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那一天，亓洛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

她只是想下床倒杯水。护士在走廊另一头忙碌，监护仪的声音在身后滴答作响，她赤着脚踩在冰凉的瓷砖地面上，手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门口。

然后她听见了哭声。

很轻，很压抑，像是有人用手捂着嘴，拼命想把声音咽回去，可那些破碎的呜咽还是从指缝间漏了出来。

亓洛停下脚步。

她认得那个声音。

她悄悄探出头，看见走廊尽头的拐角处，一个女人背靠着墙，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她穿着得体的深色大衣，手里攥着一块手帕，死死地按在嘴上。那头和元洛如出一辙的银灰色长发散落在肩头，没有束起，凌乱得像从未打理过。

是母亲。

那个永远优雅、永远从容、永远在她面前笑着说“没事的”“会好的”“妈妈在”的母亲。

此刻她蹲在墙角，哭得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的孩子。

亓洛没有出声。

她只是默默地退回病房，轻轻关上门，然后靠着门板，一点一点滑坐到地上。

她没有哭。

只是睁着那双蓝灰色的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看了很久很久。

原来妈妈也会哭。

原来妈妈不是真的觉得“会好的”。

原来所有人都在她面前演戏——医生、护士、父亲、母亲。他们笑着说“有希望”“在好转”“新技术正在研发”，可转过身去，他们哭得比谁都伤心。

亓洛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监测手环。那红光一闪一闪的，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眼睛，替她的身体倒数着她不知道的期限。

她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的累，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沉甸甸的疲惫。她累了被所有人小心翼翼地对着——一碰就碎的娃娃，累了听到“会好的”这三个字时还要配合地点头微笑，累了在这间白色的、永远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一天一天地等下去。

等什么？

等奇迹？等新技术？等那个永远不会来的“十八岁”？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不想再等了。

亓洛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摸出一张便签纸，拿起笔，想了很久。

她有很多话想说。想说对不起，想说谢谢，想说不要哭，想说其实我不怕死，我只是怕你们在我面前装作我不死。

可最终，她只写了几行字。

字迹歪歪扭扭的，因为她的手在抖。

“我走了。不要找我。我不想再回来了，我不想一辈子困在这里，直到死的那一天。”

她把便签纸贴在床头柜上，用那朵歪歪扭扭的纸玫瑰压住一角。然后拿起自己的包包——那个她每次偷溜出去都会带的、浅棕色的帆布包——拉开拉链，把那把糖果从床头柜上扫了进去。

一颗不剩。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间住了十几年的病房。

白色的墙，白色的床单，白色的灯光。床头柜上堆着那些折纸，纸鹤、星星、纸玫瑰，歪歪扭扭的，丑丑的，可每一只都是她在那些失眠的深夜里，一点一点折出来的。

她看了几秒。

然后拉开门，赤着脚走了出去。

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护士还在另一头忙碌。元洛弯下腰，拎起那双放在门边的平底鞋，赤着脚走过冰冷的走廊，走过护士站，走过电梯，走过一楼大厅。

没有人注意到她。

或者，没有人忍心拦住她。

外面的风很冷。

亓洛站在医院门口，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冬天的寒意，有远处人家烧柴火的烟熏味，有一点点腊梅的残香。

没有消毒水。

她弯下腰，把鞋子穿好，然后攥紧包包的带子，迈开步子，往那个方向走去。

那个她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