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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早上，袁朗敲开医疗站的门时，我没有穿白大褂。

他站在门口，夏常服的领口扣得整整齐齐，头发大概刚洗过，眉骨的疤上沾着一小点没擦干净的水珠。看到我的一瞬间，他的眼睛从上到下走了一遍，然后停在某个不确定的位置——不是平时那种“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在忙”的眼神，而是一个休假日的开端。

“你没穿白大褂。”

“今天调休。”

“我知道今天调休。我只是——”他歪着头又看了两秒，嘴角翘起来，“我好像没见过你不穿白大褂的样子。好看。跟穿白大褂不一样的好看。”

他把手里的一个保温杯递给我。老马的桂花茶，加了两勺蜂蜜，温度刚好入口。我接杯子的时候碰到他的指尖，有点凉，大概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好意思直接推门。

调休是两个人提前一周跟各自那边报备好的。他找了齐桓代管周六的训练，我让陈岩顶白天的班。铁路在袁朗的调休申请上批了“同意”，齐桓在自己的排班表上把周六的“队长”那一栏改成了“齐桓（代）”，备注里写了一行字：“队长调休，非紧急事务不要找他。紧急事务的定义参照作训条例第三章第七条。另：如果是医疗站的电话，直接转接。——齐桓”

袁朗说他今天的安排很简单：去镇上。不是去县城，就是离驻地最近的那个小镇——一条主街，一个供销社，一家邮局，一家修车铺，一家兼卖农药的杂货店。他上次拉练时路过，觉得邮局门口的台阶坐着应该挺舒服。

驻地派了一辆吉普车送两人到镇口。开车的还是齐桓。他全程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安全带”，一句是“下午五点原地接”。车停在镇口那棵歪脖子沙枣树下时，他从后视镜里看了袁朗一眼。

“上次演习的报告还没写完。回来记得补。”

“今天调休，不谈工作。”

“你不谈工作，不代表报告可以拖。”齐桓的嘴角动了一下，然后把车门锁打开，“五点。别迟到。”

镇子不大，从头走到尾大概十分钟。邮局的绿色门脸在整条街上最显眼，门口果然有几级水泥台阶，被太阳晒得温热。袁朗在台阶上站了片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

“今天的行程。跟上次的正式会面方案不一样——这次没有时间表，没有应急预案，就几个选项。”他把纸展开递给我。上面用铅笔画了一张极简的路线图，标注了镇上几个可去的地方：供销社（有橘子糖卖）、邮局（可以寄信）、修车铺门口的长椅（上次拉练路过时发现角度适合看日落）。最下面一行写着：“所有选项均可根据林医生意愿随时调整。主办人：袁朗。应急预案：无。”

供销社的橘子糖果然有货。袁朗站在柜台前挑了三种口味，一样拿了一袋。售货员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隔着老花镜看了他一眼，说你上次是不是来买过。袁朗说我上次来的时候穿着作训服，您还记得？老太太说穿着作训服来买糖的当兵的，你是头一个，我记性好得很。袁朗把三袋糖放在柜台上，又指了指货架上的大白兔奶糖，说来一袋这个。走出供销社，他把大白兔奶糖的袋子撕开，倒了几颗在口袋里，剥了一颗递到我嘴边。奶糖的甜味在舌尖上慢慢化开，他边走边吃，把剩下几颗橘子糖分门别类装进不同的口袋——左口袋是橘子味，右口袋是草莓味，大白兔在上衣兜里。“分区存放，方便快速取用。”他说这是他跟齐桓学的，齐桓的公文包就是这么分的。

中午在镇上唯一一家面馆吃饭。两张桌子，墙上贴着褪色的菜单，老板兼厨师兼跑堂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端上两碗牛肉面之后坐在隔壁桌剥蒜。袁朗吃了两口，抬头看我。

“怎么样？”

“比老马差一点。”

“我也有同感。但这话不能告诉老马——他会骄傲。”他把辣椒罐推过来，又推回去，“你最近瘦了。上周连续四个夜班，上周接诊量比前周多了三分之一。你的健康周报里写的。”

“你看得挺仔细。”

“每期都存档了。你的周报和我的周报放在一起，按日期排列。等我攒满一年就装订成册，封面手写，请齐桓题字——不过齐桓的题字大概会是‘恋爱周报合订本’七个字用尺子量着写。”他说话时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声调比平时散漫，像是所有话题在这张油渍斑斑的折叠桌上都可以想聊到哪里就聊到哪里。

吃完面，两人去邮局。邮局里只有一个窗口开着，里面的工作人员正低头看报纸。袁朗买了两张明信片，递给我一张。“寄给自己。写点今天的事。等回到驻地就能收到。”

明信片正面是戈壁滩的风景照，背面空白。我想了想，写了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调休，在小镇邮局写明信片。袁朗在对面写，他的字还是那么丑。”袁朗偷瞄了一眼，抗议说他的字这个月已经有进步了，然后低头在自己的明信片上刷刷地写。他写完之后把明信片翻过来给我看——“今天休息，去了供销社买糖，吃了牛肉面，在邮局写明信片。林医生说我的字丑。其实她的字也没多好看，但我不嫌弃。——袁朗”

我把明信片投进邮筒。他投的时候在邮筒旁边站了片刻，看着那绿色的铁皮筒，忽然说以后每次调休都来寄一张。寄满一盒，再把盒子里的明信片倒出来，一张一张铺在地上看。我在明信片背面写“某年某月某日，调休，在小镇邮局写明信片”，是为了将来某一天翻开背面能看到今天的邮戳。他说要把明信片铺满地板一张一张看，是想看邮戳上的日期连起来是多少年。

傍晚，两个人坐在修车铺门口的长椅上。修车铺老板收工了，卷帘门拉了一半，门口水泥地扫得干干净净。长椅正对着镇子西边，戈壁滩的地平线一览无余。袁朗坐在旁边，左腿伸直，右腿曲起，手里转着一颗橘子糖。夕阳沉得很慢，像是在戈壁滩的边缘停了一下，然后把整个天空烧成了橘红色。

“今天开心吗？”他问。

“开心。”

“那就好。”他把那颗糖剥开塞进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今天没有方案，没有预案，没有时间表。就是普通的休息日。你和我。”

“两个人总得有一个不那么靠谱的。”

“你跟我互补。齐桓说咱俩搭配效率最高——你负责严谨，我负责创意。”他把手从椅背上移开，自然而然地搁在我肩头，动作很轻，像是随手搭着一件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他的掌心落在肩胛骨外侧，隔着衣料能感觉到他指腹的茧。夕阳正好沉到地平线上，整个戈壁滩镀上了一层金红色。

五点整，那辆军用吉普准时出现在镇口。齐桓摇下车窗，看了一眼并排坐在长椅上的两个人，然后看表。“五点。准时。难得。”袁朗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走吧。两人上车，他这次没有坐副驾驶，而是跟我一起坐在后座。齐桓从后视镜里瞟了一眼，什么都没说，把车掉了头，驶上回驻地的路。车窗外，戈壁滩被夕阳染成金红色，沙枣树的影子拉得很长，镇子的轮廓在身后渐渐缩小。袁朗忽然伸手碰了碰我的手腕，递过来一个东西——一张从明信片包装袋上撕下来的硬纸片，被他剪成了书签大小，正面画了一只小老虎趴在一张长椅上，长椅旁边写着“某年某月某日，调休，下午，修车铺门口，夕阳很好”。背面写了一句“第一万次觉得认识你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