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佩在夜上海上了半个月的班，把前前后后几个月的账全部理清楚了。雪姨翻着她重新誊写的账本，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合上，又翻开，像是怕漏掉了什么。一个字都没挑出来。
“你以前真的没学过会计？”雪姨抬起头。
“没有。方瑜教了我一些，剩下的自己翻书看的。”文佩的声音很平，脸上也没有多余的表情，“做得不好您说，我改。”
雪姨把账本放下，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支烟。“你做得很好了。比我以前用的那个强十倍。”她吐出一口烟圈，看着文佩，“傅文佩，我以前小看你了。”
文佩没有说话。她不需要雪姨的认可，她只需要这份工作。
“你那个女儿，”雪姨忽然开口，“跟秦五爷的侄子，是不是在一起了？”
文佩的手指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整理桌上的账本。“年轻人的事，我不打听。”
“不打听就是知道了。”雪姨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窗前，“我看了几十年的人，那个秦淮野，比你那个前夫强。强多了。”
文佩没有接话。她把账本摞好，放进铁皮柜里，锁上。“王老板，账本理完了，没事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雪姨转过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过来，“这个月的工资。提前发。”
文佩拿起信封，没有打开，放进布包里。“谢谢。”
她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雪姨又叫住了她。“傅文佩。”
“还有事？”
“以后叫我雪琴就行。王老板听着像外人。”
文佩站了一秒，点了点头，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的壁灯换了一盏新的，亮得有些晃眼。她沿着走廊往前走，走到后门口，停下来。她把手伸进布包里，摸到那个信封，没有拿出来，只是摸了摸。厚厚的，比预想的多。
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柏油路面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金子。她深吸一口气，走进夜色里，脚步比来的时候轻了很多。不是轻快，是轻——像卸掉了什么。
陆振华病了。不是什么大病，感冒发烧，拖了几天没好，转成了肺炎。雪姨打电话告诉文佩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个不相关的人。
“你要不要来看看他？不来也行，就是跟你说一声。”
文佩握着电话，沉默了一会儿。“在哪家医院？”
“仁济医院。二楼病房。”
“知道了。”
她挂了电话，站在客厅里，站了很久。依萍从房间里出来，看到她站在那里，手里还握着听筒。“妈，谁的电话？”
“雪姨。你爸住院了。”
依萍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扶住文佩的肩膀。“您要去吗？”
文佩没有回答。她把听筒放好，走到沙发前坐下来，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已经不粗糙了。不再泡肥皂水，不再洗不完的衣服，每天涂一点方瑜给的护手霜，皮肤慢慢变软了，指甲也修得整整齐齐。
“我想去看看他。”文佩抬起头，“不是因为他是我丈夫，是因为他是我女儿的爹。你去不去？”
依萍在母亲身边坐下来。“您去，我就去。”
那天下午，依萍去医院附近的花店买了一把花。不是很大的一束，白色的百合配了几枝满天星，用淡绿色的纸包着，系了一条细细的丝带。她没有让文佩挑，怕她挑着挑着眼泪掉下来。文佩没有掉眼泪。她只是安静地走在依萍身边，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大衣，手里拎着她的布包。
仁济医院二楼，走廊很长，灯很亮，地板拖得干干净净，能映出人的影子。护士领着她们走到病房门口，推开门。
陆振华躺在床上，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脸色蜡黄，眼窝深深地凹下去。他看到门口的人，愣了一下，然后嘴唇开始发抖。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们——看着文佩，看着依萍，又看着文佩。
“来了？”他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文佩走进去，把布包放在床头的柜子上，把那束花从依萍手里接过来，插进桌上的花瓶里。花有点多，花瓶太小，插不下，有几支歪在一边。她拔出来，重新插，插了好几次才插好。
“文佩。”陆振华又叫了一声。
文佩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别说话了。医生说你不能多说话。”
“你们能来看我，我——高兴。”
文佩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不是为了你高兴才来的。是想告诉你，我们过得很好。不用你操心。”
陆振华的眼眶红了。他转过头，看着依萍。依萍站在床尾，离他最远的地方。她没有叫他“爸”，也没有叫他“陆振华”，什么都没有叫。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种错了地方的树，不知道该往哪边长。
“依萍，爸对不起你。”陆振华说，声音碎得像一片一片的瓦。
依萍没有回答。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那双鞋是新的，方瑜陪她买的，棕色的皮鞋，皮很软，穿着不磨脚。
“你对不起的人多了，”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不差我一个。”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又一直没下。护士进来量体温，换药瓶，看了一眼那束花，说了句“花真好看”，出去了。
文佩站起来。“我们走了。你好好养病。”她拿起布包，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下次来，给你带汤。”
陆振华躺在床上，看着她的背影，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声。
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天终于下起雨来。很小，很细，像雾一样飘着，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文佩没有打伞，走在雨里，背挺得很直。依萍走在旁边，也没有打伞。
“妈。”
“嗯。”
“您还恨他吗？”
文佩想了想。“不恨了。恨一个人太累了，妈不想累了。”她转过头，看着依萍，“不是原谅他了。是不想再把力气花在他身上。妈有力气，要用在别的地方。”
依萍没有再问了。她们并肩走在雨里，谁都没有加快脚步，谁都没有说话。雨很小，小到不必躲。
方瑜的律师证考下来了。整个上海滩，这一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只有七个人，方瑜是其中唯一一个女人。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大上海和夜上海同时在传这件事。雪姨打电话给文佩说：“你那个干闺女，了不得。”文佩说：“不是我干闺女，是我闺女的朋友。”雪姨说：“一样。反正比你强。”文佩没有生气，因为她知道雪姨说的是实话。方瑜确实比她强，比很多人都强。
依萍在大上海的化妆间里，把那条“恭喜方瑜律师”的横幅挂在了墙上。方瑜进来的时候，看到那条横幅，愣了三秒钟，然后笑了。
“你这是干什么？”
“庆祝。”依萍站在椅子上，把横幅的两端用图钉钉好，跳下来，“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第一个当律师的。”
“上海滩第一个女律师。”方瑜纠正她。
“对。上海滩第一个女律师。”依萍走到她面前，伸出手，“方瑜律师，以后请多关照。”
方瑜握住她的手，握得紧紧的。“你也是。陆老板。”
两个人看着对方，笑得像两个傻子。秦淮野靠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嘴角弯了一个很小的弧度。他没有说话，只是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端了两杯茶过来，放在桌上。
“庆祝要用茶？”方瑜问。
“大上海不卖酒给女律师。怕喝醉了拆房子。”秦淮野说完，转身走了。
方瑜看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依萍。“他是在开玩笑吗？”
“应该是。”依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也可能是认真的。”
方瑜笑了，笑得很大声，笑声在化妆间里回荡，震得天花板上的灰簌簌地往下掉。
那天晚上，依萍唱完歌，走出大上海。秦淮野在门口等她。路灯亮着，照着他的侧脸，眉眼很深，鼻梁很挺，嘴唇抿着。
“走吧。”他说。
两个人并肩走在路上。秋天的夜风很凉，吹得路边的梧桐树沙沙地响。依萍缩了缩脖子，秦淮野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肩上。
“不冷吗？”依萍问。
“冷。”
“那你脱给我？”
“你穿着，我就不冷了。”
依萍低下头，闻了闻外套的味道。洗衣皂的气味，干干净净的，带着一点点烟熏的味道——他不抽烟，但秦五爷抽，他身上偶尔会沾到。
“秦淮野。”
“嗯。”
“那天晚上，你说我没有说过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
秦淮野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没有立刻回答，低着头，看着脚下的路。石板路被磨得很光滑，路灯的光照在上面，像一层薄薄的水。
“想说就说了，不想说就不用说了。”他抬起头，看着前方。
“我问你呢。”
秦淮野停下来，转过身，面对着她。路灯的光从头顶照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交叠在一起，像一个拥抱。
“陆依萍。”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
“嗯。”
“你从来没有说过——你喜欢我。”
夜风停了。梧桐树的叶子也不响了。远处黄浦江上的汽笛声飘过来，一声长，一声短，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拉着一把旧二胡。
依萍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的眼睛很黑，黑得像深不见底的井水。但那井水里倒映着一个人——是她自己。
“秦淮野。”她说，声音很轻，轻到像怕惊醒了什么。
“嗯。”
“我喜欢你。”
四个字，落在这条空荡荡的街道上，落在这片橘黄色的灯光里，落在秋天微凉的夜风中，落在两个年轻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人的心上。
秦淮野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握住她的手。手掌很热，握着她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握紧。依萍的手指很凉，被他握在手心里，慢慢地暖过来。
“你听到了吗？”依萍问。
“听到了。”
“那你呢？你不说吗？”
秦淮野低下头，看着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
“陆依萍。”
“嗯。”
“我也喜欢你。”他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喜欢很久了。从你第一天走进大上海，说‘怕也得唱’的时候。从你站在台上，看着那盏蓝灯唱歌的时候。从你搬新家，你妈说‘门不锁’的时候。从你每次说‘明天见’，我都想问你‘能不能别说见，说别的’的时候。”
他停了一下。
“现在不用问了。你说了。我听到了。”
依萍的眼眶红了。她没有哭，但眼眶红了。她在笑，笑得眼睛弯弯的，像两道月牙。那两道月牙里，有泪光。
远处的大上海，灯火还没灭。歌声隐隐约约地飘过来，是她今晚唱的那首歌的尾音，在夜风中慢慢地、慢慢地散了。
但握在一起的手，没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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