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拉安静的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听楼下的动静。起初只有父亲低沉的说话声,断断续续的,像是在讲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然后她听到了一个词——“赌光了”。那两个字像一把冰锥,从地板的缝隙中穿透上来,直直扎进她的耳朵里。
接着是母亲的哭声。
那不是伊莎贝拉熟悉的哭泣声。她听过母亲在葬礼上为亲戚们哭,那种哭声有节奏、有分寸,是哭给别人听的。她也听过邻居家女人和丈夫吵架后的哭号,那种哭声带着撒泼的味道,半真半假。但此刻从楼下传来的哭声完全不同,那是一种被碾碎了骨头、抽干了魂魄、从灵魂最深处挤出来的哭声。它断断续续,时而像是被什么扼住了喉咙,时而又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出来。
伊莎贝拉从床上爬起来,赤着脚,无声无息地走到楼梯口。木台阶在她脚下发出轻微的声响,但楼下的两个人根本听不见。
她蹲在楼梯拐角处的阴影里,从扶手栏杆的缝隙中望下去。
客厅里只点着一盏煤油灯,光线昏暗。母亲凯瑟琳跪在壁炉前的地毯上,双手死死抓着地毯的毛边,整个身体蜷缩成一团。她的肩膀剧烈地耸动着,脸埋在双膝之间,哭声被手掌捂得支离破碎。而父亲查尔斯坐在那张他最喜欢的扶手椅上,背对着楼梯,一动不动。他的脊背弯得很深,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重物压在颈椎上。
“凯特。”过了很久,查尔斯终于开口了。
凯瑟琳没有回应,哭声渐渐低了下去,变成了一种更加可怖的、持续的呜咽。
“凯特,我跟你说。”查尔斯的声音沙哑得几乎无法辨认,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硬抠出来的,“今天下午……我没有去谈什么种子生意。我在码头上碰到了几个人。狄克·莫兰,你听说过他。他们说请我喝酒,我没有拒绝。他们说的话好听极了,说我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是个读过书的文化人,比那些只会抡锄头的乡巴佬强多了。”
他停顿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椅子扶手。
“我喝了酒。我不知道那酒里放了什么,几杯下肚,脑子就不清楚了。然后他们提议玩一把牌。我说我不赌博,他们说这不是赌博,只是朋友之间的小消遣。我想,那就玩一把吧。就一把。”
“第一把我赢了。赢了十个美元。凯特,你能相信吗?十个美元,就那么几分钟的事情。我当时想,这比种一季棉花都来得容易。然后我又玩了一把,又赢了。我赢了两把,那几个人就开始夸我,说我的牌技比职业赌徒还好。凯特,我那时候一定是昏了头了,我这辈子从来没被人那样夸过。”
他的声音开始发颤,像是冬天的树枝在风中抖索。
“然后我开始输。第一把输了一点,我想没关系,前面赢的还在。第二把又输了,我想下一把就能翻本。我押了身上的钱,输了。押了棉籽的定金,输了。押了地契,只是预签的抵押文书,我以为我能赢回来的,凯特,我真的以为我能赢回来的——”
“你押了地?”凯瑟琳猛地抬起头,她的眼睛红肿得几乎睁不开,但此刻她的目光锋利得能割开人的皮肤,“查尔斯·格林,你告诉我,你押了地?”
查尔斯没有回答。他的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你押了地。”凯瑟琳重复了一遍,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轻到像一根羽毛落在冰面上,“那些地,那是我们唯一的东西。那些地要是没了,明年我们种什么?我们拿什么还债?我们拿什么活?”
“我没想过会输。”查尔斯的声音像是从很深很深的井里传上来的,“他们出千,凯特,他们一定是出千了。我后来回想,狄克·莫兰一直在给我倒酒,倒得特别勤快,还有他那个同伴,在我看牌的时候总是说话打岔——”
“你为什么不走?”凯瑟琳忽然站起来,双手抓住丈夫的肩膀用力摇晃,“你赢了钱为什么不走?你输了钱为什么不走?你不是跟我保证过一滴酒都不沾的吗?你走的时候跟我发过誓的,查尔斯!”
“我不知道。”查尔斯任由她摇晃,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我不知道。我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个坐在牌桌前的人不是我,凯特,那不是我。我看着他把钱一把一把地推出去,我想拦住他,但我拦不住。我想站起来,但我的腿不听使唤。我想喊停,但我的嘴像被缝住了一样——”
凯瑟琳松开了手。她后退两步,跌坐在椅子上,脸上所有的表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种让人害怕的空白。
“全没了?”她问,声音平静得反常。
查尔斯低下头,双手插进头发里,用力揪住自己的头皮。“全没了。种子款、积蓄、棉花预付款、田地抵押……加起来大概两百美元。”
两百美元。那是格林家一整年都挣不到的数字。
客厅里陷入了死寂。煤油灯的火焰跳了两下,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墙上映着两个扭曲的影子,一个瘫在椅子里,一个僵在椅子上,像两尊被遗弃的雕塑。
“明天我去找狄克·莫兰。”过了很久,凯瑟琳开口了,声音机械得像在念一段跟自己毫不相关的文字,“我去求他。我去求他把钱还给我们。他要是不肯,我去找牧师,找法官,找任何能帮我们的人——”
“没用的。”查尔斯的声音闷闷地从手掌下传出来,“这都是自愿的赌局,没有任何人拿枪逼着我。白纸黑字签了契约,就算闹到法庭上也没用。我在书上读到过类似的案子。”
“你的书。”凯瑟琳忽然笑了一声,那笑声比哭声还让人难受,“你的莎士比亚。你读了那么多书,你的书教你什么了?你的书教你赌博吗?你的书教你输光家产让老婆孩子去喝西北风吗?”
查尔斯没有反驳。他坐在那里,像一个认罪的囚徒等待宣判。
伊莎贝拉蹲在楼梯拐角处,一动不动。她的手指死死抠进木扶手的缝隙里,指甲嵌得生疼。
她的脑海里反复回响着那些她从没想到会从父亲嘴里说出来的词——“赌光了”“输没了”“全没了”。她知道这些词的意思。她知道家里本来就没多少钱,每次买糖都要掂量好久。现在连那一点点钱都没了,连地都没了。
但最让她害怕的不是钱,而是父亲的样子。那个会笑着亲吻她额头的父亲,那个会用漂亮斜体字写下她名字的父亲,那个会在礼拜天黄昏牵着她的手唱歌的父亲,此刻像一块被踩碎了的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我出去走走。”查尔斯忽然站了起来。
“查尔斯——”
“我需要透透气。”他从衣帽架上取下外套,手指在发抖,扣了三次才把扣子扣上,“凯特,你……你先休息。明天早上我们再想办法。”
他朝门口走去,脚步虚浮得像踩在棉花上。走到门边时,他停了一下,像是想回头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门开了,又关上,门外的夜风灌进来,吹得煤油灯的火焰猛晃了几下,差点熄灭。
凯瑟琳独自坐在客厅里,许久没有动弹。然后她忽然俯下身,捡起地上那件查尔斯脱下后就一直扔在那里的旧外套。
她把外套凑到脸前,深深吸了一口气,那上面还残留着丈夫的气味,烟草、旧书和汗水的味道。她抱着那件外套,重新蜷缩回壁炉前,像一只受伤的猫缩进自己最隐密的角落。
伊莎贝拉从楼梯上站了起来。她的腿蹲麻了,站起来时膝盖发软,但她咬着牙没有发出声响。她悄悄退回房间,把门关上,躺回床上,用被子把自己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
但被子里也不安全。
父亲的声音还在她耳边回响,母亲的笑声像碎玻璃一样扎在她的心口。她闭上眼睛,告诉自己这一切只是一个噩梦,明天早上醒来,父亲还会像往常一样坐在餐桌前看莎士比亚,母亲还会扯着嗓门骂老约翰偷懒。
她必须相信这一点。否则她不知道怎么熬过这个夜晚。
第二天清晨,伊莎贝拉被一阵异常的寂静惊醒。
往日这个时辰,楼下早就该响起母亲催黑奴们干活的嗓门,老约翰磨磨蹭蹭的嘟囔声,还有厨房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但今天什么都没有。整栋房子安静得像一座坟墓。
她推开房门,赤着脚下了楼。客厅里的煤油灯已经燃尽,壁炉里的火也灭了,留下一堆冷透的灰烬。
母亲凯瑟琳还保持着昨晚的姿势缩在壁炉前,身上盖着那件旧外套,脸上满是干涸的泪痕。她没有睡,睁着眼,目光空洞地盯着那堆冷灰,仿佛从昨晚到现在连姿势都没换过。
“妈妈?”伊莎贝拉轻声唤道。
凯瑟琳缓缓转过头,看了女儿一眼。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抬起一只手,颤抖着指了指大门的方向。
“你爸爸,”她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一夜没回来。”
伊莎贝拉愣住了。她看向门口,门还虚掩着,昨晚父亲出去时留的那道缝还在。晨光从门缝中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长的金线。一只麻雀落在门廊上,歪着脑袋朝屋里张望,然后又扑棱棱地飞走了。
“我去找他。”伊莎贝拉说着就要朝门口走。
“等等。”凯瑟琳忽然撑着地板站起来,动作僵硬得像个关节生锈的木偶。她深吸一口气,用手掌胡乱擦了一把脸,把凌乱的头发拢到耳后,“我跟你一起去。这个死鬼,八成是在哪棵树下睡着了,冻了一夜。找到他,我非得——”
她没有说完这句话。也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找到查尔斯之后能怎么样。
母女俩出了门,清晨的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送牛奶的马车从街口辚辚驶过。
伊莎贝拉跟在母亲身后,沿着街道一路找去。她们找了街角那棵老橡树下,找了平日父亲常去的杂货铺门口,找了码头边上那排歪歪扭扭的酒馆,都没找到。酒馆还没开门,但凯瑟琳挨个拍了一遍门,只拍出一个睡眼惺忪的伙计,没好气地说昨晚根本没见过什么戴眼镜的白净男人。
她们走过新奥尔良还在沉睡中的街道。密西西比河上的晨雾还没散尽,空气里弥漫着河水、鱼腥和远方甘蔗田的甜味。这个城市正在醒来,但对凯瑟琳和伊莎贝拉来说,世界仿佛还停留在那个可怕的黑夜里。
“他会去哪儿呢?”伊莎贝拉小声问,像是自言自语。
凯瑟琳没有回答。她忽然停下脚步,转头望向自己家的方向。她脸上的表情变了,那种神情像是忽然想通了什么,而想通的东西比想不通时更加恐怖。
她转身开始往回走,脚步越来越快,然后变成了小跑。伊莎贝拉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她们穿过那扇虚掩的大门,绕过空荡荡的正屋,朝屋后那片空地走去。空地尽头是那间破旧的仓库,说是仓库,其实不过是一间木板搭成的小屋,里面堆着去年剩下的干草和几件锈迹斑斑的农具。仓库的门关着,门缝里塞了一块破布,像是在堵什么。
凯瑟琳停在仓库门口,一只手按在门上,忽然不动了。
“妈妈?”伊莎贝拉站在母亲身后,她的鼻子捕捉到了一种气味。那是一种甜腻的、铁锈一样的腥气,从门板的缝隙中丝丝缕缕地钻出来,钻进她的鼻孔,钻进她的喉咙,让她浑身汗毛倒竖。
“伊莎,”凯瑟琳开口了,她的声音出奇地平稳,“你到屋里去。回屋去,把门关上。”
“可是——”
“听话!回屋去!”
伊莎贝拉没有走。她站在原地,看着母亲颤抖的手指扣住门边,一点一点地推开了那扇木门。门轴发出刺耳的尖叫,像是什么东西临死前的嘶鸣。
门开了。
仓库里的光线很暗,只有屋顶的缝隙漏下几束尘柱般的晨光。在那几束光中间,伊莎贝拉看见了父亲。
查尔斯·格林靠在仓库深处的墙边。他穿着昨晚那件深色外套,领结依然端端正正地系在领口。那支老旧的单发手枪躺在干草堆里,枪口还残余着一缕青烟般的气味。
他的手垂落在地上,手指还保持着蜷曲的姿势,指甲缝里沾着泥土,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把泥土弄进指甲缝里。
在他身体前方的地面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三个字,是用手指在浮尘上写成的。字迹潦草,但依然能看出那手漂亮的斜体字功底。
“对不起。”
凯瑟琳发出一声尖叫。那声音像是被人从胸口活生生剜出来的,短促,尖利,然后戛然而止,仿佛连发出声音的那根弦都断了。她的身体顺着门框滑落下去,软得像一摊被太阳晒化的蜡。
伊莎贝拉站在母亲身后,看着父亲的尸体,一动不动。
她的脑子里忽然涌进了一大堆毫无关联的念头。今天早饭吃什么?鸡蛋还没捡。老犁头又坏了,得修。母亲昨天说要做玉米面包,蜂蜜罐子还在桌上摆着,忘了收起来。父亲答应天黑前回来。他答应过天黑前回来的。他还说要给我带蜂巢糖。他从来不会忘记带蜂巢糖。每次去城里,他都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油纸包,里面包着一块金灿灿的蜂巢糖,有时候被压碎了,但甜味一点都不少。
“爸爸?”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爸爸,你怎么坐在那儿?地上凉。”
凯瑟琳的哭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像潮水,一波一波地拍打过来,把她整个人淹没。有人从街上跑过来,有惊叫声,有杂乱的脚步声。有人在说“天哪”“快叫牧师”“可怜的孩子”。很多双手伸过来,想把她拉走。但她的脚像是生了根一样钉在地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仓库里那个歪斜的身影,盯着地上那三个字。
“伊莎,别看,别看了——”
有人捂住了她的眼睛。她挣扎着扒开那双手,继续盯着仓库里面。一个念头忽然清晰地浮现在她脑海中,那个念头冷得像冬天的密西西比河水:从今天起,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牵着她的手唱爱尔兰民谣了。
“对不起。”她喃喃地重复了一遍地上那三个字。
然后,伊莎贝拉·格林这个十四岁的姑娘,在五月的晨光里,直直地跪了下去。
她跪在地上,膝盖重重地磕在门前的石板路上,磕出了清脆的声响。身边的喧嚣声忽然静了一瞬,所有人都看着她,这个一头深红色卷发、有着翡翠色眼睛的美丽姑娘,跪在仓库门口,双手交握在胸前。
她没有哭。
从这一刻起,她的少女时代结束了。
老约翰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人群后面。那个总是偷懒耍滑的老黑奴,此刻弯着腰,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惊恐和悲痛。他看看仓库里的主人,又看看跪在地上的小姐,忽然伸出粗糙黝黑的手,轻轻按在伊莎贝拉的肩膀上。
“小姐,”他的声音沙哑,“老约翰在这儿呢。”
那只手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衣料传过来。伊莎贝拉的身体忽然猛地震了一下,她转过头,茫然地看着老约翰,像是刚刚从一个很长的梦里醒来。
“约翰,”她开口了,声音平静得让人害怕,“犁头修好了吗?”
老约翰愣住了。旁边的邻居们面面相觑,有人开始摇头叹息,低声议论这孩子怕是吓傻了。
“小姐——”
“明天要犁地,”伊莎贝拉继续说,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很清晰,“再不犁就赶不上播种了。妈妈种的莴苣也该松土了。还有鸡蛋,今天的鸡蛋还没捡。”
她说着,就要站起来,但膝盖一软又跌了下去。老约翰伸手扶住了她。在这个十四岁的女孩身上,那些围观的大人们看到了一种比哭泣更让人揪心的东西,那是一个人在瞬间被夺走了一切之后,试图用手边仅剩的碎片重新拼凑出生活的样子。
凯瑟琳被人从仓库门口搀了起来。她的嗓子已经哭不出声音了,只是张着嘴,无声地嘶喊着,眼泪像决堤的河水一样冲刷着那张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的脸。当她的目光落在女儿身上时,那双空洞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点光。
“伊莎……”她的嘴唇蠕动着,发出气若游丝的声音,“我的孩子……”
伊莎贝拉挣脱老约翰的手,踉跄着朝母亲走去。她跪在母亲面前,把脸埋进凯瑟琳的怀里,双手紧紧环住母亲的腰。她能感觉到母亲的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能听到那个胸腔里传出的破碎的呼吸声。
“妈妈,”她把脸埋得更深了些,声音闷闷的,但每个字都清晰无比,“我在呢。我在呢。”
远处,密西西比河上的汽笛声悠长地响起,一艘满载着棉花和蔗糖的轮船正缓缓驶离港口。新奥尔良的天空澄澈如洗,教堂的钟声敲响了九下。
这座古老的城市依然以它慵懒而喧嚣的方式运转着,法国区的阳台上,贵妇们正优雅地喝下第一杯咖啡;码头上,黑奴们扛着一袋袋货物穿梭在跳板上;圣路易大教堂的台阶前,乞丐们伸着手等待施舍。阳光毫无偏私地洒在所有人的头上,洒在富人的花园和穷人的坟墓上。
对这个世界而言,这只是又一个寻常的春日早晨。
但对伊莎贝拉·格林来说,天地已经翻覆。
当天下午,在邻居汤普森先生的帮助下,查尔斯·格林的遗体被安放在客厅里。棺木是赊来的,最便宜的那种松木板,连漆都没上。牧师来了一趟,做了简短的祷告,留下两句不咸不淡的安慰话就走了,这种穷人家的葬礼,不值得他浪费太多时间。
伊莎贝拉站在棺木旁,看着父亲平静的面容。殡葬人替他整理了遗容,那发青的脸色被粉扑盖住了一些,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
只是那双会笑的、隔着铜框眼镜的眼睛,再也不会睁开了。
“他欠了多少债?”她忽然开口问道。
守在旁边的几个邻居女人都愣住了。她们大概没想到,这个刚死了父亲的十四岁姑娘问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钱。
“伊莎,”汤普森先生弯下腰,用哄孩子的语气说,“这些事你不用操心——”
“他欠了多少?”伊莎贝拉又问了一遍。她转过头,那双翡翠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汤普森先生,目光沉稳得不像一个孩子,“汤普森先生,请你告诉我。”
汤普森先生张了张嘴,看了看旁边的人,最后叹了口气。“听你妈说,赌债加上地契抵押,大概两百多美元。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赊账,加起来总共有三百出头。”
三百美元。
伊莎贝拉在心里默默地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她帮母亲卖过鸡蛋,一打鸡蛋十二美分。这意味着三万多个鸡蛋。就算家里的母鸡从早下到晚,下到它们老死,也凑不够这个数。
“我知道了。”她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等所有人都走了以后,伊莎贝拉独自走到屋后的菜园里。月光照在那几垄瘦弱的莴苣上,叶片蔫蔫地耷拉着,跟她一样无精打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