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回家

刘耀文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夜，两个人挤在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夏利侧着身，面朝墙，他从背后环着她的腰，下巴抵着她的肩膀。窗帘没有拉严实，洛杉矶的月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那盆绿萝上，叶子镀了一层银色。

谁都没有说话。明天他就要走了，晚上八点的飞机。他们还有不到二十个小时，睡了这一觉，再吃两顿饭，就该去机场了。夏利不想数时间，但时间一直在走，她拦不住。

“夏利。”他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很低，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

“嗯。”

“跟我回家吧。”

夏利的心跳漏了一拍。她转过身面对着他，单人床太窄了，转身的时候她的膝盖碰到了他的腿，额头差点撞上他的下巴。她往后仰了一点，看清了他的脸——月光只照到他的半边脸，另外半边藏在阴影里，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她移不开眼。

“你说什么？”

“跟我回家。”他又说了一遍，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不等了。你跟我回去。绿萝也回去。”

夏利看着他的眼睛，想从里面找到“我在开玩笑”的痕迹，但没有。他是认真的，认真到她的眼眶开始发酸。

“刘耀文，我还有五个月的合同。”

“我知道。”

“我不能违约。”

“我知道。”

“那你还说。”

“因为我想说。”他的手从她腰上移到她的脸上，拇指轻轻擦过她的颧骨，“五个月，一百五十天，三千六百个小时。你不在这边，我一个人在北京，房间很大，床很大，冰箱很大，什么都大。但我的心变小了，小到只装得下你。你不在，它就空着。”他的拇指停在她的嘴角，“空着难受。”

夏利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不想哭的，明天他就要走了，她想让他记住她笑着的样子。但她忍不住，因为他说“空着难受”的时候声音哑了，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松了。她伸出手抱住了他的脖子，把脸埋进他的颈窝里，眼泪蹭了他一脖子。

“刘耀文，你是不是不想走了？”她闷闷地问。

“不想。”

“那你不拍戏了？”

“拍。但拍完就来。”

“你每个月飞两次？”

“三次也行。”

“你疯了。”

“嗯。疯了。想你想疯的。”

夏利从他颈窝里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他。他的眼睛也红了，但没有哭。她伸出手，用拇指擦了擦他眼角——那里有一滴没掉下来的眼泪，藏在他的睫毛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

“你也哭了。”

“没有。”

“你眼睛红了。”

“进沙子了。”

“房间里没有沙子。”

“你睫毛掉我眼睛里了。”

夏利看着他，他看着她，两个人同时笑了。笑得很轻，但很真，笑得眼泪和呼吸搅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睡。挤在单人床上，他讲他小时候在重庆的事——夏天去河里游泳被水冲走了鞋，冬天在院子里放炮仗差点把邻居家的鸡吓死。她讲她在韩国的事——半地下室漏水、便利店打工被骂、第一次写出的剧本被教授退了七遍。他们讲了一夜，从天黑讲到天亮，讲到窗外的天从黑色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灰白，最后变成了清晨那种淡金色的光。

“刘耀文，天亮了。”

“嗯。”

“你该走了。”

“再待一会儿。”

夏利没有说话。她靠在他怀里，听着他的心跳。他的心跳很稳，一下一下的，和她第一次枕着他的手臂听到的一样。四年了，他从一个会在公园长椅上问她“第几集”的陌生人，变成了她最舍不得放手的爱人。而她从他口中“很厉害的那种编剧”，变成了他想带回家的人。

快到中午的时候，夏利送他去机场。这次她没有哭，因为他说“等我回来”的时候，她回了一句“我等你”。不是“好”，是“我等你”。因为她知道了，“等”不是一个被动的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选择相信他会回来，选择在他不在的时候好好生活，选择在每一个他飞来的深夜打开门、抱住他、说“你来了”。

刘耀文走后的第二天，夏利打开冰箱，看到那罐雪水，旁边多了一罐——他这次带来的雪，又化成了水。两罐并排放在冰箱的隔层上，像两个小小的哨兵。她看了一会儿，关上冰箱门，走到书桌前打开电脑，继续写剧本。

她要把《太平洋时间》写完，把合同履行完，然后回家。回有他在的那个家，带着绿萝，带着两罐雪水，带着所有他寄来的东西。胃药、暖宝宝、奶茶粉、毛拖鞋、毯子、巧克力、书、信。还有那句“跟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