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下达死亡通知的那天，是十月的第三个星期三。
楚星屿已经昏迷了三天。
那三天里，楚父一直守在床边，寸步不离。他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就那么坐在椅子上，握着儿子的手，看着他日益消瘦的脸，看着他越来越微弱的呼吸，看着心电监护仪上那条越来越平的线。
他的手很大，把儿子的手整个包在掌心里，像很多年前儿子还小的时候，他牵着那只小手过马路、逛公园、去游乐园坐过山车。那只手那时候很小，小到可以整个藏在他的掌心里，软软的，暖暖的，像一个刚出炉的小面包。
现在那只手还是很大，但很瘦，骨节突出，皮肤薄得像纸，底下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
他握着那只手，握了三天。
第四天早晨的时候，谢时景闯了进来，楚星宇醒了。他的慌张被楚星屿看在眼里，他心下一紧，问道：
楚星屿她怎么了？
谢时景对不起。
等来的只是一句道歉。
楚星屿的脸色由平静转为悲痛，整张脸痛苦的皱着，泪水模糊了视线。
谢时景看他这副模样，心痛了一瞬，说道：
谢时景她知道了你的病，来看过你几次，可是昨晚……
漫长的沉默。
楚星屿姜支琳，你这个小骗子。
他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沙哑的，破碎的，像一面被砸碎了的镜子，每一片碎片都在反射着同一个人的脸，每一片都在说同一句话。
楚星屿说话不算数。
他的嘴唇在发抖。不是那种微微的颤抖，而是那种剧烈的、无法控制的、像一个人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里站了太久之后全身都在发抖的那种颤抖。
楚星屿怎么可以走在我前面。
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涌出来，不是顺着脸颊流下去，而是直接滑落，一滴接一滴地落在白色的被单上，在被单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深色的水渍，像一朵一朵正在盛开的花。
黑色的花。
悲伤的花。
楚星屿你等着。
他的声音忽然大了一些。不是那种喊叫的大，而是一种更用力的、更挣扎的、像一个人在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抓住什么不放的那种大。
楚星屿我来找你算账了
他说完这句话，嘴角竟然微微上扬了一下。
不是笑。
是一种比笑更深的东西。
是一个人终于放下了所有的伪装、所有的防备、所有的铠甲之后露出的、最柔软的、最脆弱的、最真实的表情。
那个表情在他的脸上停留了不到一秒。
然后他的目光开始涣散。
像一盏灯，灯芯烧到了最后一截，火焰在熄灭之前会猛地跳一下，跳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高，都亮，然后——
灭了。
他的眼睛还睁着。
还在看着窗外。
他看到的窗外，银杏叶还在落。金灿灿的，一片接一片的，在风里旋转、舞蹈、最后落在泥土上，落在石板上，落在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的落叶堆上。
阳光很好。
风很好。
一切都很好。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很快，心电监护仪的警报响了。
那声音很尖，很刺耳，像一把刀划破了凌晨的寂静。护士跑进来，医生跑进来，白大褂在昏暗的灯光下晃来晃去，像一群被惊扰了的、慌乱的飞蛾。
楚父被推到一边。
他站在角落里，看着那些白大褂围着儿子的病床忙碌，看着他们往儿子的身体里注射各种药物，看着他们用电击器一次次地击打儿子的胸口，看着心电监护仪上的那条线一次次地弹起来，又一次次地落下去。
他什么都做不了。
他只能站在那里，看着。
和很多年前一样。他站在病房门口，看着医生和护士围着妻子的病床忙碌，看着心电监护仪上的线越来越平，最后变成一条直线，发出长长的、刺耳的、像永远不会停止的鸣叫。
他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想哭，但眼睛干得像沙漠。
他只是站在那里，站在那里，站在那里。
清晨七点十七分，心电监护仪的长鸣声响起。
那条线变成了直的。
再也没有弹起来过。
病房里安静了。
医生摘下口罩，走到楚父面前，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楚父摆了摆手，医生便没有再说话，带着护士走了出去。
门关上了。
病房里只剩下楚父和楚星屿。
日光灯嗡嗡地响，窗外的天空还是黑的，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什么都没有。
楚父走到床边，坐下来。
他低下头，看着儿子的脸。那张脸很安静，没有痛苦，没有挣扎，没有不甘，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张睡着的、年轻的、二十三岁的脸。
眉骨的弧度还在，鼻梁的高度还在，嘴唇的轮廓还在。
一切都还在，只是不再运转了。
像一个被按下了暂停键的世界，画面定格了，声音消失了，时间停止了，什么都不动了，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疼了。
楚父伸出手，把儿子额前的头发拨到一边。
他的手指在发抖，但动作很轻很轻，像一个怕吵醒睡梦中孩子的父亲。
楚父星屿。
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他弯下腰，把脸埋在儿子的手心里。
手心里已经没有了温度。
凉凉的，像秋天的雨，像冬天的雪，像一切已经过去了、再也回不来的东西。
窗外，日光斜射进来。
阳光穿过云层，穿过窗户，落在病床上，落在父子交握的手上，落在楚星屿安静的、年轻的、再也不会醒来的脸上。
十月了，桂花早就谢了，银杏叶还没有黄。
风从窗户吹进来，带着清晨特有的、潮湿的、混着露水和泥土气息的味道。
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放了一首歌，声音很小，小到听不清歌词，只能听到一个模糊的、温柔的旋律。
那个旋律在清晨的风里飘了一会儿，然后散了。
像一场梦。
像一个人。
像所有来过又走了的、爱过又痛了的、想留却留不住的东西。
前一天晚上，姜支琳死了。
死因是酒精中毒。
许希宁赶到医院的时候，急诊室的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凌晨两点，走廊空荡荡的，日光灯白得刺眼，地板反着光，一切都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
一个护士带她去了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
门是关着的，上面写着“家属休息室”。
许希宁推开门。
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盖着白色的被单，从头到脚，什么都看不见。
只有一只脚露在外面。
脚上没有穿鞋，只穿了一只白色的袜子，袜子有点脏了，脚踝处有一个小小的、淡粉色的疤，是小时候摔跤留下的。
许希宁认得那个疤。
姜支琳说过，那是她六岁的时候，在奶奶家门口的石阶上摔的。流了很多血，哭了一个下午，奶奶给她贴了创可贴，说“没事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那个疤跟了她十六年。
跟到她死。
许希宁站在床边，看着那只露在外面的脚，看着脚踝上那个淡粉色的疤，看了很久。
她没有哭。
她走过去，把被单掀开了一角。
姜支琳的脸露了出来。
很白，白到几乎透明。嘴唇是紫色的，不是那种涂了口红的紫，而是那种血液不流通的、缺氧的、濒死的紫。她的头发散着，干枯而凌乱，有几缕粘在脸颊上。
她的表情很平静。
不是那种安详的、像睡着了一样的平静，而是一种更深的、更彻底的、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的平静。像一个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的人，终于到了目的地，放下所有的行李，坐下来，再也不起来了。
许希宁看着那张脸，看了很久。
然后她蹲下来，把脸埋在床单里，哭了出来。
不是那种无声的流泪，不是那种压抑的啜泣，而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毫无顾忌的、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嚎啕大哭。她的哭声在空荡荡的休息室里回荡，撞到墙壁上又弹回来，一遍一遍地，像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迷宫。
许希宁你这个傻子。
她的声音碎成了无数片。
许希宁你这个大傻子……
她说好了要活得好好的。
她说好了要让她的子孙后代在楚星屿的墓碑上刻字。
她说好了的。
她骗了楚星屿。
她骗了所有人。
她连自己都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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