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蝶血
Author: 少谷的杨青玄

陈望舒蹲在永康路对面的屋檐底下，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天刚下过雨，地上湿漉漉的，蹲久了膝盖发酸。他把重心换到另一条腿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没点，在指间转了两圈，又放回去。对面是一排老式里弄房子，灰砖墙，红漆门，门牌号被雨水泡得发白，要眯着眼才能看清。

六十三号。六十五号。六十七号。

他要盯的是八十九号。

昨天夜里他在值班室翻到了有关永康路八十九号的一份旧档案。档案上说那是一处民宅，住着一对夫妻，男的在一家纱厂做账房先生，女的在家带孩子。但档案附了一张手绘的周边地形图，图上标注了三个出入口和两条撤退路线。这意味着有人曾经认真研究过这栋房子。档案的日期是民国三十年的，两年前。后来为什么不了了之，没有说明。

今天是他跟踪周维新的第三天。前两天的日志交上去之后，陈默群没有给他新的指令，只说了一句“继续跟”。陈望舒没有多问。他在南京特训班学到的第一课就是：上级让你继续，就不要问“继续到什么时候”。

八十九号的门开了。

出来的是一个女人，穿蓝布褂子，手里提着一个竹篮，篮子里盖着一块花布。她出了门往左拐，步子不快不慢，鞋底踩在湿石板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陈望舒没有动。他的目标不是她。过了大约五分钟，门又开了。这次出来的就是周维新。

他换了一身藏青色的长衫，戴着一顶灰色礼帽，胳膊下夹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和昨天一样，还是鼓鼓囊囊的。他站在门口左右看了一眼，然后也往左拐。陈望舒等他走出约五十米，站起来，跟了上去。

今天的周维新脚步比前两天匆忙。他不走大路，专门穿弄堂，七拐八拐，像是怕人跟着。陈望舒不敢跟太近，隔着两条巷子的距离，靠听脚步声判断方向。这种老式里弄的布局复杂，前后左右都是通的，稍不留神就会跟丢。有一次他拐过一个墙角，差点迎面撞上一个倒马桶的女人，侧身避开时鞋底在青苔上打了滑，他扶住墙，稳了一下，再探出头去——周维新还在，正在前面五十米处的一家烟纸店门口停下来买东西。

他买了一包烟。店家递给他烟的时候，他低头说了句什么。店家的脸在柜台后面被遮住了，看不见。

陈望舒记住了那家烟纸店的位置：永康路和一条不知道名字的小巷交叉口。他把这个信息也写进当天的日志里，养成了不分内外、只要是觉得可疑的信息就记录的习惯。

周维新继续走。出了弄堂口，上了大路，忽然停在一家小饭馆门口。陈望舒见他朝里面看了一眼，像是在找什么人，然后就推门进去了。

陈望舒没有跟进饭馆。他走到马路对面的一家旧书店里，假装翻书，隔着玻璃窗看饭馆门口。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周维新出来了。他手里那个牛皮纸信封不见了。

陈望舒在日志里写：信封消失，时间约二十分钟，饭馆名称“聚贤居”，地址霞飞路三四七号。

这天傍晚，他回到宿舍，把这三天的日志摊在床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把一些人名、地名、时间、物品按顺序写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关联图。周维新——报社——杂货铺（买烟，柜台后无人）——老正兴菜馆（与灰衣人见面）——永康路八十九号（停留四十分钟，带走牛皮纸信封）——聚贤居（信封消失）。

画完这条线之后，他坐在床边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纸撕碎了冲进了马桶。

他没有在日志里写自己画过这张图。

日志上交之后，陈默群又看了一遍。他翻到最后一页，目光停在“聚贤居”三个字上。

“你去过这家饭馆吗？”他问。

“没有。”

陈默群把日志合上，放在桌角。

“明天开始你不用跟了。”

“是。”

陈望舒没有问为什么。

值夜班的第一天晚上，快十一点的时候，沈醉秋来了。这是陈望舒第二次近距离见到她。

那天她穿了件灰绿色格子呢大衣，头发用一根簪子别在脑后，脸上的妆比上次淡，嘴唇上只有一层很薄的润唇膏的光泽。她换了鞋，从玄关的鞋柜里拿出一双平底布鞋换上，拎着那双高跟鞋上楼去了。她没看见他。

陈望舒在值班室里听到她的脚步声上了楼，然后停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楼梯上又响起脚步声。这次是下来的，走得很慢，中间停了一次，好像是在犹豫什么事。

沈醉秋出现在值班室门口。

她敲了敲门框。

“值班室有热水吗？”

陈望舒指了指桌上的暖壶。

沈醉秋走过来，拿起暖壶摇了摇，听见有水声，从桌上拿了一个搪瓷杯倒了一杯。她把杯子端在手里，没有走，在旁边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叫什么来着？”她问。

“陈望舒。”

“陈望舒。”她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在确认读音，“你是哪里人？”

“江苏。”

“江苏哪里？”

“盐城。”

沈醉秋点了点头，低头喝了一口水。

“你知道我为什么下来吗？”她忽然说。

“不知道。”

“楼上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不舒服。”

她说完这句话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说。她坐在那把硬木椅子上，两只手捧着搪瓷杯，杯子里的热气冒上来，把她的脸笼在一层薄薄的雾后面。

陈望舒没有接话。

值班室里只有一盏台灯，光线照在两个人之间的桌面上，把桌面上那本翻开的日志照出一小块光亮。陈望舒伸手把日志合上了。

“你在写什么？”沈醉秋问。

“日志。”

“站里的人都要写日志？”

“值夜班的要写。”

沈醉秋没有再问。她把搪瓷杯里最后一口水喝完，站起来，把杯子放回桌上。

“早点休息。”她说。

她走出去的时候带上了门。走廊里的脚步声上了楼，然后消失。

陈望舒把那本日志从桌上拿起来，塞进了帆布包里。

第二天早晨他从值班室出来的时候，天还没亮透。走廊里的灯已经关了，楼梯转角处的窗户透进来一点灰蓝色的光，照着楼梯扶手上一层薄薄的灰。

他在楼梯上碰见了唐世安。唐世安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衫，领口竖起来，像是刚从外面回来。两个人面对面站着。

“昨天夜里沈小姐来了？”唐世安问。

“来了。”

“待了多久？”

“不到一根烟的工夫。”

唐世安点了一下头，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又摸打火机，打了两次才打着。

“她都跟你聊什么了？”他吐出一口烟，语气很随意。

“要了一杯热水。坐了一会儿。走了。”

“就这些？”

“就这些。”

唐世安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的脸上停了两秒，然后移开了，落在他身后的墙上。

“她这个人，”唐世安说，“对谁说话都那样。你别多想。”

“我没有多想。”

唐世安把烟掐灭在走廊的水泥墙上，那截烟头在墙面上留下一个焦黑的圆点。

“那就好。”

他从陈望舒身边走过去，脚步很快，拐过楼梯转角，上了楼。

陈望舒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下楼，走出大门。早晨的法租界很安静。街上的法国梧桐被昨天的雨洗过一遍，叶子绿得发亮。一个清洁工在扫落叶，扫帚在地上一下一下地刮，发出沙沙的声音。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去巷口的早餐摊上买了两个包子，一边走一边吃。包子是青菜香菇馅的，皮太厚，馅太少，吃到第二个的时候他咬到了一口没和匀的盐，咸得他皱了一下眉。他想起之前沈醉秋递给他豆浆的事，想起她那种自然而然的、漫不经心的示好，像是从小被训练出来的本能。他在特训班学过，对人过度的亲近要保持警惕——不管那个人看起来多么无害。但沈醉秋的“无害”恰恰是最可疑的地方。

一个财政次长的独女，一个军统行动队队长的未婚妻，一个出入军统上层社交圈如出入自家客厅的女人。她没有道理对他这样一个底层的跟班亲近。

除非她有理由。

或者除非她没有理由——只是无所顾忌，只是真的懒得对他设防。

陈望舒分不清是哪一种。他选择记住，但不判断。

上午十点，他接到一个新任务。不是跟踪，不是值班。陈默群的副官拿给他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火车票和一卷钱。

“站长让你去一趟南京。”副官说，“当天来回，具体任务到了南京有人跟你说。”

他没有问什么任务，接了信封装进内衣口袋。

火车是下午一点的。他到北站的时候，站台上已经挤满了人。兵、商人、拖着孩子的女人、挑着担子的小贩，空气里混杂着煤烟味、汗味和茶叶蛋的味道。他挤上车，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对面坐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孩子一直在哭，女人哄不住，自己也红了眼眶。

陈望舒把目光转向窗外。站台上有几个日本兵在巡逻，枪托磕在水泥地上，一下一下。

火车开动了。城市的轮廓慢慢从车窗外褪去，厂房、棚户区、农田。他在南京特训班的时候见过这条路，那时候路两边的田里还种着庄稼，现在有些田荒了，长满了野草。

火车在南京下车的时候，站台上有人接他。一个穿灰布中山装的年轻人，手里举着一张纸，纸上写着“陈望舒”三个字。

他走过去。

“跟我走。”

他们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车子在南京城里开了大约二十分钟，停在一栋灰色大楼前面。楼门口有岗哨，持枪的士兵拉开铁门，放他们进去。

他被带进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人，四十来岁，秃顶，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那人见他进来，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了。

“坐。”

陈望舒坐下来。

那个秃顶的男人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推到陈望舒面前。

照片上是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方脸，浓眉，嘴唇很薄，站在一个花园洋房前面，手里拄着一根文明棍。照片的背景里有一栋红砖小楼和一棵很大的广玉兰。陈望舒注意到照片右下角有一行手写的日期：三三年春。

“认识吗？”秃顶男人问。

“不认识。”

“他叫沈伯韬，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秃顶男人把那三个字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咬，“沈醉秋的父亲。”

陈望舒没有说话。

“你在上海，会经常见到沈醉秋。”秃顶男人从眼镜上方看着他，“组织上对你的要求是——”

陈望舒打断了他。

“什么组织？”

秃顶男人看了他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本子，翻开，放在桌上。本子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陈望舒不认得，但他认得照片下面的那枚钢印。

“你不用知道太多。”秃顶男人把红皮本子合上，收回抽屉，“你只需要知道，沈伯韬这个人，中央一直在争取。你在上海的观察，对这个争取很重要。”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

“沈醉秋是什么样的人，她对你有用。但你要记住，她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也用不着让她知道。”

陈望舒沉默了片刻。

“她跟我不是一个系统的人。”秃顶男人看穿了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语气像是在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没有再多的话。秃顶男人给了他一个南京的电话号码和一句接头暗号。暗号是一句诗，上半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下半句他在纸上写下来，推给他看：一行白鹭上青天。

陈望舒看了一眼，把纸条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了。

秃顶男人看了他这动作一眼，没有说什么。

从大楼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来接他的那个年轻人还在车里等他，见他出来，发动了车子，把他送回南京站。火车已经晚点了，站台上的人比白天少了很多，风从轨道上灌进来，吹得他大衣下摆翻起来。

他在站台上的一个热水桶旁边站了一会儿，看到不远处的候车室里坐着一个老妇人，怀里抱着一个包袱，包袱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一个铁路警察走过去跟她说了两句话，她连连点头，站起来，挪到了另一把椅子上。

上火车之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座位。这趟车厢比来的时候空一些，对面坐着一个穿军装的年轻男人，帽檐压得很低，正在打瞌睡。陈望舒没有看他，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在包上面。

窗外的田野已经完全黑了，偶尔有一两盏灯从车窗外掠过去，像萤火虫一样闪一下就没了。他闭上眼睛，但没有睡着。秃顶男人说的那些话一句一句在他脑子里转。

“沈伯韬……中央一直在争取。”

“沈醉秋……她还不知道你的身份。”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他把脖子上的那枚铜纽扣隔着衬衫摸了摸，感觉到它还在。

火车到上海的时候，已经快夜里十一点了。他走出北站，在广场上找了一辆黄包车。拉车的是个老头，问他去哪，他说了法租界的地址。老头看了看他，没有多话，拉起车子走了。

车过苏州河的时候，风很大，吹得河面上的水纹一层一层地往东边赶。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水里，晃晃悠悠的，像是随时会碎掉。

陈望舒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在南京特训班的时候，有一个同期的学员，山东人，姓赵，外号“老赶”。老赶比他大三岁，话多，爱笑，射击成绩一直垫底。毕业分配的时候老赶被分到了武汉站。后来武汉失守，站里死了很多人，老赶也在里面。消息传到南京的时候，陈望舒正在靶场上打靶。十发子弹，他打了九十七环。教官说好。他把枪放下，擦了擦手，什么话也没有说。

老干临死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他不知道。

就像他不知道今晚到站之后谁会在出站口等他——其实也没有人等他。他到值班室报到的时候快十二点了，接他班的人说站长让他明天上午不用来，下午直接去办公室。他应了一声，没多问，上楼回了宿舍。楼道里的灯还亮着，他开门，开灯，放下帆布包，坐在床沿解鞋带。

今晚对面的那扇窗户亮着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