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格林下葬后的第三个礼拜,凯瑟琳·格林就病倒了。
说是病,其实也说不清是什么病。她不发烧,不咳嗽,身上哪儿也不疼,但就是起不来床。
她整天整天地躺在卧室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任谁叫也不应声。
有时候伊莎贝拉端着粥推门进去,会看见母亲睁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她就那样看着,连眼珠子都不转一下,仿佛那道裂缝里写着她下半辈子所有的答案。
“妈妈,你得吃点东西。”伊莎贝拉把粥碗放在床头柜上,伸手去扶母亲的肩膀。
凯瑟琳顺从地坐了起来,接过勺子,机械地往嘴里送了两口,然后又躺了回去。从头到尾,她没有看伊莎贝拉一眼。
汤普森太太来看过一次。她是这条街上最热心肠的人,也是嘴最碎的人。她站在格林家的客厅里,环顾了一圈那些蒙了灰尘的家具,又看了看伊莎贝拉单薄的身影,叹了口气说:“这孩子,往后可怎么办呢?”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并不小,伊莎贝拉听得一清二楚。
怎么办呢?她也想问谁这个问题。但没有人能回答她。
葬礼的花销、父亲的赌债、田地的抵押,这些东西像一群看不见的秃鹫,蹲在格林家的屋顶上,耐心地等着这家人咽下最后一口气。
老约翰已经在葬礼后第二天就被卖掉了,卖给了一个肯出价的神情阴沉的种植园主。伊莎贝拉记得老约翰被带走时的表情,那张布满皱纹的黑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只有一种听天由命的麻木。
他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站在门廊上的伊莎贝拉,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摇了摇头,跟着新主人走了。
剩下的四个女黑奴也被陆续卖掉,换来的一点钱全部填了债坑,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格林家的田地没了,黑奴没了,连厨房里那口铜锅都被债主搬走了。贝蒂走的时候倒是哭了一场,她伺候了格林家十二年,从伊莎贝拉还在襁褓里就开始带她。但她哭的不是格林家,而是她不知道自己下一个东家会是什么样的人。
“小姐,”贝蒂临走前攥着伊莎贝拉的手,粗糙的掌心磨得伊莎贝拉手背生疼,“你可得好好的。这世道,咱们女人哪,就是浮萍,飘到哪儿算哪儿。”
伊莎贝拉点了点头,没有哭。她发现自己从父亲死后再也没有哭过。不是不想哭,是眼睛像干涸的井一样,怎么也挤不出水来。
等到该卖的都卖了,该还的都还了,格林家就只剩下了这栋破房子和房子里两个女人,一个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一个坐在厨房里对着一本欠账单发呆。
伊莎贝拉把那本账簿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她父亲教过她识字算数,这在新奥尔良的穷白人姑娘里算得上稀罕本事,但此刻她宁愿自己什么都不会,至少不用清楚地知道那一串数字意味着什么。
“波特太太,面粉钱,欠四美元五十美分。”
“杂货铺约翰逊先生,赊账合计七美元二十美分。”
“汤普森先生,修屋顶工钱,三美元。”
“棺材铺,赊账……”
她把账簿合上,用力闭了一下眼睛。加起来有将近四十美元的零星外债,这还不算那些已经用卖田卖奴隶的钱填上的大窟窿。
四十美元,放在三个月前,她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虽然也紧巴,但总有个盼头。现在呢?现在连那点盼头都没有了。
煤油灯的火焰跳了一下,把她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面上。她盯着那个瘦小的、肩膀单薄的影子看了很久,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
“要是你是个男人就好了。”
她的声音很轻,但在空荡荡的厨房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进了自己的耳朵里。
是啊,要是她是个男人就好了。男人可以去找工作,去码头扛货,去酒馆里打杂,去任何地方卖力气。男人走进一家酒馆,喝上一杯酒,和陌生人搭几句话,就能打听到哪家店铺在招伙计、哪艘货船在招水手。这个世界对男人来说,是一扇推开就能走出去的门。
但对女人呢?对一个十四岁的、家里穷得叮当响的、没爹可依的姑娘呢?
伊莎贝拉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望着屋后那片已经荒了的菜园。莴苣早就枯死了。月光照在上面,白惨惨的,像一块没人祭扫的坟地。
第二天一早,伊莎贝拉照例起了个大早,给母亲熬了一碗玉米糊糊,端到楼上,放在床头柜上。
凯瑟琳还是那个姿势,侧身蜷着,面朝墙壁,像是在用脊背对抗整个世界。
“妈妈,我去买菜了。中午回来给你做饭。”
没有回应。伊莎贝拉已经习惯了。她转身下楼,从门后的罐子里摸出最后几枚硬币,放进围裙口袋里。那硬币凉飕飕的,贴着大腿的感觉像是冬天贴在皮肤上的刀片。
她在街口的菜摊前站了很久,手里攥着那几枚硬币,把土豆和洋葱的价格算了三遍。
最后她只买了几个最便宜的土豆,打算回去煮一锅土豆汤对付一天。卖菜的布朗太太收钱时看了她一眼,眼神里带着同情,但也仅仅是同情,同情不能当钱花。
就在她拎着土豆往回走的时候,隔壁街卖水果的马丁内斯太太忽然从她家的栅栏后面探出头来,手里还举着一把遮阳的破扇子。
“伊莎贝拉!你过来一下。”
马丁内斯太太是个矮胖的寡妇,嘴唇上有一颗很大的痣,说话时那颗痣会跟着上下跳动。
她在这条街上住了二十年,认识每一个人,知道每一家的秘密。她和格林家平时没什么深交,但她去世的丈夫曾经和查尔斯·格林一起在码头上帮人写过信,算是有半份同行情谊。
伊莎贝拉走过去,被马丁内斯太太一把拉进了院子里。院子里堆满了装水果的木板箱,空气里弥漫着熟透的桃子那种甜腻的、快要发酵的气味。
“你妈怎么样了?”马丁内斯太太压低声音问,尽管院子里只有她们两个人。
“还是那样。”伊莎贝拉说。
马丁内斯太太咂了咂嘴,手里的扇子摇得飞快。“我就知道。那天我去看她,跟她说了半天话,她一个字都没回我。这是心病,不好治。”
她顿了顿,上下打量了伊莎贝拉一番,目光停留在那张即便沾了灰尘也掩不住清丽的脸上,“你呢?你们家……还撑得住吗?”
伊莎贝拉垂下眼睛,攥紧了手里的土豆袋子。“还好。”
“还好?”马丁内斯太太的嗓门拔高了一点,她伸出一根粗短的手指点了点伊莎贝拉的额头,“小丫头片子,跟我就别逞能了。你们家的事,这条街上谁不知道?债主都快把门槛踩平了。我问你,你打算怎么办?”
“我……”伊莎贝拉张了张嘴,忽然发现这个问题她问过自己无数遍,但从未对任何人说出口。
她看着马丁内斯太太那张满是皱纹但精明的脸,不知怎么就说了实话,“我想找点活干。能挣钱的那种。可是我不知道去哪儿找。”
马丁内斯太太的眼睛亮了一下。那种久经世故的人忽然发现了一桩划算的买卖时的精明。
她把扇子合上,往伊莎贝拉肩膀上拍了拍。
“你要这么说,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蒙特莱奥内酒店。”马丁内斯太太压低了声音,尽管声音里压抑不住一种炫耀消息灵通的得意,“就是皇家街上那家大酒店,法国区的。我家侄女在那儿做洗衣工,昨天她来送水果的时候跟我说,酒店在招驻店女仆。驻店的,你懂吗?就是住在酒店里,管吃管住,一个月还有工资。”
管吃管住。还有工资。这几个词像教堂的钟声一样在伊莎贝拉耳朵里回荡。但她还没来得及高兴,马丁内斯太太的下一句话就让她愣住了。
“不过——”马丁内斯太太打量着伊莎贝拉的表情,“你今年多大了?”
“十四岁。”
“十四岁啊……”马丁内斯太太皱了皱眉,扇子又开始摇了,“人家要十六岁以上的。不过也不一定,去试试总没坏处。你这张脸——”
她的目光在伊莎贝拉脸上停了一下,嘴角浮起一个意味不明的笑,“说不定能帮上忙。”
伊莎贝拉不太明白“这张脸”能帮上什么忙,但她把那句话记在了心里。
“马丁内斯太太,那个酒店……是什么样子的?”她问。这个问题在她听来有些蠢,但她的确不知道。
她这辈子进过的最大的房子是圣路易大教堂,而那也只是在圣诞节时才去一次。
“哎哟,那可气派了。”马丁内斯太太把扇子一展,绘声绘色地说起来,“蒙特莱奥内啊,新奥尔良最好的酒店之一,富丽堂皇,金碧辉煌——那些枝形吊灯,我给你说,光是蜡烛就得点上百根。进去住的人非富即贵,不是法国来的商人就是北方的银行家,还有那些带着一大群黑奴的种植园主。你要是进去了,那可算是见了世面了。”
伊莎贝拉听着,心里却忽然沉了一下。这么好的地方,会要她吗?
她谢过马丁内斯太太,拎着那袋土豆慢慢走回了家。
一路上,她脑子里反复转着两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很清晰,她必须去试试。这是她目前唯一听到的、有可能挣到钱的机会。
第二个念头则像一团湿漉漉的雾气,黏糊糊地笼罩在心头,她害怕。
那种怕不是具体的、有形状的,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十四年从未离开过父母羽翼的人第一次要独自面对世界时才会有的恐惧。
回到家后,她把土豆放进锅里,添上水,生上火。然后她走上楼,轻轻推开母亲的房门。
“妈妈。”她站在门口叫了一声。
凯瑟琳没有动。
“妈妈,”伊莎贝拉提高了些声音,“我有事想跟你说。”
床上传来了窸窣声,凯瑟琳翻过身来,茫然地看着门口的女儿。她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颧骨像两座孤岛浮在脸上,整个人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慢慢抽干了一样。
“什么事?”她的声音很轻,但至少她说话了。
伊莎贝拉走到床边坐下,伸手握住母亲那只放在被面上的手。那手冰凉,骨节突出,像一只冻僵了的鸟。
“我听说市中心的蒙特莱奥内酒店在招女仆,”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而笃定,“我想去试试。管吃管住,还有工资。如果能进去,咱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凯瑟琳的眼神终于聚了焦。她盯着女儿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猛地攥紧了伊莎贝拉的手,力气大得让伊莎贝拉手骨生疼。
“不行。”她的声音沙哑,但语气很硬,“你才多大?十四岁。那是什么地方?你去给人家端茶倒水,让人家呼来喝去?你爸爸要是活着——”
“妈妈,”伊莎贝拉打断了她,声音很轻,但同样坚决,“爸爸不在了。”
凯瑟琳的手僵住了。她看着女儿,那双和女儿一模一样的绿眼睛里忽然涌满了泪水。那眼泪没有掉下来,而是在眼眶里转了几圈,又慢慢退了回去,像是连流出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没用。”她喃喃地说,松开伊莎贝拉的手,把脸转向墙壁,“我连自己的女儿都护不住。”
伊莎贝拉坐在床边,看着母亲弓起的脊背,胸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
她伸手抱了抱母亲。站起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替母亲掖好被角,然后无声地退出了房间。
那天晚上,伊莎贝拉躺在自己那张窄小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窗外的月亮又圆又大,把房间照得透亮,连墙角那只织网的蜘蛛都看得一清二楚。她盯着那只蜘蛛,看着它不紧不慢地吐丝、绕圈、修补被风吹破的网,忽然觉得蜘蛛都比她活得有章法,至少蜘蛛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明天,蒙特莱奥内酒店。那个地方长什么样?一般想获取工作需要通过什么方式呢?我会被任用吗?会让我打扫卫生看看吗?我是不是要练练叠被子?做家务的活我能胜任吗?会出什么问题吗?她穿什么衣服去?
她想到这,立刻起身,翻出那件最好的蓝格子裙,在月光下仔细检查了一遍。
袖口磨破了,裙摆有一小块洗不掉的污渍,领口的蕾丝也开线了。她用针线缝了半个钟头,缝得歪歪扭扭的,以前这些都是贝蒂做的,但说实话,自己缝补的也不错,她臭屁的想着。
如果被拒绝了呢?
这个念头像一只冰凉的手指,忽然戳在她后背上。她浑身打了个寒战,把身上的披肩裹得更紧了些。
如果被拒绝了,她就再也没有别的门路可找了。马丁内斯太太那里只有一个消息,这条街上没有第二个马丁内斯太太。而杂货铺的约翰逊先生上周已经托人带话来,说赊账该结了,再不结就别怪他不讲情面。
她把脸埋进枕头里。
眼泪不知不觉地渗了出来,浸湿了枕头。她没有出声,只是把脸埋得更深,肩膀微微颤抖着。月光安安静静地照在她身上,照在这个被逼着在一夜之间长大的女孩身上。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第二天清晨,伊莎贝拉被公鸡的打鸣声叫醒。
她睁开眼睛,枕头上还有昨夜泪水的湿痕,但她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泪了。她翻身下床,用冷水洗了脸,仔细梳了头,把那一头深红色的卷发编成辫子盘在脑后。
她穿上那件缝补过的蓝格子裙,从母亲的首饰盒里翻出一枚褪了色的铜胸针别在领口,那是母亲从外婆那继承来的,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
她站在楼梯口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去敲母亲的房门。
她轻手轻脚地下了楼,在厨房里给自己热了半碗昨晚剩下的土豆汤,喝完以后把碗洗了,扣在灶台上。做完这一切,她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走进了清晨的街道。
从这里到法国区的蒙特莱奥内酒店,她需要穿过大半个新奥尔良。她从来没有独自走过这么远的路。
她沿着圣查尔斯大街一路往南,路过了她父亲常去的杂货铺,铺子还没开门,百叶窗紧锁。路过了那座圣路易大教堂,她父亲在每个礼拜天都会坐的那张长椅此刻空荡荡地沐浴在晨光里。路过了码头边那排歪歪扭扭的酒馆,其中有一家就是狄克·莫兰骗光她父亲所有钱的酒馆,她加快脚步走了过去,低着头,不看那些半掩着的门后面透出来的昏暗灯光。
越往法国区走,街道就越宽阔,两旁的房子就越漂亮。
等她走到皇家街的时候,周围的景象已经完全超出了她的认知范围。这里的路面铺着平整的石板,两边的人行道上种着修剪整齐的树,空气里飘着咖啡和烤面包的香味。穿绸裹缎的贵妇们挽着丈夫的手臂款款走过,黑奴们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手里举着遮阳伞或是拎着购物篮。偶尔有一辆四轮马车从街上辚辚驶过,车厢漆得锃亮,马鬃上系着银铃,叮叮当当的声音像下雨一样洒满整条街。
伊莎贝拉下意识地把自己缩了缩。她的蓝格子裙在这条街上显得那么刺眼。她感觉每个路过的人都在看她,看那个缝补过的袖口,看那双后跟磨平的布鞋。
蒙特莱奥内酒店就矗立在皇家街的正中央。
伊莎贝拉在街对面停下脚步,仰头望过去。
她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建筑。酒店占据了整整半个街区,五层楼高的白色砖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每一扇窗户都挂着深绿色的遮阳篷,楼顶上竖着一排石雕栏杆,精致得像教堂的祭坛。
酒店门口是一座铸铁拱廊,繁复的藤蔓纹样在铁匠的手里弯曲缠绕,下面铺着红色的地毯,一直延伸到街边。一个穿着黑色礼服、戴着白手套的门童笔直地站在入口处,像个卫兵一样打量着每一个进出的人。
伊莎贝拉站在那里,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她根本不属于这里。
她不过是新奥尔良贫民区里一个死了父亲的穷丫头,穿着打了补丁的裙子和破旧的鞋。她凭什么走进这样一座宫殿?
她转身想走。脚步已经朝街对面迈了出去,迈了两步又停住了。
能走到哪儿去呢?回去?回到那栋破房子里,看着母亲面朝墙壁的背影,等着债主一个一个上门?
她想起了杂货铺约翰逊先生那张越来越冷的脸,想起了汤普森太太那句“这孩子往后可怎么办呢”,想起了自己昨天对着账簿算了一遍又一遍却怎么也算不出一个答案的那个夜晚。
她深吸一口气,转过身,重新面对着那座庞然大物。
“试试又不会死。”她小声对自己说,声音发着抖,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她穿过皇家街,走到酒店门口。门童低头看了她一眼,那眼神不是轻蔑,而是疑惑,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仆人看到了一件放错了位置的东西时本能地想要归位。
“送货的入口在后面。”门童说。
“我不是送货的。”伊莎贝拉用力稳住自己的声音,“我是来应聘女仆的。苏珊太太说这里在招驻店女仆。”
门童挑了挑眉毛,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指了指里面。
“进去左转,穿过大堂,找人事部。门口有牌子。”他说,然后又补了一句,“别从正厅中间走,贴着墙边走。”
伊莎贝拉点了点头,低着头走进了酒店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