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某与陈某

离开纠察队之后，常某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他和我同期进的纠察队，年龄差不多，同辈关系。当初在队里的时候没什么太多交集，就是见面点点头的关系。但退队后，他开始来找我“卖惨”。

“唉，兄弟，今天我饭卡没钱了，你看能不能……”

第一次是在食堂。我帮他刷了那顿饭。十块钱，一份盖浇饭加一瓶可乐。他说：“谢了兄弟，明天还你。”明天没有还，后天也没有还。

过了一个星期，他又来了。“兄弟，江湖救急，饭卡里真没钱了。”我又帮他刷了。

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累计下来，他在我这里吃掉了两百多块钱。

但最让我愤怒的，是后来发生的那件事。那天，常某又来找我要饭卡。他去了一趟小卖部，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袋子，往我手里一塞：“帮我拎着。”我打开袋子一看——全是零食。薯片、饼干、可乐、辣条、巧克力，至少二十多块钱。食堂一顿饭七八块钱就能吃得不错，二十块够吃两顿饱饭还有余。我平时自己买零食都舍不得。

这时候他又掏出自己的饭卡去买东西。我站在小卖部门口等他，小胖从旁边走过，看到我手里满满一袋零食：“我去，你发财了？请客啊！”

我本来想说这不是我的，但嘴快了一下：“送给你了。”

然后，一个巴掌扇在了我脸上。我的左脸突然一阵火辣辣的麻，脑袋被打得偏了过去，耳朵里嗡嗡作响。常某站在我面前，右手还悬在半空中。

“叫你嘴贱。”

他丢下这四个字，伸手从我手里把塑料袋拎走了。小胖在旁边目睹了整个过程，嘴巴张得很大：“他打你？你就这么让他打了？”

我可以还手。但我选择不还手——动手会吃检讨，会记过。

那杯奶茶，是小胖后来递给我的。我还没来得及喝第一口，一只手就从侧面伸过来，把奶茶从我的手里抽走了。还是常某。他拿走奶茶的动作非常自然，自然到他好像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两百多块钱，后来我找他要债。他跟我讨价还价：“200多？我记得没有那么多吧，顶多150。”“你自己算算。”“那就算150，行不行？”“不行。”他沉默了一下：“这样，100。我身上就这么多。”

“100就100吧。”两百多的账，以一百了结。

我之所以能把钱要回来，多亏了另一个人——陈某。

陈某是隔壁宿舍的，和我同一层楼，平时没什么深交。他瘦高个，说话声音很大，喜欢往人堆里凑。帮我要债这件事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他说他也认识常某，可以一起去讨。他的策略很简单——堵着常某不放，常某被堵得没办法，这才把那一百块掏出来。

所以我心里对他有一份感激。但这并不妨碍我后来发现，陈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混熟了之后我发现，他有一个特点：欺软怕硬。他对那些看起来“好欺负”的人变本加厉，对那些看起来“不好惹”的人毕恭毕敬。在他的判断标准里，我大概属于“好欺负”的那一类。

那天中午午休，宿舍区静悄悄的。我躺在203上铺，闭上眼睛准备睡觉。门被推开了，有人走了进来。我的床开始晃动。我睁开眼，看到陈某正爬上我的床铺。

“你干什么？”

“睡一会儿。”他回答得很自然，像在自己床上一样。

“你床不在203。你能不能下去？地上有椅子，可以坐着休息。”

他不动。像一尊佛。

“我要睡觉了，你能不能回你自己宿舍？”

这次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歉意，没有商量，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不耐烦：“你烦不烦？”

“这是我的床。”

“你的床怎么了？我躺一会儿犯法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很难忘记的话：“你这人就是贱。平时笑那么贱，难怪别人都说你不正常。”

我愣住了。我笑得很贱？我只是看到好笑的事会笑，看到值得高兴的事会笑，和别人说话为了保持礼貌会微笑。这有什么不对？这怎么就成了“不正常”的证据？

我没有和他继续争辩。他赖在我的床上，直到午休结束的铃声响起，才慢慢悠悠地爬下去。临走时丢下一句：“胆小鬼。”

后来，我给我妈打了电话。我妈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这小孩这么欺负人？我下次去学校堵他。”我赶紧说别别别。我妈把电话给我爸了，我爸在电话那头声音很冷静：“他说你胆小鬼？你打回去啊。”

“打回去会吃检讨的。”

“怕什么？你又不是没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爸说：“胆小鬼。”

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比我听过的任何脏话都刺耳。我妈在旁边也说了一句：“这么胆小，还想去纠察队？”

我清楚我为什么不动手——因为一旦动了手，我就从“被欺负的人”变成了“互殴的参与者”。但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这件事最后的解决方案是老师介入。班主任马老师，四十岁左右的男老师，国字脸，在这个学校教了十几年，什么没见过。他让我们分别陈述情况。我如实说了，陈某在旁边不停地插话，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马老师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看着陈某说：“以后不要去别人宿舍。你自己有自己的床位，就在自己那里待着。”

就这一句话。没有批评，没有处分，没有道歉。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陈某在走廊上斜了我一眼：“正面一套背面一套，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