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A大队的驻留时间原定是三周。三周到了,袁朗的腿好了,许三多的肩膀恢复得比我预期的还快,七个伤病员的复查全部完成。按计划,我应该在周四下午坐车离开。
周三晚上,袁朗来医疗室找我。他坐在诊床上看我收拾器械,安静了整整五分钟。这种安静本身就很不正常——袁朗安静五分钟,要么是在憋大招,要么是出大事了。我正要把最后一盒止血带塞进抽屉里,他忽然伸手把那盒止血带拿走了,放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摆弄,就是不看我。
“林医生,明天走?”
“嗯,下午的车。”
“能不能晚两天?”
“为什么?”
“周末有演习。”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表情特别正经,正经得不像他,“全要素对抗,比上次那个规模更大。红蓝双方实兵对抗四十八小时,伤亡率预估不低。我们队军医上周调去学习了,新来的还没到位,医疗保障有缺口。”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我后来找齐桓核实过,演习是真的,军医调学是真的,缺口也是真的。但他没说的是,军医调学是两周前就定下来的事,他拖到最后一刻才告诉我,显然不是因为忘了。
“所以你希望我多留几天?”
“对。”他点头,表情依然正经,但嘴角已经开始不受控制地往上翘了,“纯工作需要。”
“绝对纯洁?”
“绝对纯洁。”他举起右手做了个发誓的动作,眼睛里的调皮劲儿已经快藏不住了,“齐桓可以作证。铁路大队长也可以作证——这次演习是他主持的,你可以直接问他。”
我把止血带从他手里抽回来,放进抽屉里锁好。“行,我去跟总院请假。”
总院那边倒是好说话——主任听说A大队有演习保障任务,二话没说就批了。挂了电话,我开始重新规划在驻地的最后几天。演习医疗保障和日常医疗保障是两回事,需要准备的东西多得多。我把医疗站的库存清单重新拉了一遍,补充了一批急救用品,又把野战救护的预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干完这些事已经是深夜十一点,正准备关灯回宿舍,齐桓推门进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放在我桌上。是一份演习医疗保障方案的补充条款,用他那一丝不苟的方块字密密麻麻写了两页。从伤员转运路线到止血带配备数量到血浆保存温度的备选方案,全列了一遍,每一个风险点旁边都标注了至少两套应对措施。
“林医生,明天上午我想跟你对一遍流程。有几个时间节点需要协调。”
“好。”
“另外,”他从公文包里又抽出一个信封,放在那份方案旁边,“这是给你的。”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手绘的驻地地图,标注了演习期间所有医疗点的位置、最近的安全通道、供水点和通讯站。地图画在普通的坐标纸上,每一个符号都极其精细,不同的功能区用了不同颜色的笔来区分——红色是急救点,蓝色是水源,绿色是疏散路线。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遇到任何问题,频道7,呼号‘磐石’。二十四小时在线。——齐桓”
“磐石是你的呼号?”
“对。”
“谁起的?”
他沉默了一秒,然后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移到了对面墙上那张被袁朗打出三个凹痕的公告板上。那个动作的意思是: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但出于礼貌我不会直接说出来。
“袁朗起的,”他最终还是说了,“他说我‘稳得像块石头,推不动也搬不走’。原话。当时我们还在军校,他是学员队的队长,我是副队长。他给我起外号从来不跟我商量。”
“这个外号挺适合你的。”
齐桓没有接话,但他的嘴角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然后他恢复了平时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表情,把我桌上那份方案拿起来翻到最后一页,指着其中一个时间节点说:“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确认。”
齐桓离开后,我把地图收好,把方案最后一页的修改意见标注完毕,然后关了医疗室的灯。回宿舍的路上经过训练场,夜风从戈壁滩上吹过来,带着沙砾和干燥的凉意。天上有半轮月亮,被薄云遮着,光晕模糊。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齐桓今晚说的话,可能比他在整个上一周加起来还多。演习前夕,他的确会变得更加沉默和专注,但今晚那种沉默里似乎多了一层什么东西——不是紧张,不是焦虑,而是一种即将完成某项任务的郑重。好像他也知道,这次演习之后,我的驻留就真的结束了。
周六凌晨四点半,演习正式开始。整个驻地在三十分钟内完成了从沉睡到全面动员的切换——引擎轰鸣,口令声此起彼伏,作战人员按预定编组向各自集结点机动。这次演习的规模确实比上次大得多,连驻地外围的警戒哨都加了双岗。
医疗站设在演习区域中段的预设位置,比上次演练时的三号库房更靠前,条件也更简陋。两顶野战帐篷拼在一起,一边是检伤分类区,一边是处置留观区。药品柜是便携式的,手术台是折叠的,照明靠发电机。齐桓昨天在这里待了整整一下午,亲自盯着每一个设备的安装调试,连发电机的地线都亲自检查过。我问他是不是每次演习都这么细致,他头也不抬地说:“这次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没回答,只是把发电机的接地桩又往里敲了半寸。
但答案很快就自己出现了。天刚亮,一辆指挥车停在医疗站外面,车门打开,下来的不是伤员,是铁路。
A大队大队长,大校军衔。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刚来驻地报到那天,他站在营部门口,背着手,表情比戈壁滩上的石头还硬,说了句“林医生,辛苦”就转身走了。
但今天的铁路和那天不太一样。他走进医疗站的时候,先扫了一眼药品柜的摆放,又看了看清创台的器械配置,然后转向我,语气是那种不带任何修饰的直接:“林医生,这次演习是大队年度最高规格的全要素对抗。医疗站的配置比平时高两个等级,齐桓跟你对过流程了吗?”
“对过了。”
“好。”他点了一下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是一台便携式卫星电话,“这是加密线路,直通指挥部。遇到任何超出你处置权限的情况,直接呼我。不用通过中队,不用通过参谋——直接呼我。”
我拿起那台卫星电话看了一眼,上面贴着一个标签,手写了四个字:医疗保障。字迹刚硬,一笔一划都像刀刻的,和铁路本人如出一辙。
“大队长,这个优先级是不是太高了?”
“不高。”他说,“打仗打到最后,拼的是保障。医疗保障是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你这边多救一个人,前线就少一份顾虑。”他顿了顿,补了一句让我意外的实话,“而且袁朗那小子的腿刚好,齐桓的胃病也才消停——这两个人都是属牛的,拉都拉不住。你在这儿,我放心。”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指挥车在晨雾中绝尘而去。我站在医疗站门口,握着那台加密卫星电话,忽然觉得铁路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看起来像块铁板,但铁板下面压着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底细都清清楚楚的惦记。他什么都知道——袁朗的腿刚好,齐桓的胃病刚好,而我被袁朗用“绝对纯洁的工作需要”留下来这件事,他也门儿清。他什么都不说,但他给了我一台直通指挥部的卫星电话。
太阳升起后,演习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对讲机里不断传来各方的战况通报——红方突破某道防线,蓝方在某区域设伏成功,双方在核心区域反复拉锯,战损比咬得很紧。我在检伤分类区连续接诊了七八个伤员,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轻伤员大多是扭伤、擦伤、轻微脱水,处理起来不复杂。但紧接着,对讲机里传来齐桓的声音,语速比平时快了半拍。
“林医生,准备接收一名中度伤员。编号B-7,右前臂疑似骨裂,十分钟后到达。注意——是队长。”
“收到。”我放下对讲机,开始准备夹板和绷带。
十分钟后,袁朗被两个兵架着走进医疗站。他的作训服右袖从袖口到肘部被撕开了一条口子,露出底下一大片擦伤和已经开始肿胀的前臂。脸上全是土,眉骨的疤被灰尘填成了深色。但他走进来的姿势依然是挺着腰板的,看见我还咧嘴笑了一下。
“林医生,又来麻烦你了。”
“怎么弄的?”我示意架着他的两个兵把他放到行军床上。
“攀岩的时候岩点松了,右手撑了一下,没撑住。小问题,就是有点疼。”他一边说一边试图活动右手手腕,结果刚动了一下就倒吸一口凉气。站在旁边的队员忍不住接了句:“队长是为了掩护我。那个岩点是我先踩松的,队长在后面帮我挡了一下,自己手撑在碎石上了。”
“行了行了,别在这儿开表彰大会。赶紧回你的位置。”袁朗朝那个兵挥了挥左手,一脸不耐烦。那个兵犹豫了一下,敬了个礼转身跑出帐篷。袁朗看着他的背影消失,才转过头来,脸上那个不耐烦的表情瞬间切换成了一种略带得意的笑,“怎么样,林医生,我刚才那个‘不耐烦的领导’演得像不像?”
“你是真不耐烦还是假不耐烦?”
“假的不耐烦,真的疼。”他把右臂搁在诊台上,嘶了一声,“你轻点。”
我剪开他的袖子,开始检查。右前臂中段有明显的肿胀和压痛,骨擦感阳性——尺骨中段骨裂,万幸没有完全骨折,不需要手术,但需要固定和静养。他这条胳膊,从肩到手腕,大大小小的伤疤我认得比自己的掌纹还清楚——最上面那道是弹片划的,肘关节那个是训练事故,手腕那个他说是削土豆削的,我不信。
“尺骨骨裂。”我拿起夹板,“需要固定至少四周。”
“四周?”他的表情像是听到了什么荒谬绝伦的笑话,“上次腿三周,这次胳膊四周?林医生,你是不是在给我逐级加刑?”
“腿是骨膜损伤,胳膊是骨裂。伤情不同,刑期不同。你老实配合就三周,不老实就四周。”
“我配合,绝对配合。”他立刻换上一副模范病号的表情,然后压低声音凑过来,“但是有个问题——四周后我能不能参加年底的跨区对抗演习?那个演习很重要,铁路大队长亲自带队,我不能缺席。”
“那要看你恢复的情况。”
“那就是有可能?”他的眼睛亮了。
“有可能。”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他靠在行军床上,整个人松弛下来,好像刚才那句话比什么止痛药都管用。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了,语气变得有些散漫,像是在闲聊,“你知道吗,铁路大队长今天早上在指挥部提到你了。”
“提到我什么?”
“他说,‘小林医生在医疗站,今天的伤情数据我放心’。就这么一句。”袁朗转过头看我,嘴角翘起来,“你知道铁路大队长的‘放心’两个字有多重吗?我在他手下干了这么多年,他夸我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上次他说我‘还行’,齐桓记在了工作日志里,当成重大事件存档。”
“所以你是来替他转达表扬的?”
“不是。我是来告诉你,你现在是我们A大队的人了。”他伸出左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圈,把整个医疗站、整个驻地、整个戈壁滩都圈了进去,“不是‘我们的军医’,不是‘编外人员’——就是‘我们’。铁路认证过的,齐桓认证过的,我认证过的。三重认证,终身有效。”
他举起左手朝我敬了个礼,姿势歪歪扭扭的,但眼睛里的认真怎么都藏不住。
中午的太阳把帐篷晒得发烫,发电机的嗡鸣声混着远处演习的炮声,空气里飘着碘伏和沙尘的混合气味。袁朗靠在行军床上,右臂固定着夹板挂在胸前,左手端着一杯我给他倒的水,神情惬意。
医疗站里安静了片刻。对讲机里又传来齐桓的声音,平稳地汇报着前线的伤员转运情况。袁朗听完齐桓的通话,忽然笑了,是那种想起什么好笑的事情的笑。
“你知道吗,齐桓也被铁路半夜突击检查过。不是检查训练——是检查他的工作日志。那会儿齐桓刚调来A大队当副队长不到半年,铁路某天半夜两点忽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要看他的工作日志。齐桓把日志递上去,铁路翻了一遍,什么都没说就走了。第二天早上,铁路把全队的干部叫到会议室,把那本日志摔在桌上,说:‘你们所有人,工作日志的标准,向齐桓看齐。’”
“齐桓当时什么反应?”
“他什么都没说。但我后来发现他在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大概是他觉得没人会看到的地方——‘大队长说我的日志是标准’。下面画了一道杠。齐桓,画了一道杠。”袁朗竖起一根手指,做出一个惊叹的表情,“对齐桓来说,画一道杠等于是放了场烟花。”
傍晚,演习进入第二阶段。伤病员数量开始上升,我在检伤分类区忙得脚不沾地。正在给一个脱水休克的兵挂水时,帐篷门帘被猛地掀开,齐桓大步走进来,怀里抱着一个黑瘦的人影。
许三多。他的左肩从关节窝里脱出来了,整个人疼得满头大汗,嘴唇发白,但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作训服左肩位置的布料被撕开了,底下缠着的旧绷带松脱了一半,露出已经开始肿胀的关节。
“攀爬的时候岩点松动,左手脱力导致肩关节再次脱位。旧伤位置。他在落地前用右手抓住了一根绳子,否则就是自由落体。”齐桓把许三多放在行军床上,动作极轻,像是在放一件易碎品。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递给我,“这是上次的伤情数据,供你对比。”
我接过来快速翻了一遍。比我病历本上的记录还要详细——日期、时间、伤情描述、处理措施、恢复进度、每一次复查的数据对比,全用他那笔方块字写得清清楚楚。他把这本笔记本随身带了很久,专门就是为了这种时刻准备的。
我开始检查许三多的左肩。盂肱关节再次脱位,周围软组织有明显牵拉伤,肿胀比上次更严重。好消息是,神经血管没有损伤,手动复位应该可以完成。但我需要确定他能不能承受复位过程中的疼痛。
“许三多,你上次复位是我做的,你知道有多疼。这次可能比上次更疼,因为软组织损伤更重。我可以给你用镇痛的药物,但如果你愿意等我也可以不用,把药物留给更需要的伤员。你选哪个?”
“不用药。”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但回答几乎没有犹豫,“留给别人。”
袁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到行军床另一侧站定。他右臂还吊在胸前,就用左手按住了许三多的右手,力道不重,但很稳。许三多抬头看他,袁朗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一下头。
复位用了四分钟。许三多全程没有喊,但他的右手死死攥着袁朗的左手,指节发白。袁朗的左手被攥得青筋暴起,但他也没有吭声,只是稳稳地站在那儿,像一根桩子。
结束后,许三多的肩膀回到了正常位置。我立刻开始冰敷固定,他的呼吸渐渐平复下来,额头上全是汗,但眼神已经恢复了清明。
“谢谢林医生。”他哑着嗓子说。
“你应该谢谢你的队长。他的手快被你攥骨折了。”我看了一眼袁朗。
许三多转过头看袁朗,袁朗立刻松开了他的右手,把左手背到身后,一脸“我没事我很好”的表情。但许三多已经看到了——袁朗的左手从虎口到指根被攥出了四道深深的红印,其中无名指那道已经开始泛紫了。
“队长——”
“行了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左手又没骨裂,右手骨裂了正好配你左肩脱臼,咱俩凑一对伤病组合,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左右互搏’。”袁朗甩了甩左手,一脸无所谓,但许三多的表情没有松懈下来,他还是盯着袁朗藏在身后的那只手,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袁朗叹了口气,把左手从背后拿出来,在许三多面前摊开晃了晃:“你自己看,皮都没破。你这攥人的手劲还不如你攀岩的握力,回头康复训练我建议加一个握力器专项。”
许三多没说话,但袁朗从他眼里看出来了——这小子根本不信。袁朗又叹了口气。
“三多,我一只手换你平稳落地,这买卖划算得很。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等你肩膀好了,陪我加练。”
“加练什么?”
“攀岩。哪个岩点敢松,咱俩一起把它拆了。”
许三多终于笑了,那个笑容在黑瘦的脸上显得格外明亮。
傍晚,演习进入了第三阶段。铁路下了命令,要检验A大队在极端复杂电磁环境下的通讯保障能力。医疗站的对讲机、卫星电话、甚至心电监护仪的无线模块全部遭到了全频段压制干扰。瞬间失联。
对讲机里只剩白噪音,卫星电话的加密指示灯从绿色跳成了红色闪烁——信号被压死了。我站在医疗站门口,能听到远处演习区域的爆炸声和枪声还在继续,但所有的电子通讯全部中断,整个驻地像是被扣上了一个巨大的金属罩子。
帐篷里的兵有些不安地交换着眼神。一个刚包扎完的轻伤员低声说了句“这是全频段压制,以前演习从来没压过医疗频道”,另一个正在输液的兵接了一句“这次是大队长亲自坐镇,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也有点愣。预案里有通讯中断的应对方案,但那是针对前方阵地的。医疗站是后方保障单元,通常不会成为干扰目标。但铁路显然不按常理出牌——他大概是想看看,当所有现代化通讯手段都被切断之后,这支部队还能不能运转。
帐篷里的兵不安地骚动了大约十秒钟。
十秒后,齐桓掀开帐篷门帘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的不是对讲机——对讲机已经没用了——而是一个硬皮笔记本和一支笔。他的步伐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不疾不徐,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节奏上。
“林医生,”他走到我面前,翻开笔记本,“所有电子通讯中断,指挥部已启动预案。从现在开始,所有伤情信息通过人力传递。我在医疗站和前线之间安排了三个传令兵接力跑,频率为每十五分钟一次。你这边有任何需要——药品、血浆、人员支援——写在这个本子上,我让人送上去。”
他说这话的语气和汇报天气没什么两样,好像全频段压制这种极端情况只是今天演习流程表上的一项常规内容。周围的兵看到他这副样子,交头接耳的声音渐渐平息了。
我把本子接过来,迅速写下了需要补充的物资清单。齐桓看了一眼,点了一下头,转身交给了门口的一个传令兵。传令兵接过本子飞奔而去,齐桓又转回来,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一部老式手摇电话机。军绿色,铁壳,摇把上磨得锃亮,一看就是从仓库里翻出来的旧装备。
“有线电话,直通指挥部。线路已经拉好了,走的是地下电缆,不受干扰。”他说,“大队长说,现代通讯靠不住的时候,就得靠这个。这是他当兵时候的老伙计。”
我把手摇电话机接过来,沉甸甸的,铁壳冰凉。摇了三圈摇把,听筒里传来铁路的声音:“医疗站?什么情况?”
“大队长,医疗站收到。目前一切正常。”
“好。这部电话线路是独立的,二十四小时畅通。有任何情况直接摇我。”他顿了一下,语气忽然从指挥官的威严变成了一个老兵的朴实,“那部电话是我在新兵连时候用过的型号,你摇把多摇两圈,它年纪大了,反应慢。”
“明白。”我放下听筒,忍不住笑了一下。一个能想到在现代演习里预设手摇电话线路的大队长,一个对二十年前的旧装备了如指掌的老兵,铁路这个人确实像袁朗说的——什么都在乎。
齐桓站在我旁边,看了看那部手摇电话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几乎听不出情绪的语调说:“二十年前的装备,现在还能用。大队长保养的。”
“你怎么知道?”
“每次仓库清点,他都会亲自检查这台电话机。我问他为什么不淘汰,他说:‘淘汰什么?电子设备越先进,越容易被干扰。这个摇把一转,谁也干扰不了。’”齐桓说完,从我桌上的记录本上撕下一张纸,开始写下一份手写指令。他的字依然是方块字,一笔一划,即使在演习最混乱的时刻也没有任何走样。然后他把指令叠好,交给了下一个传令兵。
我看着传令兵跑远的背影,忽然觉得这整件事透着一种奇特的浪漫。在这个卫星、无人机、数据链满天飞的时代,A大队的指挥部和医疗保障站之间,竟然靠一条地下电缆和一台手摇电话机连接着。这不是落后,是一种被反复打磨过的、深入骨髓的战备意识。铁路这种准备了所有可能性的思维方式,和齐桓如出一辙。或者说,齐桓的一丝不苟,很大程度上就是从铁路那里传承下来的。
傍晚六点,演习结束。全频段压制在最后一刻被解除,对讲机里重新传来各方的调度声,卫星电话的加密指示灯从红色跳回绿色。导演部宣布蓝方获胜,但战损比差距很小——这场演习的质量,用齐桓的话说,是“近三年最高”。
撤收的时候,铁路的指挥车再次停在医疗站门口。他下车走进来,先看了一眼我挂在帐篷支柱上的手摇电话机,嘴角动了一下——那个表情不是笑,是一种面对老战友时才有的默契。他拿起听筒贴在耳边听了听,又挂了回去,转头看我。
“电话好用吗?”
“好用。摇了三圈半才接通,但通了之后声音很清楚。”
“三圈半。年纪大了,以前两圈就通。”他把电话机从支柱上取下来,拿在手里掂了掂,然后重新挂了回去。他环顾了一圈医疗站——药品柜、清创台、折叠手术台、刚撤下来的伤员留观区——最后把目光落在我身上,“林医生,今天医疗站一共接诊多少人?”
“二十一个。大部分是轻伤,三例中度,一例重度脱水,许三多左肩脱位已复位,袁朗右前臂骨裂已固定。”
“袁朗骨裂我知道。许三多又脱了?”铁路皱了一下眉,随即展开,“你在的时候他脱了三次,每次都是你复位的。他的肩膀好像特别信任你的手。”
“可能是运气。”
“不是运气。”铁路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笃定,但没有任何解释。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是一枚臂章。A大队的臂章。
“这个给你。不是编外人员那种临时的——正式的。你在A大队有战位,有代号。代号你自己起,想好了告诉齐桓录入系统。”他说完转身就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袁朗那小子的腿,你治好的。许三多的肩膀,你复位的。今天演习,你一个人守了二十一个伤病员,通讯中断的情况下零失误。A大队欠你一句正式的认可。这枚臂章,是我个人代表全队给你的。”
指挥车发动,在暮色中缓缓驶离。我站在医疗站门口,手里攥着那枚臂章,布料挺括,刺绣的丝线硌着指腹。
袁朗从旁边的留观帐篷里走出来,右臂吊在胸前,左手里拎着一瓶水。他看见我手里的臂章,嘴角翘了起来。
“铁路大队长给你的?”
“嗯。”
“林知意。你要是想不出来代号,我可以帮你起。比如‘针头’?或者‘血压计’?或者跟齐桓对应,叫‘磐石二号’?”
“你起外号的水平真不怎么样。”
“谁说的?‘磐石’这个名字起得多好,齐桓自己都认了。他嘴上说‘不评价’,但每次有人叫他磐石,他回头速度比别人快零点三秒。”袁朗说完,忽然凑近了半步,压低声音,“对了,你在听筒里听到大队长跟你说话的时候,我正好在指挥部。你知道他挂了电话之后说了什么吗?”
“什么?”
“他说:‘那姑娘不错。胆子大,手稳,脑子清楚。’然后他看了一眼齐桓,补了一句:‘比你还会挑人。’”
“齐桓什么反应?”
“齐桓说:‘报告大队长,林医生是我请来的。第一次是我请的,第二次是我请的,第三次也是我请的。所以如果这也算挑人的话,是我先挑的。’”袁朗说完哈哈大笑,笑完又倒吸一口凉气——笑声牵动了骨裂的胳膊,疼得他弯下了腰。
我赶紧扶住他的左臂把他按回行军床上。他坐在床边,疼得龇牙咧嘴,但嘴角还挂着那个得意的笑。
“值了,能在铁路面前抢个功,这条胳膊裂得值。”
“你闭嘴养伤。”
“是,长官。”他举起左手朝我敬了个歪歪扭扭的军礼,然后把手放下,轻轻碰了碰我白大褂口袋里露出的那枚臂章边缘。
“林知意,欢迎入列。”
夜幕降临,演习场上残留的硝烟味被夜风吹散。远处炊事班的灯亮起来了,飘来红烧肉的香气。许三多从留观帐篷里探出半个身子,左肩上的新绷带缠得整整齐齐,朝我和袁朗的方向喊了一声:“队长,林医生,老马说今晚加菜,红烧肉,让我来通知你们。大队长也来,老马说给他留了最肥的那几块,大队长喜欢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