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秀离开后,沈薇在白色空间里坐了很久。
她没有立刻返回出租屋,而是对着空荡荡的观众席发呆。
她想起了李文秀说的那句话——“你好像也不快乐。跟我以前一样。”
以前。
李文秀说的是“以前”。
那她现在快乐吗?沈薇回想刚才画面里李文秀坐在草原上抱着笔记本的样子,觉得她应该是快乐的。不是那种大笑大闹的快乐,是一种安安静静的、像草原上的风一样自然的快乐。
而她呢?
沈薇问自己:你快乐吗?
她想说“还行”,但“还行”不是快乐。只是一种不至于太痛苦的中间状态,像温吞水,不烫也不凉。
她想起自己这几个月的变化——她不再刷朋友圈到凌晨,不再因为别人的“成功”而焦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她开始注意身边的小事,开始写日记,开始给妈妈打电话。
但这些是快乐吗?
还是只是“不那么痛苦了”?
沈薇站起来,在白色空间里走了两步。纯白的地板在脚下没有声音,整个空间安静得像一个巨大的茧。
“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她轻声说,像在对自己说,也像在对这个空间说,“但我想找到它。”
没有回答。
但屏幕亮了一下,弹出一行字:“日记已更新。积分+1。”
沈薇苦笑了一下,点了返回。
出租屋里,窗外天已经黑了。
她打开日记,写道:
“李文秀是我的镜子。她让我看到,迷茫不是罪,找不到方向不是错。错的是明明找不到,还要假装自己找到了。我不想假装了。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我会去找。像她在草原上找自己的诗一样,去我的草原上找我的诗。”
她按下保存。
然后她拿起手机,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妈,周末我想回去一趟。”
“真的?出什么事了?”
“没有,就是想你了。”
妈妈沉默了两秒,然后声音有点哽咽:“好,妈给你做红烧肉。”
沈薇笑了。
“好。”
周末,沈薇回了老家。
县城不大,从火车站出来打车十分钟就到了小区门口。她提着行李箱上楼,还没敲门,门就开了。
妈妈站在门口,围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
“闻着味儿就知道你到了,”妈妈笑着说,“红烧肉刚出锅,快进来。”
沈薇换了鞋,走进客厅。一切都没变——沙发还是那张老沙发,电视还是那台老电视,茶几上摆着她小时候的照片。爸爸从书房出来,看到她,推了推眼镜,只说了一句:“回来了?”
“嗯。”
“回来好。”
吃饭的时候,三个人坐在饭桌前,红烧肉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屋子里。妈妈一个劲地给沈薇夹菜,爸爸偶尔插一句“你妈做的肉太肥了,少吃点”,妈妈瞪他一眼,他不说话了。
沈薇看着他们,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她想,李文秀回到阿勒泰的时候,应该也是这种感觉——不是兴奋,不是激动,是一种踏实的、安稳的、像土地一样厚实的安心。
“妈,”她放下筷子,“我想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
“我……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现在的工作还行,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我想要的。我有点迷茫。”
妈妈看着她,没有立刻说话。
爸爸倒是先开口了:“迷茫就迷茫呗,谁不迷茫?你爸我五十多了,有时候还迷茫呢。”
妈妈瞪了他一眼,然后转向沈薇,语气温和了很多:“薇薇,妈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但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想做的东西,一定能做好。”
沈薇的眼眶红了:“可是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啊。”
“那就慢慢找。你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又是这句话。
“你还年轻,有的是时间。”安欣说过,李文秀说过,现在妈妈也说了。
沈薇低下头,眼泪掉进了米饭里。
妈妈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别哭了,吃肉。凉了就不好吃了。”
沈薇吸了吸鼻子,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
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好吃。
她在老家住了两天,陪妈妈逛了超市,陪爸爸下了象棋,晚上三个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的是一部家庭伦理剧,婆媳吵架的那种。
妈妈看得津津有味,爸爸在旁边打瞌睡,沈薇靠在妈妈肩膀上,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又很快。
周日下午,她坐上了回北京的高铁。
手机震动了。是APP的推送。
“第八位观众将在48小时后入场。观众信息:范闲(《庆余年第二季》)。建议媒介提前准备。”
沈薇看着车窗外的风景——田野、村庄、电线杆,飞速后退。
范闲。
那个从澹州到京都、从棋子到棋手的年轻人。他背负着母亲的遗志,面对着整个世界的敌意,却从来没有退缩过。
沈薇想起《庆余年》里范闲说过的一句话:“我想活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符号。”
她也想。
她打开日记,写道:
“从老家回来的高铁上。妈妈的红烧肉还在胃里,爸爸的鼾声还在耳边。APP通知我,下一位观众是范闲。他是一个不想被命运定义的人。我也是。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至少我知道——我不想被别人告诉我应该要什么。”
她按下保存,然后合上手机,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
高铁在加速。
她觉得自己也在加速。
不是朝着某个明确的方向,而是朝着一个她正在寻找的地方。
那个地方,李文秀叫它“草原”。
她不知道自己会叫它什么。
但她知道,她正在去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