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某与樊某

南校的宿舍有两种规格。一号楼是六人间，三号楼是十二人间。我被分配在三号楼，203室。

南校的操场确实比本校大多了。本校那个小操场，五辆大巴就能停满，水泥地粗糙不平，打球的时候谁都不敢放开了跑，一摔就是一块皮。南校的操场能停好几辆大巴，做早操的时候不用分批，跑圈的时候不用错开方向。但地面还是水泥地，一样硬，一样糙，打球摔下去一样疼。只是空间大了，感觉能喘口气。

203一共十二个人，我睡上铺，对面的上铺是小胖，下铺是一个瘦高个儿，姓余。

最开始其实还好。余同学喜欢和人开玩笑，课间会拍我一下肩膀。我一般不和他计较。但慢慢地，这种“玩笑”变得越来越频繁，力道也在变大。某天下午，下课回宿舍的路上，他又在后面拍我后脑勺。我说：“别拍了。”他笑嘻嘻地说：“开个玩笑嘛。”然后继续拍。我伸手拍回去，力道比他大一点。他脸上的笑僵住了。从那以后，我们彻底成了陌路人。

但他开始变本加厉。有一天晚自习结束，他从教室出来，堵在教学楼门口不让我走。我一把推开他，从那以后彻底不说话了。

真正的大麻烦还在后面。

那是十一月份的一个晚上。晚饭后，我回到宿舍。刚推开门，一股难以形容的腐烂味道扑面而来。小胖从对面床上探出头来，用袖子捂着鼻子说：“樊某。他的脚。他把袜子脱了。”

樊某是宿舍里一个体型偏胖的室友。他坐在下铺，手里捏着一双灰白色的袜子，在空气中甩来甩去。每甩一下，那股腐烂的味道就炸开一次，穿透力极强，直接钻进鼻腔，刺激得人想吐。

“你他妈干什么呢！”有人吼了一声。

“神经病吧！把袜子拿出去！”

樊某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突突地跳。他猛地站起来，举着那双袜子朝我们走了两步，作势要把袜子往我们身上按。我本能地往后退，转身跑出了宿舍，顺手把门拉上了。

里面传来一声闷响，接着——“砰！砰！砰！”连踹了三脚。那声音太巨大了，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震得墙壁上的灰簌簌往下掉。

我拧开门把手，转身跑向对面的204。刚冲进去，脚步声已经追到了204门口。樊某推开门走进来，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谁锁的门？”

“我锁的。”

“你锁门干什么？”

“你的脚太臭了。”

下一秒，他朝我冲过来，手指掐住了我的脖子。实实在在的力量，大拇指按在喉咙一侧，其余手指掐在另一侧，手掌卡住气管。那个瞬间，呼吸突然变得很困难。

我用力挣开他的手臂，跑回203，从枕头底下摸出电击器。那是我从网上买来、想着可能永远也用不上的东西。

樊某走进203，反手把门关上了。房间里的空气变得粘稠。我的心跳已经冲到了嗓子眼，但大脑反倒很冷静——直觉像冰水一样浇下来：这个人，现在很危险。

我举起电击器，按下开关，“滋滋——滋滋——”，蓝白色的电弧在触头之间跳了一下。

“警告你一次。退后。”

他站住了。盯着我手里滋滋作响的金属块，僵在了离我三步远的地方。空气静止了大概三四秒钟。

他开口了，声音里的凶狠度已经明显降低了：“是谁犯贱了？”

“是谁先拿臭袜子甩人的？”

门被推开了，班长走进来。事情在班长的存在下草草收了场。

第二天，樊某在走廊上遇见我，抬起下巴说：“你昨天让我后退。说明你打不过我。”

我笑了：“能动口就不动手。如果真动手了，你觉得你还能站在这儿和我说话吗？”

他没听懂，或者假装没听懂。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给他台阶，他觉得你怂。你拿出电击器，他觉得你打不过他。他活在自己的逻辑里。

第四章续 本校·期末考试前

说回本校的事。那还是刚入学没几个月，我们还在本校上理论课的时候。

本校只教文科和理科——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全是坐在椅子上对着课本和黑板听的东西。那间由三间宿舍凿通而成的教室里，前后黑板一块大一块小，前面挂着一块不太好用的电子白板，窗户的窗框有的铝合金有的铁框。课桌排成四列，桌面上刻着历届学生留下的字迹。我们在里面听了一整个学期的语数英政。实训车间在本校根本没有，我们学的专业也不需要那些钳工车工——那些技术课和我们无关，要等转去南校以后才会有别的安排。

在本校的那段时间，陈某就已经开始烦我了。

说实话，我对这所学校的态度很简单——来都来了。来都来了，不管学校有多破，宿舍有多烂，教官有多离谱，只要能学到东西、拿到本领，这些我都能忍。语文就语文，数学就数学，英语单词该背就背，政治大题该记就记。学出来总归是自己的，以后考试、找工作，总有用得上的地方。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上课该听就听，笔记该记就记，晚自习该复习就复习。英语单词本我翻烂了两本，数学公式抄了满满一页贴在课桌角上。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但陈某不这么想。

他觉得这所学校从头到脚都是骗局，招生是骗局，管理是骗局，教官是骗局，什么都是骗局。他动不动就说要去举报学校，要去投诉，要让学校倒闭。这些话他在宿舍里说过很多次，在教室里也说过，有时候当着老师的面都敢阴阳怪气地暗示。每次他说这些的时候，我都懒得接话。不是因为我不同意他——学校确实烂，这没什么好争的。但他说举报学校让学校倒闭，这种话在我听来完全是同归于尽的逻辑。

有一次他又在宿舍里说要去举报，我大概是实在听烦了，回了他一句：“学校倒闭了，你让我没学上？”

他转过头看着我。那表情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愤怒，不是被冒犯，而是一种被点中了要害之后的下意识反应。然后他笑了，是那种把真正的想法藏在笑意底下的笑。

“到时候倒闭了别来找我。找我？我捅死你。”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今天食堂的菜有点咸。宿舍里有几个人听到了，但没人说话。小胖在旁边低头假装看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滑动，但屏幕根本没亮。

我看着他的眼睛，没说话。不是被吓住了，而是在确认一件事——这个人刚才说的那句话，到底有几分是真的。我确认不出来。这就更让人毛骨悚然。

从那以后，他但凡再说举报学校的事，我一个字都不接。

临近期末考试的那段时间，晚自习的教室里气氛比平时紧张了不少。本校考的全是文科和理科——语文要背古诗词和阅读理解套路，数学要记公式和解法步骤，英语要背单词和语法，政治要背大题要点和专业术语。我知道自己不是天才型的，背书这种事只能靠时间堆。每天晚上晚自习，我把复习资料摊开，一页一页地看，一页一页地划重点。教室里不算安静，但至少没人打扰我。

陈某坐在我后排。他自己不复习，资料扔在桌角，一个字都不翻。他要么趴着睡觉，要么歪着脖子玩手机，要么跟旁边的人小声聊天。我不知道他是不在乎成绩，还是觉得反正这学校是骗局、考试也是骗局、什么都无所谓。但他有一件事很介意——他不复习，也见不得我复习。

那天晚上，我正在低头看一张英语复习资料上的单词表。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抓住资料的边角，往上用力一扯。资料从我手里飞了出去，纸页哗啦一声翻了过去，飘到地上。我转过头，陈某坐在那里，手还悬在半空，脸上是那种熟悉的、像逗弄什么小动物一样的表情。

“学什么学，不许学。”他说。

“还给我。”我说。

他不理我，弯腰把地上的资料捡起来，在手里卷成一个纸筒。然后他举起纸筒，对着我的头拍了下去——“啪”的一声，不重，但很响。复习资料卷成的筒拍在脑袋上，脆生生的一声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刺耳。旁边有人抬头看了过来。

“不许学，不许学。”他一边拍一边念叨，像在念叨什么顺口溜。每拍一下，他就重复一遍。语气不是凶狠的，是那种嬉皮笑脸的、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调子。但手上的力道一点没减。

我站起来，伸手去夺资料。他把资料举高了，往后仰了仰身体，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不给你，你学什么学，有什么好学的。语文背了有什么用？数学公式你背了考试能考多少分？”

我深吸一口气，弯腰把自己的课本和笔记从桌上捞起来，抱在怀里，转身走向前排靠窗的位置。那个位置平时没人坐，因为窗框是铁框的，漏风，冬天坐在那里腿冷。但我不在乎了。

我坐下的时候，后面传来陈某的笑声。不是大笑，是那种很轻的、从鼻子里喷出来的笑。

我没有回头。我把资料重新铺在桌上，翻到刚才被扯走之前看到的那一页。英语单词表还在，划线的重点词汇还在。我拿笔重新在几个不熟的单词下面画了一道杠。窗缝里漏进来的风吹在膝盖上，确实冷。但至少没人从后面抢我的资料了。

从那之后，晚上晚自习我就坐前排。白天上课还是原来的位置，但晚自习我一定换到前排去。陈某偶尔还会在晚自习的时候往我这边看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好像觉得我换座位是认怂，又好像觉得我居然还能学得下去、还在背英语单词，简直不可理喻。

但我不管了。来都来了。学校烂不烂，和我要不要学，是两回事。语文的古诗词、数学的公式、英语的单词、政治的大题——这些东西以后能不能用上，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不学，就什么都没有。他能想明白就想明白，想不明白拉倒。至于他那句“倒闭了别来找我，找我我捅死你”，我一直记着。不是记仇，是记着这个人说过这样的话。有些话说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像钉子钉进木头里，拔出来也会留一个眼。

转去南校之后，才开始上实操课。实训车间在南校——钳工、车工、电工，真刀真枪上工位。陈某也在，我们又被分到了同一个实习小组。后来的事情——锉刀、记号笔、吴某的眼泪、我被红圈标出来发到陌生人手机上的资料——都是后来的事了。

几天后，纠察队开始招新。招新是学生自己搞的，没有教官参与——几个老队员在食堂门口支了张桌子，旁边立了一块手写的纸板：“纠察队招新”。我路过的时候停下来看了一眼，一个老队员递过来一张皱巴巴的报名表，说：“想报就填，填完交给二楼那个空教室。”我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