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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她不知道

那年风停,爱意未归

那天,楚星屿的病房里很安静。

  楚父已经被人劝走了,去休息了。护士来做最后一次查房,把床头柜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把窗帘拉好,把灯关了,然后轻轻地关上门,走了。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细细的一条,落在病床上。

  落在他已经不再起伏的胸口。

  落在他已经不再温热的手上。

  落在他枕头下面那张照片上——照片里的小女孩举着一块蛋糕,笑得眼睛弯弯的。

  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带着十月的凉意和远处桂花的残香。

  一切都很安静。

  安静得像一首没有声音的挽歌。

  一切都安静了。

  安静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谢时白赶到医院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他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关着的门,看着门上“家属休息室”的牌子,看着牌子下面那张白色的、写着“姜支琳”三个字的卡片。

  他没有进去。

  他站在门外,站了很久。

  久到走廊里的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久到护士换了班,新来的护士不认识他,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久到窗外的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阳光从这扇窗户移到了那扇窗户。

  他没有进去。

  他不敢。

  他怕推开门之后,看到的是那张他找了十三年的脸,闭着眼睛,嘴唇发紫,再也不会叫他“时白哥”。

  他怕看到她的脚上穿着白色的袜子,脚踝上那个淡粉色的小疤还在,可人已经不在了。

  他怕这一切是真的。

  他靠在墙上,慢慢地滑下去,坐在了地上。

  走廊的地板是浅绿色的,凉凉的,硬硬的。他坐在上面,腿伸得很直,手放在膝盖上,头靠在墙上,看着对面的白墙,看着墙上那个灭火器的红色箱子。

  他的眼睛是干的。

  他哭不出来。

  他想起十三年前的那个夏天,他第一次见到她。她扎着两个羊角辫,从兜里掏出一颗水果硬糖,绿色的包装纸,苹果味的,递给他,说“给你吃”。

  他没有接。

  她就把糖塞进他手里,然后转身跑了,跑到院子里那棵枣树下,踮着脚尖去够那些还没熟的青枣。

  他想起来了。

  那颗糖他一直没有吃。

  他把它放在口袋里,放了一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下面,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糖已经化了,黏在包装纸上,黏黏的,甜甜的,苹果味的。

  他把那张包装纸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衣服口袋里。

  后来谢家的人找到他了,把他带走了。那件衣服换下来了,但他把那个小方块拿了出来,放在新衣服的口袋里。

  那张包装纸跟着他搬了很多次家。从老房子搬到新房子,从新房子搬到学校宿舍,从学校宿舍搬到公寓,从公寓搬到另一个公寓。它跟着他去了很多地方,它见过他笑,见过他哭,见过他喝酒喝到吐,见过他半夜醒来坐在阳台上发呆,见过他把所有叫“姜支琳”的人的档案翻了一遍又一遍,见过他一次次地希望、一次次地失望、又一次次地重新燃起希望。

  十三年。

  那张包装纸还在他的钱包里。

  绿色的,皱皱的,上面印着一个已经看不清图案的苹果,还有一行已经模糊了的小字——

  “甜甜蜜蜜,平平安安。”

  他闭上眼睛。

  走廊里有人走过来了。脚步声由远及近,皮鞋踩在地板上,笃笃笃笃,很稳,很慢,像一个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已经不再着急赶路的人。

  脚步声在他面前停下来。

  谢时白睁开眼睛。

  谢时景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白色的,没有写任何字,封口用胶水封着,封得很严实。信封的边缘被攥出了褶皱,像被人攥在手里攥了很久,攥到手指都疼了,还是没有松开。

谢时景哥。

谢时景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谢时景这是他让我交给她的。

他把信封递过来。

  谢时白没有接。

  他看着那个信封,看了很久。

  信封是白色的,在走廊的日光灯下白得刺眼,像一个沉默的、不肯开口的人。它知道一些事情,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一些足以改变一切的事情,可它不会说话,它只能安静地待在那里,等人来拆开它,等人来读它,等人来发现那些已经来不及的真相。

  谢时白伸出手,接过了信封。

  信封很轻,轻得像什么都没有。

  可他知道,里面装着的,是楚星屿这辈子最重的东西。

  他把信封攥在手心里。

  走廊的尽头,窗户开着,风吹过来,带着秋天的凉意和远处不知谁家传来的、若有若无的桂花香。

  桂花早就谢了。

  这香味,大概是某个人的错觉吧。

  后来的事情,是许希宁告诉谢时白的。

  她说,那天晚上,姜支琳一个人回了出租屋。

  就是那间她和楚星屿一起住了好久的、两室室一厅的、阳台朝南的小公寓。她搬走之后就没有回去过,所有的东西都还留在那里——她养的多肉植物早就枯死了,干巴巴地缩在花盆里,像一坨坨褐色的、缩水了的泥巴;墙上那些照片被撕掉了,但图钉还嵌在墙上,一小颗一小颗的,像散落的星星;厨房的灶台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灰,是做饭时溅上去的油渍和后来的灰尘混在一起结成的东西,擦不掉了。

  许希宁说,她不知道姜支琳是怎么买到酒的。

  她酒精过敏,从来不喝酒。她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许希宁喝啤酒,姜支琳喝果汁;许希宁喝红酒,姜支琳喝白水;许希宁喝白酒,姜支琳喝酸奶。她从来不碰酒精,一碰就浑身起红疹,喘不上气,严重的时候会休克。

  但她那天晚上喝了。

  不是一口,不是一杯,是整整一瓶。

  许希宁说,法医的鉴定报告上写着,血液酒精浓度很高,高到正常人喝了都会死的那种程度。

许希宁她是故意的。

许希宁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到不像在说一个人死了,更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许希宁她不是不知道后果。她知道。她就是故意的。

许希宁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谢时白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许希宁她说她没人要了。她最爱的两个人都不要她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要她了。

她以为她是一个人了。

  她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三个人,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爱着她。

  一个爱了她四年,爱到宁愿把她推开、宁愿让她恨自己、宁愿让她觉得自己是个混蛋,也不愿意让她看着自己死。

  一个爱了她十三年,爱到找了十三年,找遍了所有叫“姜支琳”的人,找遍了所有已经不存在的地名,找遍了所有可能和她有关的线索,最后找到了,却还是来晚了。

  一个只想她好好活着,做一辈子的好姐妹,在她有困难时挺身而出。

  她不知道。

  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只知道,奶奶不在了,楚星屿也要离开她了,她一个人了。

  所以她不想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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