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额敏开始冷了。
赵宇辰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时,天还没全亮,校园笼罩在一层薄雾里,教学楼里只有零星几个窗口亮着灯。他把车锁好,背着书包往教室走,路过办公楼时,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二楼政治教研组的窗户。
灯亮着。
这是第几次了?赵宇辰在心里算了算,开学一个多月来,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能看见那扇窗户亮着灯。有时候他觉得,那盏灯是不是整晚都没关。
今天有政治早自习,作为课代表,他要去拿前一天的作业本。爬上二楼,走廊里静悄悄的,政治教研组的门虚掩着,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
他敲了敲门。
“请进。”
推门进去,张乐之正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书。看到是他,她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赵宇辰啊,来拿作业本?”
“嗯。”
作业本已经摞好了,放在桌角。赵宇辰走过去,瞥见她面前那本书——《正义论》,密密麻麻的英文注释,页边写满了铅笔笔记。
“您每天都来这么早。”他说,语气里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的关切。
“早上安静,适合看书。”张乐之笑了笑,站起来帮他把作业本装进袋子,“高三早自习更早吧?你岂不是起得更早。”
“习惯了。”
赵宇辰提起袋子,犹豫了一下,说:“张老师,早自习的政治背诵任务,这周是第三单元的哲学原理。您要不要去教室看看?”
张乐之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早自习是你们自己安排的时间,我去会不会打扰?”
“不会。”赵宇辰说,“您在的话,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问。”
这倒是实话。高三二班的政治成绩一直不太好,于老师在的时候,大家背书的积极性也不高。但自从张乐之来了以后,情况有了些变化。她的课讲得好,人也和气,很多同学开始愿意在政治上花时间了。
“那好。”张乐之拿起外套,“我跟你一起去。”
清晨的校园里,两个人并肩走着。雾还没散,路灯的光晕模糊成一团。张乐之穿着深蓝色的风衣,领子竖起来,下巴埋在围巾里。她走路很快,步子却轻,像是怕踩碎什么似的。
“冷吗?”她忽然问。
“还行。”赵宇辰说,“额敏的冬天比这冷多了,零下三十度都有。”
“我知道。”张乐之笑了一声,那笑声被风吹散了,“我小时候在阿勒泰长大的,那边的冬天更冷。”
赵宇辰侧头看她。阿勒泰,那是新疆最北的地方,冬天漫长而严寒。他想象小时候的张乐之,在冰天雪地里奔跑的样子,莫名觉得那画面很适合她——她身上有一种属于北方的、清冽的气质。
“后来呢?”他问。
“后来?”张乐之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在问什么,“后来就到处念书啊。乌鲁木齐上高中,南京读大学,上海读研究生,然后又回来。”
“回来?”赵宇辰捕捉到这个词,“您本来可以留在大城市的吧。”
“可以吧。”张乐之轻描淡写地说,“但我想回来。新疆是我的家。”
她说这话时,语气平常,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但赵宇辰听出了一种笃定。他想起她在第一节课上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跟某个地方紧紧相连”,忽然明白了什么。
教室到了。高三二班的学生看到张乐之跟着赵宇辰进来,都有些意外。几个正在偷偷吃早饭的赶紧把东西收起来,装模作样地打开课本。
“大家继续背书。”张乐之站在讲台上,声音轻轻的,“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
她并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在教室里巡视,而是坐在讲台旁,翻开带来的那本书继续看。赵宇辰回到座位上,拿出政治课本,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往讲台那边飘。
张乐之看书的样子很专注,眉头微微皱着,嘴唇轻抿,手指偶尔翻过一页,动作轻柔得像在触摸什么珍贵的东西。晨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她的侧脸上投下淡淡的光影,那些细微的绒毛泛着金色的光芒。
赵宇辰收回目光,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矛盾的特殊性”上。
早自习快结束时,周敏拿着课本上去问问题。张乐之放下书,耐心地给她讲解。陆陆续续又有几个同学围过去,讲台前热闹起来。
“张老师,这个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区别,我还是搞不太清楚。”
“张老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理论的意义是什么?”
“张老师,高考政治大题到底要怎么答才能得高分?”
张乐之一个一个地回答。她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教室里却异常清晰。赵宇辰坐在座位上,听着她解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忽然举了个例子——
“就像你们现在学的这些知识,最终都要回到生活中去验证。比如你学了经济学的原理,去看额敏的菜市场,就能发现供需关系在起作用。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而不是束之高阁。”
周敏若有所思地点头,赵宇辰也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
早自习结束的铃声响了。同学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食堂吃早饭,张乐之也站起身来。
“张老师,一起去食堂吗?”李娟问。
“不了,我带了早餐。”张乐之说,收拾好自己的书,“你们快去吧,别迟到了。”
她走到门口时,赵宇辰追了上去。
“张老师。”
她回过头。
“那个......”赵宇辰忽然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他本来想说“您讲得真好”,又觉得这话太矫情。最后他问:“您早上一般几点到学校?”
“七点半左右。”张乐之说,“怎么了?”
“没什么。”赵宇辰说,“就是觉得,您太辛苦了。”
张乐之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不是那种礼貌的微笑,而是真正的、被触动了的笑。
“谢谢。”她说,“但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辛苦。”
她转身走了,风衣下摆在晨风中轻轻飘起。赵宇辰站在原地,看着她走远,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办公楼里。
十月底的月考,高三二班的政治平均分比上次提高了五分。
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班主任陈老师在班会上表扬了大家,特别提到了赵宇辰。
“赵宇辰这次政治考了89分,全班最高。”陈老师说,“继续保持,高考政治争取突破90。”
赵宇辰坐在座位上,没什么表情。但他心里知道,这分数是怎么来的。这一个月来,他每周都会去张乐之的办公室,有时候是交作业,有时候是问问题,有时候只是帮她拿东西。每次去,她都会跟他聊几句,关于课程,关于学习,关于一些很遥远的东西——比如北京的冬天是什么样子,比如大学里的图书馆有多大。
他发现自己开始期待每周那几节政治课了。
不是因为课程内容——虽然她确实讲得好。而是因为她那个人。她说的话,她看书的样子,她笑起来的模样,甚至她偶尔走神时望向窗外的眼神,都让他觉得新奇而温暖。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赵宇辰十八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对哪个老师产生过这样的感受。他不是那种会跟老师亲近的学生,对所有的老师都保持着礼貌而疏远的态度。但张乐之不一样。
她不像一个老师。
或者说,她不像他认知里的那些老师。
她会在课堂上因为一个哲学问题停下来,跟学生们讨论半节课。她会借书给学生,在书页里夹上手写的读书笔记。她会在晚自习后独自在办公室里备课到深夜,灯光照亮整个走廊。
有一次,赵宇辰晚自习后回教室拿东西,路过办公楼时看见政治教研组的灯还亮着。他鬼使神差地上了楼,隔着门缝看见张乐之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面前摊着教案和一杯早已凉透的咖啡。
他没有叫醒她,只是轻轻地把门带上,在门外站了很久。
十一月初,额敏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细碎碎的,落在地上就化了。但空气里已经有了冬天的味道,冷得让人清醒。
那天下午有政治课。张乐之走进教室时,头发上沾着几粒雪花,鼻尖冻得通红。她一边摘下围巾一边说:“下雪了,大家多穿点衣服。”
讲的是经济生活。她讲市场经济时,忽然提到自己前几天去额敏的菜市场买菜,发现牛肉涨了价。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她问。
“冬天了,需求增加了。”赵宇辰脱口而出。
张乐之看了他一眼,眼睛里带着赞许:“对。还有一个原因,大家想想。”
“运输成本增加了。”周敏说,“下雪天,路不好走。”
“很好。”张乐之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关键词,“这就是我们讲的,影响价格的因素。它不是书本上冷冰冰的知识点,而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生活。”
赵宇辰看着黑板上那些字,忽然觉得政治这门课没那么枯燥了。在张乐之的口中,那些抽象的概念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跟额敏的牛肉、冬天的雪、菜市场里的讨价还价联系在一起。
下课后,赵宇辰照例去讲台前问她作业的事。张乐之正在整理教案,看到他,忽然问:“赵宇辰,你以后想学什么专业?”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赵宇辰愣了一下,说:“还没想好。”
“时间不多了。”张乐之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关切,“高三上学期快结束了,你有没有什么方向?”
赵宇辰沉默了。他成绩不错,年级前十,老师都说他能考个不错的大学。但说起想学什么,他确实没认真想过。父亲希望他学法学,母亲希望他学经济学,他自己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觉得,”张乐之斟酌着说,“你思维很清晰,分析问题也很透彻。你或许适合学人文社科类的专业,比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
“政治学?”赵宇辰重复了一遍,有些意外。
“嗯。”张乐之点点头,眼神里有一种他看不懂的光芒,“研究人和社会,研究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研究什么是好的制度、好的生活。很有意思的。”
“您学的是这个吗?”
“我研究生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张乐之说,“虽然最后回来教高中了,但那几年学到的东西,让我看世界的眼光完全不一样了。”
她说到“政治哲学”时,声音里有压抑不住的热情。赵宇辰看着她眼睛里的光,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破土而出。
“我会考虑的。”他说。
那天晚上,赵宇辰在家里写作业到很晚。母亲敲门进来,端着一杯热牛奶。
“早点睡,别太累了。”母亲说,摸了摸他的头。
“妈。”赵宇辰忽然叫住她。
“嗯?”
“如果我以后想学政治学,您同意吗?”
母亲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学什么都行,只要你喜欢,能考上好大学。”
赵宇辰点点头,继续埋头做题。但他心里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整个额敏都笼罩在一片白色里。远处,天山山脉在夜色中隐约可见,沉默而庄严。赵宇辰看着那片山,想起张乐之在第一节课上说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岛。
也许吧。也许他赵宇辰,这个在额敏生活了十八年的少年,也不是孤岛。他跟这片土地,跟这场雪,跟远处那些山,跟他遇见的某个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只是他还不明白,那些联系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