了六个小时,找到了这个。”
她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苏言乐。
照片拍的是一块金属板。金属板大约三十厘米见方,表面是暗灰色的,边缘光滑,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纹路——和苏言乐在废车场看到的那块金属板一模一样。
苏言乐盯着照片看了五秒钟。
“在废墟里找到的?”
“对。地下大约两米深的地方,埋在泥土里。我们用金属探测器找到的。”
“吴为的手机呢?他的个人物品?”
“全部消失。手机、钱包、钥匙、他随身携带的副本道具——全都不见了。只有这块金属板留了下来。”
苏言乐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字迹工整,像是用钢笔写的:坐标N39°54' E116°23'。他认出了这个坐标——B市老城区的中心,地铁一号线和二号线的换乘站。
“这是吴为写的?”他问。
“对。他失踪前三天写的,写在一块便签纸上,贴在他的办公桌上。我们没有找到那张便签纸,但我在他的电脑里找到了这张照片——他拍了照,上传到了个人云盘。”
苏言乐把照片放在茶几上。
“你知道地下有什么吗?”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