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六年二月,大同,镇川堡。
哨兵在凌晨时分看到了北方的火光。那不是寻常的牧火,火光明灭有致,间隔均匀,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中像一串被点燃的念珠,一节一节地向前移动。他盯着那串火光看了很久,直到它消失在远处一片低矮的丘陵后面,他才转身跑下箭楼,靴子踩在结了薄冰的木梯上,发出急促的嘎吱声。
“将军,北面五十里处发现可疑火光。不像是商队,也不像是牧民。”
杨洪披着大氅站在城墙上,望向哨兵所指的方向。天际线还沉在暗蓝之中,那里什么都没有。他沉默了一会儿,问:“有多少火光?”
“大约一百余处,呈一字纵队向西移动。”
杨洪放下千里镜,转头对身边的中军官说:“传令各墩台,天亮前全部就位。另外,再派两队斥候出去,一队往北探三十里,一队往西沿边墙探四十里。发现了什么,不许交战,回来报信即可。”
辰时,第一支斥候队返回。领队的百户翻身下马,甲胄上沾满了晨露,抱拳道:“将军,北面四十里处的草甸上有大量马蹄印,看痕迹至少有三千匹以上的马经过,往西去了。”
杨洪问:“有没有发现营寨或者断后的游骑?”
“没有。马蹄印很整齐,不像逃窜的样子。”
杨洪的眉头微微一动:“不像逃窜的样子……那就是专门来踩线的。”他转过身,“把这份军报写两份,一份送去大同总兵府,一份直接递兵部。快马,不要耽搁。”
三月初,也先的大军在土剌河畔完成了集结。三万多骑兵从漠北、漠西、漠南陆续汇聚,像河流汇入大湖一样,在草场上扎下了连绵数十里的营帐。也先骑在一匹黑马上,沿着阵前缓缓走过。他的目光扫过那些肃立的骑兵,盔甲在初春的阳光下泛着暗沉的光泽。
他没有说话,只是勒马站在高坡上,面向南方。在他身后,旗帜被风吹得笔直,像一道沉默的宣言。
三月十五,瓦剌前锋越过长城以北三十里处,在原本属于明朝巡逻范围的草甸上竖起了几面黑旗。黑旗猎猎作响,一天一夜无人收取。守墩的士兵点燃了烽火,狼烟升起来,顺着边墙一路向南传递。一站接一站,像一根被点燃的引线,从边关传向北京。
三月二十,狼烟到达居庸关。守关将领不敢耽搁,连夜派人快马入京。
三月二十二,消息递进兵部。兵部尚书王骥看完军报,搁在案上,沉默了良久,然后起身去了文渊阁。杨溥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案头堆着一摞未批阅完的奏章。王骥进来时没有通报,杨溥睁开了眼睛,看他脸色,便知道有大事。
“瓦剌人在边墙外竖旗了。”王骥说完这句话,把军报放在杨溥面前。
杨溥低头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说:“去年冬天也先会盟的消息传来时,我就知道今年不会太平。只是没想到他会选在春天。”
王骥道:“春天草场返青,马匹最有力气。也先是懂兵法的。若他真要叩关,选的时机不会差。”他顿了顿,“杨大人,如今内阁只剩你一位老臣了。这件事,你怎么看?”
杨溥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窗前,推开窗。三月下旬的风已经带了暖意,但吹在脸上还是凉的。他望着远处宫墙的轮廓,像是在看更远的地方。
“先报陛下吧。”他说,“军情大事,不宜拖延。”
三月二十五,朱祁镇在乾清宫中接见了王骥和杨溥。他已经十四岁了,比去年又高了一些,面容渐渐脱去了少年人的圆润,颧骨开始显现。他听完军报,没有慌张,也没有立刻表态,而是转头望了一眼站在身侧的王振:“王伴伴,你怎么看?”
王振躬身道:“陛下,瓦剌人在边墙外竖旗,是在试探我朝的虚实。若我军出兵应战,反而中了他的下怀。奴婢以为,不如先命令边关各镇加强戒备,固守不出。待瓦剌人粮草耗尽,自然退去。”
朱祁镇点了点头,对王骥说:“就照王伴伴说的办。边关各镇加强戒备,固守不出。”
王骥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看了一眼王振,又把话咽了回去。他叩首道:“臣领旨。”
四月初,大同、宣府、蓟州、延绥各镇相继接到兵部的公文。公文措辞温和,要求各镇“严密防守,不得擅出”,但并未增拨兵员或粮草。杨洪看完公文后没有说什么,只是将它压在了案角那摞文件的最下面。
四月初五,石亨从宽河卫发来一封私信给杨洪,信中只有一句话:“边墙外黑旗越来越多,斥候报告说瓦剌人已经在长城以北扎了常驻营地。这不是试探,是准备。”
杨洪把信放在灯上烧了。然后他走到城墙边,望着北方。暮色中,草原上的烟尘隐约可见,像是有什么东西正从地平线的另一边慢慢地、稳稳地靠近。他站了很久,直到暮色完全沉下来,才转身走回营房。
四月中旬,也先派了一支三百人的骑兵小分队,越过了明军巡逻线的南缘,在距离长城二十里处停下。他们没有继续前进,也没有撤退,只是停在那里。像一道浅浅的水痕,在沙地上划下了一条若有若无的线,等待着对面的人作出反应。
北京城中的春天还未过尽,槐花正在盛开。宫墙内外,一切如常。只是文渊阁的值房里,灯亮得比从前更晚了。杨溥一个人坐在灯下,面前摊着一幅旧边关舆图,图上用红笔圈出了好几个名字——大同、宣府、蓟州、居庸关、喜峰口。那些红圈在烛光下微微泛着光,像一只只尚未合上的眼睛,注视着北方夜空中那片逐渐聚拢的云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