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是在一个阴天举行的。
没有太阳，也没有雨，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被洗了太多次的旧布，颜色褪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层淡淡的、暧昧不明的灰。
墓地在城东的山上，不大，但很安静。松树种得密密麻麻的，风一吹就沙沙地响，像有人在低声说着什么，听不清楚，但总觉得那些声音是在叫一个人的名字。
两座崭新的墓碑紧紧挨在一起。
来的人不多。
楚父来了，他很平静，就带了两束白菊。
许希宁来了，眼睛哭得肿成了核桃，鼻头红红的，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手里捧着两束白色的雏菊。
谢时景来了，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的，像一个要去参加一场不想参加但不得不参加的会议。
许眠眠来了，她穿着一件得体的黑色长裙，却什么也没带。
谢时白也来了。
他站在人群的最后面，没有撑伞，就那么站着，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他也没有去理。他的手里拿着一个信封，白色的，封口用胶水封着，封得很严实，信封的边缘被他攥得皱巴巴的，像一件被揉碎了又展开的旧衣服。
他还没有拆开。
他把它放在西装的内袋里，贴着心脏的位置。信封的边角硌着他的胸口，有点疼，但那种疼是好的，至少能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
葬礼很简单。
没有哀乐，没有悼词，没有哭天抢地的嚎啕大哭，只有沉默。很深的、很重的、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口的沉默。
许希宁把白色雏菊放在墓碑前，蹲下来，伸手摸了摸墓碑上那张照片。
照片里的姜支琳笑得很开心，眼睛弯弯的，鼻子皱皱的，嘴角上扬到一个很好看的弧度。那是大二那年春天在操场上拍的，那天阳光很好，风很好，一切都很好。
“你这个骗子，”许希宁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她自己能听见，“你说好了要活得好好的。”
风把她的声音吹散了。
没有人听到。
没有人回答。
葬礼结束后，所有人都走了。
谢时白没有走。
他站在墓碑前，一个人，站了很久很久。
天空还是灰的，风还是凉的，松树还是沙沙地响。一切都和葬礼开始前一样，什么都没变，可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那个信封。
白色的，皱巴巴的，被他攥了一整天，又被他在胸口贴了一整天。信封的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封口的胶水也有些松了，但他没有拆。
他拿着信封，在墓碑前蹲下来。
他把信封放在墓碑的底座上，压在那束白色雏菊的旁边。
信封是白的，雏菊是白的，墓碑是灰的。白色和灰色放在一起，说不清是谁衬了谁，谁又压了谁。
他看着那个信封，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它。
像拍一个人的肩膀。
像说一声再见。
像说一句来不及说出口的、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再说的话。
他站起来，转过身，走了。
走了几步，他停下来。
他没有回头。
但他听到风把松树吹得沙沙响，听到远处有鸟叫，听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咚咚。
他还活着。
她不在了。
他走了。
墓碑前，白色的信封安静地躺在白色的雏菊旁边。
风把它吹开了一个角，露出里面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
纸上有字。
黑色的墨水，字迹有些歪，有些抖，像是一个手在发抖的人写的。有些笔画写得特别重，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有些笔画又特别轻，轻到几乎看不清，像是写到那里的时候忽然没有了力气。
风吹着那张纸的一角，翻过来，翻过去，像一只白色的蝴蝶在扑扇着翅膀，想飞，但飞不起来。
纸上只有三行字。
第一行，写得很用力，用力到纸都被笔尖戳破了一个小洞：
“姜支琳，这辈子是我欠你的。”
第二行，写得很轻，轻到像是在用最后一点力气：
“下辈子，我一定早一点遇到你。”
第三行，只有一个字，写得很大，大到几乎占了半张纸，大到像是喊出来的，大到隔着这张纸都能听到那个声音，沙哑的、颤抖的、用尽了一生的力气喊出来的那个字：
“好。”
像是回答她的最后一个问题。
风吹过来。
那张纸被风从信封里吹了出来，在空中打了个旋儿，然后落在了墓碑前的地面上。
纸面朝上。
那个“好”字正对着天空，正对着灰蒙蒙的天，正对着那些看不见的、不知道存不存在的、也许正在某个地方看着这一切的人。
风停了。
纸落在地上，不动了。
松树还在沙沙地响，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声地、一遍一遍地、不知疲倦地说着什么。
也许是在说——
“好。”
也许是在说——
“我也好。”
也许什么都没说，只是风，只是树，只是这个十月里寻常的、安静的、什么都不会再发生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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