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知微在台北敦化南路的一所小学教书。学校不大,只有两排平房,操场也不大,但很干净。她教国文和音乐,学生们喜欢她,叫她沈老师,后来叫沈奶奶。她上课很认真,板书工整,声音温柔。下课后常常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批改作业,窗外操场上孩子们追逐打闹笑声喊声混在一起。
她教孩子们唱歌。大部分是简单童谣,但偶尔也会教《送别》。每次教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她就停下来。不是忘了词,是唱不下去。那个旋律一响,心里像被什么抓住了,嗓子发紧眼眶发酸。孩子们问:沈老师下一句是什么?她笑了笑说下一句老师忘了。其实不是忘了是不敢唱。每次唱这首歌都会想起他——想起他说到时候我一定去剪彩,想起他说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那些话像刺一样扎在心里多少年了还是拔不出来。
她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里,一室一厅简简单单。窗台上放着一盆茉莉花。那是她来台湾后买的。她不知道为什么买茉莉,只觉得那个味道很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闻过。每天晚上在窗前站一会儿看着路灯和行人。有时想:他现在在哪里?还活着吗?还记得我吗?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她也不再去想。只是站在窗前看着茉莉在夜风中轻轻摇曳,像在对谁点头。
沈知微是怎么到台湾的,她很少对人提起。那是一段她不愿回忆的旅程。二十二岁那年南京形势急转直下,组织上的联络员突然断了。她等了三天没有等到人,知道情况不对。她抱着一个小箱子从后院的围墙翻出去,箱子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张顾长亭送她的照片。她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坐船到广州,从广州又转了几次车。最后在厦门上了一艘去台湾的船。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每个人脸上都是恐惧和疑惑。她把箱子抱在胸前,像抱着最后一点东西。海上的风很大,波浪一下一下地打在船舶上,很多人吐了。她也吐了,但是手里始终抱着那个箱子。到了基隆港的时候,她下船的脚都软了,蹲在码头上哭了很久。她不是为了自己哭,是为了那个没有完成的约定。他说到时候我一定去剪彩,可是她等了一个秋天又一个秋天,他始终没有来。
到了台北之后,她主动找了一所小学。校长是个少数民族的老人,看了她的证件就收了她。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是本地人,只有她和另外两个老师是外省来的。她们三个人很快成了朋友,下课后一起吃饭,周末一起逛街。但她从不和他们谈起过去的事,也从不参加他们的同事聚会。她觉得自己的身份经不起查,不能让别人知道她曾经做过什么。所以她把自己藏得很深,像一棵种在墙角的草,不招摇不张扬。孩子们喜欢她,因为她温柔而且耐心。有个孩子父母去世了,每天上课都在打盹睡,她就在下课后留下来陪他,给他讲故事,帮他补作业。那个孩子后来叫她沈奶奶,其他孩子也跟着叫,叫着叫着就叫开了。
她的公寓很小,但很整洁。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是她在跳蚤市场买的。书架上摆着几本书,有《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和一本《新青年》。《新青年》的封面已经磨损了,但她一直带在身边,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台北。那是他送她的书,书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她已经记不清那句话写的是什么了,因为纸条在很多年前就丢失了。但她记得他送书时的样子,站在图书馆门口,微微低着头,手里捧着那本书,像捧着一件珍宝。她每天晚上睡前都会翻几页《新青年》,不是在读,是在摸那些字,像摸他的字一样。
窗台上的茉莉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她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就买了茉莉,只是觉得那个味道很熟悉。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想起来,金陵女大的后院里也有茉莉。是一棵很老的茉莉树,每年夏天开满树的白花,香气飘到图书馆里。她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窗外就是茉莉花的香味。难怪她觉得熟悉,难怪她买了一盆又一盆。那不是茉莉花,是当年的味道,是南京的味道,是图书馆的味道,是他的味道。每次给茉莉浇水的时候,她都会想:他现在在哪里呢?他还活着吗?他会不会也在某个地方种了一院子茉莉,然后像她一样在花前发呆?这些想法像茉莉花的香气一样,淡淡的,但始终在。
沈知微和学生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下课后总有孩子围着她问这问那,有的问她南京是不是真的有秦淮河,有的问她为什么说话的口音和他们不一样。她一一回答,耐心而温柔。有个叫小美的女孩每天放学都舍不得走,帮她擦黑板、整理教具。小美的父母是卖面的,家境不好,但小美很聪明,作文写得最好。沈知微常常在批改小美的作文时多看几遍,觉得这个孩子像极了小时候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