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振华最近养成一个习惯——每天傍晚，去“夜上海”坐坐。
他不跳舞，不喝酒，就那么坐在角落的卡座里，要一壶龙井，看着舞池里的人来来去去。雪姨一开始觉得他碍眼，后来习惯了，再后来，偶尔会端着一杯酒过来，在他对面坐一会儿。
“今天生意怎么样？”陆振华问。
“还行。”雪姨翘着二郎腿，手里转着酒杯，“比昨天多了两桌。”
“嗯。”
“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
“嗯嗯。”
雪姨翻了个白眼，站起来要走。
“雪琴。”陆振华忽然叫住她。
雪姨停下来。
“你以前在陆家，是不是很不开心？”
雪姨转过身，看着他。灯光从头顶照下来，把她的脸照得有些发白。她今年四十三岁，眼角有皱纹了，嘴角的法令纹也深了，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亮得不像一个四十三岁的女人。
“开心过。”她说，“刚嫁给你那几年，开心的。”
“后来呢？”
“后来你的姨太太越来越多，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你的鞭子越来越不认人。”雪姨的声音很平，平到像在念一份菜单，“我就不开心了。”
陆振华沉默了很久。
“对不起。”他说。
雪姨愣了一下。
她跟了陆振华二十年，挨过骂，挨过打，挨过白眼和冷脸，但从来没有听过他说“对不起”。
“你吃错药了？”她问。
“没有。”陆振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苦得他皱了皱眉，“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雪姨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酒杯，半天没动。
“行，收到了。”她转过身，走了两步，又回头，“茶凉了让人给你换。别喝凉的，你胃不好。”
她走了。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笃笃笃笃，这一次听起来不像丧钟了。
陆振华坐在那里，看着杯子里慢慢舒展的茶叶，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这个女人。
跟了他二十年，给他生了三个孩子，被他骂了二十年，打了二十年，最后自己开了个舞厅，成了上海滩第一个跟他平起平坐的女人。
而她只是说：开心过。
不是“恨”，不是“怨”，不是“我这一辈子都被你毁了”。是“开心过”。
陆振华把茶杯放下，叫来服务员。
“换一壶热的。”
如萍最近发现一件事——杜飞看她的时候，眼神变了。
以前杜飞看她的眼神，是那种“我好喜欢你但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眼神，带着一点卑微，一点小心翼翼，像一只蹲在门口不敢进门的狗。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看她的眼神是平的，平等的，像看一个并肩站在一起的人。
她说不清楚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那天她在诊所里帮忙缝伤口，缝了一个多小时，站起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了。杜飞走过来，伸手扶住她的肩膀，说了一句：“辛苦了。”
不是“你辛苦了”，不是“如萍你辛苦了”，就是“辛苦了”。三个字，平平淡淡的，像一杯白开水。但那杯白开水，比她喝过的任何一口茶都暖。
“如萍，你在想什么？”
杜飞的声音把她拉回来。她抬起头，发现他正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两杯咖啡。
“没什么。”她接过咖啡，喝了一口，烫了舌头。
“小心烫。”杜飞在她对面坐下，把咖啡放在桌上，没有喝，“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
杜飞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如萍以为他要把她脸上有几颗痣都数清楚。
“我……算了，没事。”
如萍笑了。
“你是不是想跟我求婚？”
杜飞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像个煮熟的螃蟹。他张了张嘴，又闭上，又张开。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看了我三分钟没说话。”如萍放下咖啡，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端端正正，“一个男人盯着一个女人看三分钟不说话，不是想求婚，就是想杀人。你没带刀，所以是求婚。”
杜飞被她说得哑口无言。
“那你……答应吗？”
如萍没有立刻回答。她看着窗外，街上人来人往，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去，一个小孩追着一条狗跑，狗跑得比小孩快，小孩摔了一跤，爬起来继续追。
“杜飞，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
“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是你现在认识的这个如萍，是另一个如萍，她自私、虚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还会喜欢我吗？”
杜飞愣住了。
“你怎么会变成那样？”
“我是说如果。”
杜飞想了很久。
“不会。”他说，“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
如萍低下头，看着自己手指上那枚戒指——不是杜飞送的，是她自己买的，银的，很便宜，戴在无名指上，骗别人说自己订婚了。
她摘下那枚戒指，放在桌上。
“杜飞，我答应你。”
杜飞瞪大了眼睛。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答应我，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不管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你都要告诉我——你喜欢的，是现在这个我。如果我变了，你要告诉我。不要骗我，不要哄我，不要把我当成一个需要保护的瓷娃娃。”
杜飞看着她，看了很久。
“好。”他说，“我答应你。”
如萍笑了。那笑容里没有算计，没有表演，就是一个女人在对的男人面前，放下了所有的盔甲和面具，露出了最里面那层柔软的东西。
她不知道的是，杜飞后来把那枚银戒指偷偷捡起来，放进了口袋里。他找到一家银器店，在戒指内壁刻了三个字——“杜如萍”。他没有告诉她，他打算在婚礼那天，把这枚戒指还给她。
何书桓又去了大上海。
这已经是他这个月第四次去了。每一次都坐在角落，点一杯酒，听依萍唱歌，听完就走，不去后台，不去找她，就那么远远地看着。
他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女人，唱同一首歌，在“记忆”里和在舞台上，会如此不同。
在他的“记忆”里，依萍唱歌是痛苦的。她的声音里有压抑、有委屈、有说不出口的爱和恨。她唱的不是歌，是她自己的命。
但现在，站在大上海舞台上的依萍，唱歌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她的声音里没有委屈，没有压抑，只有一种很纯粹的、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唱歌这一件事情上的专注。
她不是在诉苦，她是在工作。
这个发现让何书桓很难受。他一直以为，依萍是需要他的。没有他，她会像一朵没有水的花，慢慢地枯萎。但现在，她没有他，开得比任何时候都好。
他喝完最后一口酒，站起来，准备走。
“何先生。”
他转过身。秦淮野站在他身后，穿着深灰色的衬衫，袖口卷到小臂，手里什么都没有。
“有事？”
“以后别来了。”秦淮野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他的耳朵里，“你每次来，她回去都睡不好。”
何书桓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她跟你说的？”
“不用她说，我看得出来。”秦淮野看着他，目光很平，没有敌意，没有挑衅，只是一个陈述事实的眼神，“你来了，她就不高兴。你不来，她就高兴。你自己选。”
何书桓站在那里，手指攥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攥紧。
“你喜欢她？”他问。
秦淮野没有回答。
“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她？”
秦淮野看了他两秒。
“跟你没关系。”他转过身，走了。
何书桓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头顶的灯忽明忽暗，像他此刻的心情。
他知道，他输了。
不是输给秦淮野，是输给依萍。
她不再需要他了。甚至，她从来都不需要他。她需要的，是一个愿意在她不需要的时候，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的人。
而他，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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