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
周时予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在咀嚼它的重量。他的手还贴在玻璃壁上,指尖泛白,但语气没有波澜,像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
陈国栋走过来,蹲下,仔细查看培养舱底部的接口。他用手电照着,眯起眼睛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表情比刚才更凝重。
“他说得对。这套循环系统的管径和流量参数,不足以支撑一个完整人体的代谢需求。但维持离体神经器官——绰绰有余。”
我盯着那管空荡荡的蓝色液体。它安静地立在那里,在冷白色的灯光下,像一截被遗忘的标本。我试着想象它曾经承载过什么——一团灰粉色的组织,浸泡在营养液中,被电极和导管环绕。它有意识吗?它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吗?它知道自己被培育出来是为了什么吗?
“如果这里培育的是大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那它现在在哪?”
陈国栋没有回答。他走到房间另一侧的控制台前,按下电源键。屏幕亮起,显示出操作系统的界面,是极其老旧的设计,字符界面,绿色的命令行在黑色背景上跳动。他敲了几行指令,调出一段日志。
日志很长,记录了数十年的运行数据。大部分是常规的环境监测和设备自检,每隔几小时一条,枯燥而规律。直到三个月前的一条记录,打破了这种规律。
时间戳:03:17:22。操作类型:培养舱解锁。执行者:管理员权限。
之后,所有的生命维持记录停止了。培养舱内的温度、压力、营养液成分数据,全部在那一刻中断。没有报错,没有警报,像是一次有计划、有授权的正常关机。
“三个月前。”我说,“正好是南极基地被毁之后不久。”
陈国栋继续往下翻日志。在培养舱解锁记录之后,系统又正常运行了一段时间——空调、照明、存储单元的自检仍在继续,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直到七天前,出现了一条新的记录。
时间戳:22:41:05。操作类型:数据批量导出。执行者:管理员权限。导出内容:全部实验数据。目标端口:内部网络转发节点。
之后,系统日志戛然而止。最后一条记录之后,所有的传感器数据都消失了,只剩下操作系统本身还在运行,像一个被搬空了所有家具的房子。
“七天前。”我重复,“正好是我们出发来这里之前。”
陈国栋直起身,关掉了控制台的屏幕。他的动作很慢,像在处理一件他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数据导出的目标端口,就是那个转发节点。压缩包到达这里后,和导出的实验数据合并,被一起转发到了最终目的地。”他顿了顿,“我们现在知道的信息是:三个月前,有人用管理员权限取走了培养舱里的东西。七天前,同一权限将所有实验数据打包导出。这个基地现在已经空了,只剩下硬件。”
“管理员权限是谁?”我问。
陈国栋沉默了几秒。“系统里没有记录具体的用户名。但在这个基地的设计架构中,管理员权限只有两个人拥有——沈清婉,和沈清仪。”
清姨已经死了。母亲也在南极基地的坍塌中消失了。但她们的权限,却在这个基地里被使用了两次。一次取走了培养舱里的东西,一次带走了所有数据。
周时予从培养舱边走开,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工作台前。台面上散落着一些杂物——几支已经干涸的记号笔,一本翻到卷边的笔记本,一个空了的咖啡杯。他拿起那本笔记本,翻开,快速浏览了几页,然后停在其中一页上。
“央央阿姨,你过来看一下。”
我走过去。他指着一页上的手写笔记。字迹很潦草,像是匆忙中写下的,但依然能辨认出是母亲的笔迹:
“第九次意识映射实验失败。离体培养脑组织在第47天出现了自发信号活动,但与预期目标模式的匹配度仅为23.7%。它似乎在学习,但学习的方向与我们设计的不一致。它在发展自己的语言,一套我们无法解码的符号系统。我记录到了一段重复出现的信号序列,经过多次对比,发现它与时予在钢琴即兴演奏中常用的一个旋律片段高度相似。巧合?还是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共鸣?——沈清婉,2019.11.2”
我读完这段笔记,手指微微发凉。2019年,时予才三岁。他刚开始学钢琴,刚能在琴键上弹出完整的音阶。而在这里,一个被培育在大脑,正在学习一种与他的旋律相似的语言。
周时予合上笔记本,动作很轻,像合上一扇不该被打开的门。他没有说话,但我注意到他把那本笔记本放进了自己的背包里。
陈国栋在房间里做最后的检查——拍摄照片,拷贝剩余的日志文件,封存几块存储单元作为证据。他的动作很专业,但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感,像一个人在清理废墟时,明知下面埋着什么,却还是要一铲一铲挖下去。
“这里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他说,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沉闷,“数据被带走了,样本被取走了。剩下的只有硬件和建筑。”
“还有那个转发节点。”我说,“数据从这里发出,总有一个最终的接收端。能找到吗?”
“可以试,但不能保证。对方的反追踪做得很好,多层跳转,每个节点都在传输完成后自动清除缓存。我们能追溯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他把相机收进背包,拉上拉链,“除非——他们主动联系我们。”
这句话悬在空气中,像一根绷紧的弦。我们都知道,对方既然精心设计了这一切,就不可能只是为了销毁证据。他们带走了数据和样本,说明这些东西还有用。有用,就意味着不会就此沉寂。
周时予站在那根空荡荡的培养舱前,最后看了一眼那管蓝色的液体。然后他转过身,朝门口走来。
“走吧。”他说。
我们沿着来时的走廊往回走。头灯的光柱在黑暗的隧道中摇曳,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里回荡。走到隧道出口时,外面的天已经快黑了。戈壁的黄昏来得很快,太阳沉入地平线后,天空从橘红迅速过渡到靛蓝,然后被深紫色吞没。气温骤降,风裹着沙砾打在脸上,像细砂纸在打磨皮肤。
我们上车,发动引擎。陈国栋调了个头,车灯照亮了来时的土路,蜿蜒曲折,消失在暮色中。周时予坐在后座,抱着他的分析仪,屏幕的微光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
“央央阿姨。”
“嗯?”
“那个大脑,它学的旋律,是我三岁时经常弹的一段即兴。”他的声音从后座传来,很平静,像在讨论一个学术问题,“那段即兴我没有录下来,也没有写在谱子上,弹过之后就忘记了。我自己都不记得完整的旋律了。”
他停顿了一下。
“但它记得。”
车子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车灯切开越来越浓的夜色。远处的祁连山脉在天际线上勾勒出一道锯齿状的剪影,山顶最后一抹余晖正在消散。
我握紧方向盘,没有说话。后视镜里,周时予低着头,看着分析仪屏幕上静止的波形图。他的侧脸在屏幕的微光中显得很安静,看不出在想什么。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林晚发来的消息,只有一句话:
“时予睡了吗?”
我看了一眼后座。周时予靠在窗边,眼睛半阖,呼吸逐渐变得均匀。分析仪还抱在他怀里,屏幕已经暗了下去。
我打字回复:“还没到酒店。他醒着。”
几秒后,林晚回了一个“好”字,然后是一个定位信息。不是回家的路,也不是酒店的地址,而是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城东,老城区,一条我甚至不知道名字的巷子。
紧接着又是一条消息:
“有人往画廊寄了一个包裹,收件人写的是时予的名字。寄件地址是空的,但邮戳是本地。我还没打开。等你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