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十年,旧同事老周从美国回来探亲。老周当年也是地下组织的,后来去美国定居在洛杉矶开了一家中餐馆。两人见面时都老了,老周头发白了背也驼了,但眼睛里还有年轻时的精神。两个老人喝着酒聊往事,从南京聊到上海从上海聊到重庆从重庆聊到台湾。
长亭,老周喝了一口酒,你还在找那个姑娘吗?顾长亭没说话只是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我听说过,老周说,她好像在台北在一所小学教书。顾长亭的手抖了一下酒杯差点打翻。他放下酒杯看着老周:你确定吗?不太确定但好像是的。老周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这是地址——敦化南路七段三巷二号。
顾长亭接过纸条看了很久。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激动。三十多年了,他终于知道了她的下落。她在台北在一所小学教书。她还活着。那天晚上他回到阳明山的小房子坐在书桌前铺开信纸拿起笔。写了撕撕了写反复七八次。最后写了一封很短的信:知微我是顾长亭。你还记得我吗?如果记得请回信。
他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巷口的邮筒前。他站在邮筒前站了很久,手捏着信封迟迟不敢投进去。三十多年了,他怕这封信像石沉大海,怕她早已忘记了他,怕她回信说“我不记得了”。但他更怕不寄这封信,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深吸一口气,把信投进了邮筒。信封落进邮筒的声音很轻,但在他心里却像一声惊雷。从那一刻起,等待就开始了。他回到家坐在院子里,看着茉莉花发呆。陈先生过来下棋,他心不在焉连输三盘。陈先生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平时不是这样的。他笑了笑说没睡好。其实他一整夜都没睡着,脑子里全是那封信——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她会不会回信,不知道她看到信封上他的名字时会不会想起从前的那些日子。他甚至后悔了,觉得自己写得太简单了,应该多写一些,把这么多年想说的话都写进去。可是当时提起笔来,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最后只写出了那么短短几行字。
第二天一早他就去巷口看信箱。信箱是空的。第三天早上又去,还是空的。他开始每天早上和下午各去一次,每次都带着报纸回来,假装只是去买报纸。陈先生看出了端倪,问他最近怎么老往外跑。他说锻炼身体。陈先生笑了笑没有拆穿。其实他每天走那么远的路去巷口看信箱,回来的时借脚步越来越慢,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沉默。信箱像一口枯井,每天往里看都是一片黑暗。第四天他忍不住想,是不是地址写错了,是不是邮局弄丢了,是不是她搬了家。各种各样的念头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拔了这根又长出那根。他开始后悔没有让老周多打听一些消息,至少应该问清楚她是不是还住在那个地址。第五天下了雨,他撑着伞去巷口看信箱。雨水打在伞面上噼里啪啦响,信箱的铁皮上也是雨珠。他打开信箱,里面只有一汪雨水。他关上信箱,站在雨里发了很久的呆。路过的人看他一个老头子淋着雨发呆,都投来奇怪的目光。他浑然不觉,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会不会回信?
等了一周。七天,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漫长的等待。比当年等她每周三的窗户还要漫长,比当年在码头上等船离开南京还要漫长。那时候至少知道船会来,知道她会在窗前点灯。而现在他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信有没有寄到,不知道她看了信是什么反应,不知道她会不会像他一样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第八天早上,他照常去巷口。打开信箱的时候,手都在发抖。里面有一封信。白色的信封,蓝色的钢笔字。他的心跳得很快,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不敢在巷口拆信,把信揣进口袋一路小跑回家。关上门坐在书桌前,对着那封信看了很久才拆开。他的手指在发抖,拆信封的时候差点把信纸撕坏。他小心翼翼地把信纸展开,铺在书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信很短。只有一行字:我记得。周六下午三点,敦化南路上的春晖茶馆。他把这行字看了又看,看了不下二十遍。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里长出来的。我记得。她说她记得。三十多年了,她还记得他。他坐在书桌前,眼泪一滴一滴落在信纸上,把那行字洇湿了。他赶紧把信纸拿起来擦干,像擦一件珍贵的瓷器一样小心翼翼。窗外茉莉花开了,香气飘进来,和多年前南京的味道一模一样。他把信纸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里,贴着心口的位置。他想,她只写了这么短的一封信,是不是也和他一样,提起笔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还是说她早已放下了,只是出于礼貌回了他一句?不,她说了“我记得”。这三个字不是礼貌,这三个字是承诺。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深深吸了一口气。茉莉花的香气充满了整个院子,他觉得这是他这辈子闻过最好闻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