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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士兵突击之雨季

二〇〇四年春天,苏晚接到袁朗电话的时候,正在办公室写论文。

“苏晚,跟你说个事儿。”袁朗的声音听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带着一种苏晚很少听到的兴奋,像是一个发现了新玩具的孩子,“我们大队要扩编了。今年会有一批新兵,从各部队选拔。”

“嗯。”苏晚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手上还在打字。

“我要亲自带这次选拔。”

苏晚的手指停了一下。不是因为惊讶,是因为她听出了他语气里那种藏不住的期待。袁朗带兵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亲自带选拔”这件事,对他来说似乎意味着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他像是一个终于等到了什么机会的人,那种期待感隔着电话线都能传过来。

“那你有的忙了。”苏晚说。

“忙点好。”袁朗顿了一下,又说,“对了,过一阵子我要出去一趟,去一个部队,找一个兵。”

“什么兵?”

“一个……”袁朗像是想了想措辞,“一个很有意思的兵。上次演习的时候遇到的。木木的,愣愣的,但有一股劲儿。”他又顿了一下,苏晚听到他那边传来打火机的声音,然后是轻轻吐气的声音。“他抓住我的时候,脸上全是血,眼睛里面全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弄死我不罢休的那种。但又不是恨我,是为了给战友报仇。”

苏晚听着,没有说话。她很少听到袁朗用这种语气描述一个人。他带兵多年,什么样的兵没见过,但能让他在电话里专门提起来、用“很有意思”来形容的,不多。

“你什么时候去?”苏晚问。

“下个月。”

“那你路上小心。”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然后袁朗笑了一声,声音低低的。“苏晚,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专门跟你说这个?”

苏晚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法桐树。四月的北京,法桐刚发芽,嫩绿嫩绿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窗台上画出一片斑驳的光影。

“因为你想说。”苏晚说,“你想说的时候就说了,不需要我问。”

袁朗又笑了,这次笑声长了一些。“苏晚,你这个人——算了,不说了。等我回来再跟你说。”

“好。”

挂了电话,苏晚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她在想一件事——袁朗说的那个兵,是什么样的人?能让袁朗记在心里、专门去部队找的人,一定不是普通的兵。她忽然有些好奇,但那种好奇不是想要打探什么,而是一种“我想了解你世界里的一切”的自然而然的想法。

袁朗去702团找那个兵的那天,苏晚正在做一台大手术。

等她从手术室出来,手机上有一条短信,只有五个字:“找到了,很值。”

苏晚看着这条没头没尾的短信,嘴角弯了一下。她大概能想象袁朗发这条短信时的样子——站在某个她不知道的地方,穿着作训服,脸上可能还涂着油彩,但眼睛里全是那种发现宝贝的、亮亮的光。她回了一条:“那就好。”

后来的事情,苏晚是断断续续从袁朗嘴里听到的。

那个兵叫许三多。钢七连的。袁朗说他“笨得要命,但轴得要死”。说他在演习的时候不要命地追自己,从悬崖上摔下来满脸是血还不放手。说他拒绝了袁朗的邀请,说自己“在钢七连还没待够”。说他在整个连队都解散之后,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营房里守了半年,天天出操、跑步、打扫卫生,没有一天懈怠。

苏晚听到“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营房里守了半年”的时候,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她正在叠衣服,那是袁朗的一件作训服,洗了还没熨,领口的扣子掉了,她正准备缝。

“半年?”苏晚抬起头看着袁朗。他靠在沙发上,一条腿搭在茶几上,姿态懒散,但眼睛里有认真的光。“半年。一个人,一栋楼,一把扫帚。每天该干嘛干嘛,没人检查,没人监督,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苏晚低下头,继续缝扣子。针穿过布料,线在手指间拉紧,一针,又一针。她没有说话,但她在想一件事——一个人的军旅生涯里,最难的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而是在没有任何人看到的时候,依然做自己该做的事。这不是纪律,不是习惯,是信仰。

“所以你要把他招进A大队。”苏晚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袁朗看着她,嘴角弯了一下。“是。他应该是我的兵。”

他说“应该”的时候,语气很轻,但苏晚听得出来,那个词里面有很重的东西。不只是“我想”,是“我必须”。就好像那个叫许三多的兵,从在演习场上抓住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和他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他不是在“选择”许三多,他是在“认领”他。像一个老手艺人看到一个好苗子,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个人,该跟着我。

苏晚把扣子缝好了,咬断线头,把作训服叠好,放在沙发扶手上。

“袁朗。”

“嗯。”

“你说过你以前在老虎团。”苏晚在他旁边坐下来,“老虎团什么样?”

袁朗偏过头看了她一眼,像是没想到她会问这个。他沉默了几秒,目光落在茶几上那杯凉了的茶上。

“苦。”他说,就一个字。然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苦。是——你知道自己会变成另一种人的那种苦。不是身体上的,是……怎么说呢,是把原来的自己打碎了,重新拼一个。拼的过程很疼,但拼出来之后,你知道那是对的样子。”

苏晚听着,想起自己从医学院刚进临床的那几年。也是苦的。不是体力上的苦,是那种——你学了八年,以为自己什么都会了,但真正面对一个鲜活的生命、需要在几分钟内做出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知识和经验远远不够。那个过程也是把原来的自己打碎了,重新拼。拼好了,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

“所以你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苏晚说。

袁朗没有回答。他伸出手,握住了苏晚的手,手指穿过她的指缝,十指扣在一起。那个握法和以前一样——笃定的、确认的,像在说我在这儿,你也在这儿。

“可能吧。”他最后说。

苏晚没有再问。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闭上眼睛。四月的夜晚,北京的春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远处有狗叫声,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做梦。

她在想那个叫许三多的兵。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但通过袁朗的描述,她好像已经在心里画出了他的样子——木讷的,笨拙的,但眼睛里有一种让人不敢轻视的光。那种光她见过,在袁朗的眼睛里,在她父亲的老照片里,在A大队那些年轻士兵的眼里。那是一辈子都不会熄灭的光。不管经历过什么、失去过什么、被击倒过多少次,那光都在。

半年后,许三多和成才——袁朗提过的另一个兵,和许三多一起从钢七连出来的——通过了选拔,正式进入A大队。

苏晚是从袁朗嘴里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天她值夜班,凌晨一点多接到袁朗的电话——他很少在这个时间打电话,所以苏晚接起来的时候心跳快了一拍。

“通过了。”袁朗说,声音是哑的,但里面有一种苏晚从未听到过的、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涌上来的东西。不是兴奋,不是如释重负,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了欣慰和某种说不清的感慨的情绪。

“谁通过了?”苏晚问,虽然她大概知道答案。

“许三多。还有成才。”袁朗顿了一下,“还有几个。”

苏晚握着手机,靠在值班室的床上,窗外的北京夜色深沉,远处有一盏红色的灯在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是什么建筑上的信号灯。

“你呢?”苏晚问,“你怎么样?”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然后袁朗笑了——不是他平时那种懒洋洋的、带着距离感的笑,是一种很轻的、几乎听不出笑意的、更像是一个人在黑暗里独自弯了一下嘴角的那种笑。

“我挺好的。”他说,“就是想你了。”

苏晚的心跳漏了一拍。不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他们结婚快一年了,他说过更让人脸红的话。是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方式。不是逗她、不是撩她,是认认真真地、像是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样,说了这四个字。

“我也想你。”苏晚说。声音很轻,轻到像是怕惊动窗外的夜色。

电话那头没有回应,但她听到他的呼吸声,一深一浅,一深一浅,像是在用这种方式代替什么说不出口的话。过了几秒钟,袁朗说了一句让她没想到的话。

“苏晚,我跟你说说许三多吧。”

苏晚愣了一下。“现在?”

“嗯。现在。”

苏晚把被子拉到下巴,在黑暗中弯起了嘴角。“好,你说。”

袁朗开始说。他说许三多刚进A大队的时候有多笨,别人学一遍的东西他学十遍,别人做一次的动作他做一百次。他说许三多每次训练完了都一个人留下来加练,别人在打牌聊天他在操场上一遍一遍地跑,别人在睡觉他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书。他说有一次夜间训练,许三多从绳索上滑下来的时候手掌磨掉了一层皮,血肉模糊的,卫生员给他包扎的时候他一声没吭,包扎完了又爬上去,又滑下来,又磨破了。

苏晚听到这里的时候,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被子。“然后呢?”她问。

“然后他过了。”袁朗的声音放低了,“所有人里,他的成绩不是最好的,但他过了。因为他永远不会放弃。只要你给他时间,给他机会,他能把所有的坎都迈过去。一步一个脚印,不快,但他不停。”

苏晚在黑暗中眨了眨眼。她忽然想到一件事——袁朗选择许三多,不是因为他最优秀,是因为他最像袁朗自己。不是像现在的袁朗,是像那个多年前在老虎团、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比别人慢、但从不放弃的袁朗。

“袁朗。”苏晚说。

“嗯。”

“许三多遇到你,是他的运气。”

袁朗沉默了一会儿。“不是运气。是他自己走到我面前的。”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苏晚,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你看到他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你不能不管他。不是因为同情,不是因为他可怜,是因为他身上有你想要保护的东西。那种东西很珍贵,碎了就再也没有了。”

苏晚握着手机,看着窗外那盏一闪一闪的红灯。她忽然有些想哭,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她听懂了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他说的不只是许三多,他说的是他自己——那个在老虎团被打碎又重新拼起来的自己,那个在战场上见过生死却依然相信人性的自己,那个把所有柔软都藏在坚硬外壳底下、只在她面前才会偶尔露出来的自己。

“苏晚。”袁朗又开口了。

“嗯。”

“你睡吧。明天还要上班。”

“你也是。别熬太晚。”

“好。”

电话没有挂。两个人隔着四十公里的距离,在各自的夜里,听着对方的呼吸声。苏晚没有催他挂电话,袁朗也没有说再见。他们就这样沉默地、安静地、像两棵隔着一条河但根系在水下交缠的树,在黑暗中待了很久。

最后还是袁朗先开了口。“挂了。”

“嗯。”

“晚安,苏晚。”

“晚安。”

电话断了。苏晚把手机放在枕头边,翻了个身,面朝着窗户。那盏红色的灯还在闪,一闪一闪的,像一个人的心跳,又像很远很远的地方、某个人在黑暗里点亮的一盏灯。

她闭上眼睛,想着袁朗说的那些话,想着那个叫许三多的兵,想着那些她从未见过、但通过袁朗的描述已经在心里活起来的人。他们都是袁朗世界的一部分,而她正在一点一点地了解那个世界。不是以军医的身份,不是以妻子和家属的身份,就是以苏晚的身份——一个愿意倾听、愿意理解、愿意把那些不属于她的故事也装进心里的人。

二〇〇四年的秋天,苏晚第一次听说了“老A”的另一个名字。

那天袁朗来她这儿吃饭,吃完饭两个人在小区里散步。九月的北京,天高云淡,法桐树的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偶尔有几片叶子落下来,打着旋儿,慢悠悠的。

“许三多最近怎么样?”苏晚问。

袁朗把手插在裤兜里,走在她左边,步速不快不慢,刚好和她保持一致。“挺好的。还是笨,但比以前强多了。”他顿了一下,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你知道吗,他们给老A起了个外号。”

“什么外号?”

“挨千刀的。”

苏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为什么叫这个?”

袁朗也笑了,那笑容里有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自豪。“因为我们的训练强度大,考核标准高,用他们的话说,是被‘千刀万剐’过来的。所以叫‘挨千刀的’。”

苏晚走在法桐树的影子底下,看着地上两个人交叠在一起的影子,忽然觉得这个名字很合适。“挨千刀的”——不是贬义,是一种带着敬畏和自嘲的称呼。只有经历过那些“千刀万剐”的人,才有资格叫这个名字。而袁朗,就是那个“拿刀的人”。

她偏过头看了他一眼。夕阳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侧脸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他的表情很平静,但嘴角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弧度——不是笑,是一种笃定的、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的、那种让人安心的表情。

“袁朗。”苏晚说。

“嗯。”

“你喜欢做这个。”

袁朗偏过头看着她。夕阳的光从法桐树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两个人之间,明晃晃的,像碎金。“你说是就是吧。”他伸出手,拉住她的手,继续往前走。

他们从小区门口走到街角的便利店,买了酸奶,又走回来。一路上没有说话,但苏晚觉得这是她走过的最舒服的路。不是因为路好走,是因为旁边的人对了。他走在她左边,他的手拉着她的手,他的脚步不快不慢,刚好和她保持一致。这就是她想要的全部。

回到楼下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袁朗松开她的手,在她额头上落下一个吻。

“我走了。”他说。

“嗯。路上慢点开。”

他转身走向那辆军绿色的切诺基。苏晚站在楼下,看着他的背影——笔直的,稳健的,即使在便装的时候也带着一种军人的姿态。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车灯亮起来,在暮色里划出两道白色的光束。

车子开出去之前,他摇下车窗,从驾驶座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

那个眼神苏晚记了很久。不是深情款款的那种,不是恋恋不舍的那种,就是一种很普通的、很日常的、像在说“我走了,你回去吧”的那种眼神。但就是因为太普通了,普通到不像电视剧里的那些告别的画面,她才觉得珍贵。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日子——没有轰轰烈烈,没有生离死别,就是在秋天的傍晚,他说“我走了”,她说“路上慢点”,他看她一眼,然后他走了。

车尾灯消失在街角。苏晚站在楼下,手里提着那袋酸奶,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上楼。

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她的脚步声把灯一层一层地唤醒,又让它们一层一层地熄灭。她走在忽明忽暗的楼道里,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门,开灯,换鞋。

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沙发扶手上还搭着袁朗那件作训服——扣子她缝好了,叠得整整齐齐,但他走的时候忘了穿。苏晚走过去,把作训服拿起来,贴在脸上。棉布的质感,带着洗衣粉的味道,和他身上那种说不出的、属于军人的味道。

她把作训服挂进衣柜里,挂在自己的白大褂旁边。一件深绿,一件纯白,肩并肩,像两个沉默的、互相守护的人。

她躺到床上,拿起手机,给袁朗发了一条消息:“你的作训服忘拿了。”

回复来得很快:“放你那儿。下次穿。”

苏晚看着这条回复,嘴角弯了一下。她想说“我给你送过去吧”,想说“你什么时候来拿”,但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只发了一个字:“好。”

她把手机关了灯,放在枕头边。

黑暗里,她闭上眼睛,想着那些她从未见过的人——许三多,吴哲,还有A大队那些她不认识的、叫不出名字的士兵们。他们在袁朗的带领下,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做着一件又一件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们被训练成这个国家最锋利的刀,但他们首先是儿子、是兄弟、是某个人等了一辈子也见不到几次的人。

苏晚翻了个身,面朝着窗户。窗外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层淡淡的光晕。那枚银色的星星还在她锁骨下方,贴着皮肤,被体温捂得暖暖的。

她在心里说:袁朗,你好好带你的兵。我把家看好。我们一起,把这辈子过完。

(第十四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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