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通知下来的时候,我正在医疗站给新兵小冯换药。
小冯上周战术匍匐时手肘擦掉了一块皮,换了三次药,愈合得不错。我往他手肘上贴最后一条胶带时,门被推开了,带进来一股戈壁滩清晨特有的凉风。袁朗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密封的文件袋,封口处盖着红色印章。那个印章的规格,我在A大队待了这么久,只见过两次——每次都是在执行紧急任务前。
“小冯,换好药先回去。”他语气很平常,甚至还拍了拍小冯的肩膀。小冯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后来告诉陈岩,队长站在林医生办公桌前面的样子“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门关上。袁朗把文件袋放在我桌上,没有坐下。“有任务。边境方向,我带突击队,明天出发,预计十天到两周。随队军医一名。”他顿了顿,手指在文件袋上轻轻敲了两下,“大队长让我提人选。我提了你。”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平得像是只是在陈述一个已经做出的决定。但我注意到他敲文件袋的手指节奏比平时快——不是紧张,是一个人在说出某个准备了很久的决定时,手指先于嘴唇泄露了情绪的波动。
“理由有三条。”他拉开椅子坐下,双手交叠搭在椅背上,下巴搁在手臂上,歪头看我,嘴角翘起一个我太熟悉的弧度——那是他每次准备长篇大论说服别人时的表情,“第一,你是医疗组负责人,业务能力最强。第二,我们每个人的伤情病史你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战场上节省的每一秒都是命。第三——”他顿了一下,那个痞笑在嘴角停了一瞬,然后化成了更认真的东西,“第三,我带队出去,你在我的队里,我心里踏实。”
“你怎么知道大队长会批?”
“因为他问我‘你觉得林医生能胜任吗’,我说‘能’。他看了我一眼,说‘那就她’。铁路的‘那就她’和别人的‘那就她’不一样——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意思是他早就想到了,只是在等我说出来。”袁朗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插在口袋里,歪头看着我,“所以,林知意同志,明天凌晨四点出发。急救背囊我已经让陈岩提前按模块化配载好了——清创包、止血带、夹板、急救药品、便携式监护仪,全部按你上次演习时设计的方案来。左外侧口袋里有三颗橘子糖,我放的。”
第二天凌晨四点,驻地还裹在一层深蓝色的晨霭里。运兵车在车场排成一列,引擎低沉的轰鸣声打破了戈壁滩的寂静。袁朗穿着作战服,脸上涂了伪装油彩,眉骨的疤从油彩的缝隙里露出一小截浅色的痕迹。他在车门前清点人数,一个一个报名字,报到“林知意”时,他的声音没有停顿,但眼睛在我身上多停了一秒。那一秒里他嘴角翘了一下,然后迅速恢复成指挥官的严肃面孔。我背着急救背囊登上二号车,坐在靠窗的位置。袁朗最后一个上车,坐在我对面。
车队驶出驻地,窗外的戈壁滩在晨曦中渐渐苏醒。车里的队员们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检查装备。袁朗把单兵电台的频率调好,把备用弹匣压进战术背心的口袋里,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是一枚臂章,边缘略有磨损。
“这枚臂章跟了我六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这次任务我把它带着,但放在你这里。”他把臂章递过来,“到了边境,环境会比驻地恶劣得多。山地、丛林、昼夜温差大,可能还有交火。跟紧我,别擅自行动。你是军医,也是我的队员,队长的命令必须听。”
“那医疗组的命令你听不听?”
“听。”他毫不犹豫,“该你听我的时候听我的,该我听你的时候听你的。”
抵达集结区域已经是第二天傍晚。边境地带的地形和驻地完全不同——山地连绵,植被茂密,空气里带着戈壁滩上从来没有过的潮湿气息。袁朗一落地就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伪装油彩遮住了他眉骨上的疤,却遮不住那种猎豹被放入猎场时的专注。每一次下达命令都斩钉截铁,每一个战术手势都干净利落,小组的每一步推进都像是他脑中的沙盘推演。
任务进行到第三天下午,突击队穿过一片密林向目标区域渗透时,天色陡然变暗,云层压低到了几乎压着树梢的高度。暴雨毫无征兆地砸下来,雨势又急又猛,几分钟之内地面就变成了泥沼。袁朗在前面打头阵,每一步踩下去都陷到脚踝。他回头朝队伍打了个手势,示意所有人就近找掩体避雨。队员们三三两两散开,有的钻进岩壁下浅浅的凹坑里,有的蹲在倒下的大树背后。
我找到一棵倾倒的粗壮树干,背靠着它坐下,急救背囊抱在胸前,雨点砸在头顶的树叶上噼啪作响。袁朗最后一个进掩体,全身湿透,作训服上全是泥。他在我旁边蹲下来,第一件事是伸手摸了一下我急救背囊的表层布料——防雨罩完好,里面的器械和药品没有被雨水渗进去。
“你自己湿透了吧。”我说。
“衣服湿了无所谓,你的急救器材不能湿。”他在我旁边坐下,背靠着同一根倒木,两臂交叠搭在膝盖上,仰头看着头顶密集的雨幕。雨水顺着伪装油彩往下淌,他眯起眼睛,抬手在眉骨上方搭了个雨棚。安静了没两分钟,他忽然用肩膀轻轻撞了撞我。
“这种场景,我好像在信里写过。给你写信的时候我设想过无数次——执行任务的路上,山区,密林,忽然下起大雨。当时想的是一个人蹲在雨里,把信封揣在衣服最里面,怕淋湿。现在变成了两个人在同一棵倒木底下躲雨。你的急救背囊里有三颗橘子糖,左边外侧口袋,防雨罩拉链下面。可以现在吃一颗——专为恶劣天气储备的战略物资。”
我从背囊左外侧口袋里摸出三颗橘子糖,剥开一颗塞进嘴里。酸甜的橘子味在舌尖上炸开,和雨水的清凉混在一起,在这个被暴雨围困的密林里显得格外不真实。袁朗也剥了一颗,含在嘴里,含混不清地笑了笑:“等以后退了休,再回忆这段,第一时间想起的肯定不是那些战术数据——而是这场雨和这两颗糖。”
他说完这句话,从战术背心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防水袋,上面印着“机密”两个红字。那是装任务文件的密封袋,显然已经被他腾空了,此刻里面放着一小叠便签纸和一支短铅笔。他抽了一张便签纸,用膝盖垫着,在暴雨声中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写完把便签对折了一下递过来。
便签上的铅笔字迹被手汗洇得有点糊,但那行字清晰可辨——“在边境密林遇暴雨,和她同躲一棵倒木。她给了我一颗橘子糖。这辈子最狼狈的时刻也是最好的时刻。”
我低头看着那张便签,把它仔细对折好,放进急救背囊最内层的防水袋里。抬起头时,雨势已经小了一些,树冠上透下几缕灰白色的天光。忽然愣住了——我的口罩呢?从登车到现在一直戴着的口罩,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袁朗,你看到我口罩了吗?刚才还在的。”
袁朗转过头来看了一眼,顿了一下,伸手在自己作战服胸前口袋里掏了掏,掏出一个全新的独立包装口罩,在我面前晃了晃。
“出门前从你诊室抽屉里拿的。不是偷——是提前替你备着。你诊室抽屉里还有一盒,我就拿了一个。”
“你连这个都准备了?”
“战术素养。”他拆开包装,把口罩递过来。我接过来戴上,口罩的系带弹性刚好,和他平时在医疗站偶尔帮我调整口罩时记住的松紧度一模一样。
暴雨停歇后,任务继续推进。接下来几天,陆陆续续有伤员送来,大多是轻伤——扭伤、擦伤、被树枝刮伤。我在掩体里接诊、包扎、记录,每个伤员处理完之后重新归队。有一次袁朗在单人电台里问我前线情况怎么样,我说三个轻伤,全部处置完毕。他在频道里沉默了一秒,然后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等任务结束,回驻地第一件事——我要吃老马的红烧肉。”我说你这是跟我汇报还是跟老马汇报,他说跟你汇报,然后你去跟老马说。老马听你的。
撤离那天,所有人分批登上运兵车。车厢里弥漫着汗水、硝烟和泥土混合的气味,有人靠着背包睡着了,有人在低声清点装备。袁朗最后一个上车,坐在我旁边,作战服上全是泥和汗的痕迹,脸上油彩被冲得一道一道的,眉骨的疤从油彩的缝隙里露出一小截浅色的痕迹。他靠在座椅上闭目了片刻,然后睁开眼睛,用右手碰了碰我的手肘。
“急救记录我看了。这次任务期间你一共处理了九个伤员,没有一例伤口感染。我的防皲裂膏按时涂了,保鲜膜也裹了,陈岩监督的。左肩那道疤这次没有被低温天气坑到。”他歪过头,在车厢昏暗的光线里扯出一个笑意,“任务完成,全员安全返回。你的臂章可以还给我了。”
我从急救背囊内侧口袋里掏出那枚臂章,铜扣冰凉光滑。我把它递到他面前,他伸出右手接过,没有立刻别回左臂上。
“同出同归。”他说,然后收起臂章,在车厢的颠簸中伸出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腕。力道不重,松垮垮的,但很确定,和在岗楼顶上睡着时握住我手腕的那次一模一样,“任务结束了。回家。你坐我旁边,路上可以靠着我的肩膀睡——左边是好的,右边有块淤青,轻伤,回去再给你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