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六年六月,漠北,土剌河畔。
也先站在高坡上,面前摊开着一张用羊皮缝制的大图。图上的山川河流画得不算精细,但长城沿线的城堡、关隘、烽燧都标得清清楚楚,那是去年冬天归附的鞑靼商人献上的。他用刀尖点了点图上的四个位置——大同、宣府、蓟州、紫荆关。
“四路同时南下,”他的声音不大,却让围在周围的各部首领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同由我亲率主力,宣府由阿剌知院率偏师牵制,蓟州方向派骑兵骚扰,紫荆关是疑兵。明军不知道哪一路是真的,哪一路是假的,他们只能分兵。”
阿剌知院问:“若明军集中兵力守大同呢?”
也先的刀尖在大同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那就更好了。他们若把精兵都放在大同,宣府和蓟州就会空虚。我只要有一路突破长城,就能直插北京。”他收起刀,目光扫过众人,“各自回去准备,三天后出发。”
六月十五,四路瓦剌骑兵同时南下。草原上的尘土像被风暴卷起,遮住了半面天空。也先亲率两万余骑沿大道直扑大同,行军队列拉得很长,前锋与后队相距数十里。马蹄踏过干裂的土地,发出沉闷的轰鸣声,像一阵从地底深处传来的雷。
六月十八,大同城外四十里处,第一座墩台被拔掉。驻守的五个士兵全部战死,无一人逃脱。墩台上的狼烟还没来得及点燃,瓦剌骑兵已经从三个方向围了上来。消息传到总兵府时,天色已经暗了。
郭登在帅府中接到急报,看完后没有立即说话。他放下军报,走到墙边那幅舆图前,目光沿着长城向西移动。大同镇辖下的城堡,从东到西大大小小有三十余座,有些坚固,有些简陋,有些驻兵充足,有些已经缺额多年。他停在一片标注着“白羊城”的位置,手指轻轻按了一下,对身边的副将说:“白羊城只有两百守军,城墙去年修了一半,滚木礌石还没备齐。若瓦剌人走那条路,白羊城撑不过一天。”
副将问:“将军,要不要调兵增援?”
郭登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来不及了。也先选在这个时候南下,说明他已经摸清了各城的虚实。”他转过身,“传令各城,遇敌不得出战,死守待援。另外,再派快马去宣府和北京,禀报军情。”
六月十九夜,白羊城陷落。守城的两百余人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瓦剌人破城后,没有停留,继续向东推进。紧接着,瓦剌堡、聚乐堡、镇川堡相继被围。一个个墩台上的狼烟接连燃起,烽火沿着长城一路延伸,像一条被点燃的引线,在黑暗中向南移动。
六月二十二,第一封加急军报递进北京。当日早朝上,兵部郎中宣读时,殿中安静了片刻。那份军报写得简洁,没有渲染,只列了时间和地点——某月某日,某城被围,某城失陷。一个个地名从朗读者口中滑出来,像石子落入深井,在水面上激起一圈又一圈无声的涟漪。
“陛下,”兵部尚书王骥出列,“也先四路南下,大同、宣府同时告急。目前已知失陷的城堡已有七座。瓦剌骑兵推进极快,显然事先做了周密准备。”
朱祁镇坐在御座上,双手放在膝上,微微握紧。他转头望向王振,目光中带着一丝询问的意味。王振面色如常,从容出列,躬身道:“陛下,也先倾巢而出,正是天赐良机。若我朝大军北征,趁其主力深入,断其归路,必能大获全胜。成祖皇帝五次北征,皆是以主动出击胜之。陛下若效法先帝,御驾亲征,必能一举荡平瓦剌。”
于谦站在御史队列中,向前迈了一步,正要开口,却被旁边一位同僚轻轻拉了一下袖子。他侧过头,看见那人微微摇了摇头。于谦停顿了一瞬,还是出列道:“陛下,大同告急,当先以增援边镇为上。御驾亲征事大,需仔细筹划,不可仓促。”
王振微微侧过脸,看了一眼于谦,语气依然温和:“于侍郎是担心边军不敌瓦剌?还是担心陛下年幼不胜鞍马之苦?当年宣宗皇帝御驾亲征汉王时,也不过二十出头。陛下如今十四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若亲临前线,必然士气大振。”
于谦没有再说什么。他退回队列中,低垂着目光。
散朝后,午门外聚着几个官员,低声交谈着什么。有人摇头,有人叹息,有人沉默。于谦走出午门时,王骥追了上来,与他并肩而行。“于大人,”王骥低声道,“方才你不该开口的。”
于谦说:“我知道。但那些地名从案上一个个报过来时,我想到的是那些城里的守军。他们还在等援军。”
王骥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接话。两人在岔路口分开时,王骥忽然说了一句话:“明日早朝,恐怕陛下就要下旨了。”说完便转身朝兵部值房的方向去了。
当夜,文渊阁的灯亮着。杨溥没有批阅奏章,只是坐在灯下,面前摊着一本空白的手札。他提起笔,写了一行字,又放下笔,将那张纸折好,放进了衣袖里。没有人知道他写了什么。
第二天早朝上,朱祁镇正式下旨:御驾亲征。京营即刻集结,兵部、户部、工部协同筹措粮草军需,十日内出发。
旨意宣布时,殿中没有人再站出来说话。于谦站在队列中,垂手而立,没有抬头。他的目光落在自己靴尖前那块微凉的地砖上,很久没有移动。
风从北方吹来,穿过宫苑的飞檐,穿过午门的门洞,吹向更南的街巷。城中百姓还不知道边关的烽火已经燃了多久,也不知道宫墙内那道旨意将会把多少人带向北方那片辽阔而陌生的原野。傍晚时分,京城上空积起了灰蒙蒙的云层,夕阳没有落下去,只在云缝间露出一线暗红的光,像一道未愈合的伤口横亘在天际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