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门打开的一瞬间,一股陈旧的、密封多年的气味扑面而来——金属、纸张、干燥的空气,还有一种极淡的、像消毒水挥发后残留的凛冽。柜子里不是空的。上层整整齐齐码放着几摞档案盒,灰色的硬纸板,侧面贴着统一的标签,标注着年份和编号。最上面一盒的标签写着:1979-1984 / A-01 / 基础发育观测记录。
A-01。我的编号。
周时予伸手取下那盒档案,放在地上,掀开盒盖。里面是一沓沓装订好的报告,纸张已经泛黄,但保存完好。每一份报告的封面都盖着红色的“机密”印章,右上角贴着我的照片——从婴儿到幼儿,一年一张,同一个白色背景,同一个角度。第一张照片里,我刚出生不久,皱巴巴的,闭着眼睛,手腕上系着一根识别带。最后一张大约四五岁,穿着白色连衣裙,对着镜头笑,缺了一颗门牙。
周时予没有翻开报告内容。他把盒盖轻轻合上,放回原处,然后看向柜子下层。下层放着一个黑色的手提箱,比档案盒稍大一些,箱体是铝合金材质,边角有磕碰的痕迹,锁扣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标签,手写着三个字:“沈未央”。他提起箱子,放在地上,按开两侧的锁扣。
箱盖弹开一道缝隙。他停了一下,然后掀开。里面铺着一层深蓝色的绒布,绒布上躺着一件东西——一把钥匙。和之前那把铜钥匙几乎一模一样,但更小一些,齿痕也不同。钥匙下面压着一张叠好的信纸。周时予取出信纸展开,纸上只有两行字,笔迹和琴谱上的一致:
“未央亲启:你既至此,想必已走过很长一段路。辛苦了。接下来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这把钥匙,开的是我留给你的最后一道门。门在你心里,不在别处。——母亲。”
我站在那排档案盒前,看着那张信纸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周时予把信纸轻轻折好,连同那把钥匙一起,放进自己外套的内袋里。然后他站起身,关上柜门,发出一声低沉的金属碰撞声。
“央央阿姨,”他说,“外婆说的最后一道门,不在南极。在心里。她让你自己决定,要不要打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