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贺峻霖频繁地出现在马嘉祺的课后。
不只是在走廊里问问题,他开始带着论文来办公室,坐在那把椅子上,一坐就是一个小时。马嘉祺改他的论文,他就在旁边安静地看自己的书,偶尔问一句“老师,这个词用在这里对吗”。马嘉祺说“你再想想”,他就低头想,想完了自己改,改完了再给马嘉祺看。
宋亚轩有时候会在马嘉祺下课后来办公室等他。他推开门的时候,十次里有六七次贺峻霖也在。贺峻霖看到他就会笑,说一句“你又来了”,语气像在跟一个老朋友打招呼。宋亚轩点点头,在书架前站着,等马嘉祺收拾东西。他不催,不说话,就是站着。贺峻霖也不觉得他碍事,照样看自己的书,偶尔和马嘉祺说几句关于论文的话。
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到宋亚轩觉得自己的不爽是多余的。
但那种不爽还在。不是每次都在,而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会忽然冒出来——比如贺峻霖在马嘉祺面前说出一个他想了很久的见解,马嘉祺点头说“不错”的时候;比如贺峻霖因为一个词的释义和马嘉祺争了两句,马嘉祺没有反驳而是认真听他说完的时候;比如贺峻霖走的时候说“老师下周见”,马嘉祺说“路上小心”的时候——那种自然的、不加修饰的、师生之间的默契,像一层薄薄的膜,把他们两个人裹在一起,而宋亚轩站在那层膜的外面。
他知道这很蠢。他是马嘉祺的室友,是马嘉祺在伦敦最亲近的人——如果“亲近”这个词可以这么用的话。他每天和马嘉祺一起吃早饭,一起坐地铁,一起在晚上关灯之后听着彼此的呼吸声入睡。贺峻霖只是一个学生,一周见两次面,每次不超过一个小时。他有什么好不爽的?
但他就是不爽。
这种不爽没有理由,不讲道理,像一颗卡在鞋底的小石子,不走路的时候感觉不到,一走就硌脚。他不能把它倒出来,因为鞋底没有洞。他只能忍着,走一步硌一下,走一步硌一下。
十二月的第二周,伦敦下了一场雨,不是那种细细绵绵的雨,而是那种从早下到晚、把整座城市泡在水里的、又冷又湿的冬雨。宋亚轩撑着伞走在校园里,裤腿湿了半截,鞋子进水了。
他来马嘉祺的大学借一本书——他们学校图书馆有一本关于二十世纪音乐的书,他自己的学校没有馆藏。这是他来之前就想好的理由,合情合理。但走进马嘉祺那栋教学楼的时候,他的脚步比去图书馆的方向快了一些。
他先去了图书馆。借到了那本书,塞进书包里。然后他穿过操场,绕过那个被雨淋得发亮的老教堂,走进了马嘉祺的那栋楼。
走廊里的暖气烘得他湿透的裤腿冒出一股白色的蒸汽,像他整个人在慢慢蒸发。他走到办公室门口,门开着,里面有说话声。
“老师,您看这个。”贺峻霖的声音。
宋亚轩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看到贺峻霖坐在那把椅子上,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不是打印的,是手写的。他凑近马嘉祺,把纸放在桌上,手指点着其中一行。
“这里,‘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我把它和‘知我者谓我心忧’放在一起读了。前者是问,后者是答。问的是‘谁知道’,答的是‘知我者知道’。但‘知我者’是谁?诗里没说。可能是另一个人,也可能是那个‘我’自己。”
马嘉祺看着那张纸,没有说话。
贺峻霖的侧脸对着门口,宋亚轩能看到他说话时脸上的表情——嘴唇微微动着,眉毛有时皱起有时舒展,整个人被一种专注的光笼罩着,像一盏被接通了电源的灯。他不是在说给别人听,他是在说给自己听,在把这些想法从脑子里倒出来、摊在桌上、让马嘉祺帮他一起整理。
马嘉祺拿起桌上的红笔,在那行字的下面画了一条线。“你这个想法可以再推一步。‘知我者’如果是‘我’自己,那‘谓我心忧’就不是说给别人听的,是说给自己听的。”
贺峻霖愣了一下,然后瞪大了眼睛。“老师,您这个角度——”
“不是我的角度。是你自己说的。‘那个‘我’不用动,蟋蟀会自己来的。’你说过这句话。”
贺峻霖眨了眨眼,忽然笑了。那个笑容和之前的不一样,不是礼貌的、客气的、对谁都会露出的那种笑,而是一种更深的、更真的、像一朵花在太阳底下慢慢地、毫无防备地打开的笑。
“老师,您记得我说过的话。”他说。语气里有惊讶,有感动,还有一种被记住的、很轻很轻的欢喜。
宋亚轩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指节攥紧又松开。
他在那一刻终于知道那种不爽叫什么了。
不是嫉妒。不是吃醋。也不是怕马嘉祺被别人抢走。
是——贺峻霖可以在马嘉祺面前说他想说的话,想他想的念头,做他想做的自己。他不用藏,不用忍,不用把“不想”一个一个地塞进胃里。他可以在马嘉祺面前完整地、坦然地、不加掩饰地做贺峻霖。
而宋亚轩做不到。
他站在门口,像一个站在玻璃外面的人。他看到贺峻霖在那层玻璃里面,离马嘉祺很近,近到可以把自己的论文摊在马嘉祺面前,可以因为马嘉祺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而露出那种毫无防备的笑。而他宋亚轩,哪怕和马嘉祺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每天一起吃早饭、一起坐地铁、一起在黑暗中听着彼此的呼吸声入睡,他也做不到那样。他说不出“你有绝对音感”之外的话,问不出“你为什么来伦敦”之外的问题,他在马嘉祺面前永远隔着一层东西。那层东西是什么,他说不清。也许是礼貌,也许是习惯,也许是他从小就被训练出来的那种“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克制,也许是更深的、藏在骨头缝里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拆掉的东西。
“宋亚轩?”
马嘉祺的声音把他从那个念头里拉了出来。马嘉祺已经看到了他,正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贺峻霖也回过头来,看到他,照例笑了。
“你又来了。”贺峻霖说,语气还是那样,像在跟一个老朋友打招呼。
宋亚轩走进办公室。他的裤腿还在冒蒸汽,鞋子在木地板上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他把书包放在地上,靠在书架上,和往常一样的姿势。
“来借书。”他说。
马嘉祺看着他湿透的裤腿和冒着蒸汽的鞋。“你淋雨了?”
“伞太小了。”
马嘉祺走到办公室角落,从一个柜子里拿出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毛巾,递过来。“擦擦。”
宋亚轩接过去。毛巾是干爽的,带着樟脑球的味道。他弯下腰,用毛巾擦了擦裤腿和鞋面,毛巾很快就湿了一大片。贺峻霖在旁边看着,说了一句:“你下次来的时候穿雨鞋,伦敦的冬天就这样,雨下起来没完没了。”
“嗯。”宋亚轩把毛巾叠好,放在桌角。
贺峻霖站起来,把桌上的论文收进书包里。“老师,那我先走了。这篇我回去再改,下周带给您看。”他背好书包,又看了宋亚轩一眼。“宋亚轩,你鞋要是湿透了,可以问老师借双袜子。他办公室应该有备用的。”
“不用。”宋亚轩说。
贺峻霖笑了一下,走了。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由近及远,和每次一样,像一颗弹力球在台阶上往下蹦,咚、咚、咚。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雨打在窗户上,声音很密,像有人在远处鼓掌。马嘉祺把桌上那支红笔插回笔筒里,把那几本摊开的书合上摞好。他的动作和平时一样慢,不着急,像是在做一件他并不急着完成的事情。
宋亚轩靠在书架上,看着他。毛巾还湿着,搭在桌角,水滴从毛巾的边缘渗出来,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马嘉祺。”
“嗯。”
“你觉得贺峻霖怎么样?”
马嘉祺把最后一本书放回书架上,转过身来。“什么怎么样?”
“他这个人。你觉得他怎么样。”
马嘉祺想了想。“他学东西快,肯花时间,不满足于表面的答案。这样的学生不多。”
“只是学生?”
马嘉祺看着他,目光停了一会儿。那个停顿不长,但也不短,长到宋亚轩觉得自己被那道目光从头到脚地扫了一遍。然后马嘉祺说:“你在意他。”
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宋亚轩想说“没有”,但那个词在出口之前就被他咽了回去。不是因为他说不出口,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他如果说“没有”,马嘉祺不会信。马嘉祺看他的方式,和他看贺峻霖的方式不一样。马嘉祺看贺峻霖是老师在看在学生,温和、客观、带着距离。但马嘉祺看他,是在看一个人。一个他不一定能看透的人。
“我没有在意他。”宋亚轩说,“我在意的是你。”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雨声变得很大,大到像是有人在头顶泼水。宋亚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出这句话。他不是计划好的,他甚至没有想过要这么说。这句话是自己从那个被他塞满了“不想”的胃里爬出来的,沿着食道往上走,经过喉咙的时候没有被拦住,就这样从他的嘴里滑了出来。
马嘉祺看着他。那双安静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波浪,不是涟漪,而是更深处的、像海底暗流一样的东西。你看不到它,但你知道它在,因为水面下的颜色变了。
“你——”马嘉祺开口了,只说了一个字。
宋亚轩从书架上直起身。“不用说了。我知道。”
他拿起书包,走到门口。他的鞋还是湿的,踩在木地板上发出吱呀的声音。他的手搭在门把手上,没有立刻拧开。
“我——”马嘉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又是只开了一个头。
宋亚轩没有回头。他拧开了门把手,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安静,雨声变得远了。他走了两步,停下来,站在走廊中间。天花板上有一盏灯在闪,一明一暗,一明一暗,像一个在黑暗中反复呼吸的、不知道要不要睁开眼的人。
他刚才说了那句话。那句话的每一个字他都记得。“我没有在意他。我在意的是你。”他把那句话放在嘴里反刍了一遍,像牛反刍草料一样,嚼碎了,咽下去,再呕出来再嚼一遍。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也许是因为他在那扇门口站了太久,看了太久贺峻霖在马嘉祺面前毫不费力地做自己,而他自己做不到了。也许是因为那些被塞进胃里的“不想”太多了,多到胃装不下了,只能倒出来。也许只是因为今天下雨了,他的鞋子进水了,裤腿湿了半截,毛巾是干的但很快就湿了,而马嘉祺说“你淋雨了”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东西让他觉得——他可以不用再藏了。
但他还是没有把话说完。他说了“我在意的是你”,然后他就走了。他不敢听马嘉祺的回答。不是怕被拒绝,是怕马嘉祺说“我知道”。或者“我也在意你”。或者什么都不说。或者说什么都不对。
他走到楼梯口,下了一层,然后在楼梯拐角处坐了下来。水磨石台阶是凉的,湿透的裤子贴在腿上,冷得他打了个哆嗦。他把脸埋进手掌里,手心里有马嘉祺那条毛巾的樟脑球味道。
他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走廊里偶尔有人经过,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然后消失。他听到一个脚步声从上面下来,不急不慢,每一下都很稳。那个脚步声在他身后的台阶上停了下来。
“亚轩。”
马嘉祺的声音。从上面传来的,很近。
宋亚轩没有抬头。
他感觉到一只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不重,只是轻轻搭着,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那只手是温热的,隔着湿透的外套,温度传过来,很慢,很稳。他第一次觉得,一只手的温度是可以被丈量的。从肩膀到心脏的距离大约是三十厘米。那只手的温度走过这三十厘米,用了大概五秒钟。到了的时候,它没有敲门,没有说“我来了”,它只是在那里。像马嘉祺这个人一样,不着急,不慌张,不问他为什么坐在这里,不问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只是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然后等。
雨还在下。走廊尽头的窗玻璃上,雨水一条一条地往下流,像无数条细小的、透明的蛇。灯还在闪,一明一暗。
宋亚轩把手从脸上放下来,看着对面那面灰色的墙壁。墙上有学生用铅笔画的一个小小的笑脸,画得很久了,线条已经模糊了,但那两个点和一道弯弯的弧线还在,像一个在时间中慢慢淡去的、不需要被任何人记住的、只属于它自己的秘密。
“马嘉祺。”
“嗯。”
“刚才那句话——你当我没说。”
肩膀上的那只手没有动。
“好。”马嘉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