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知我者……
Author: 迟归信

一九二一年

十月刚过，北平就落了一场大雪。雪不是一片一片飘下来的，是一粒一粒砸下来的，像老天爷把满腹的心事都碾碎了，撒向人间。我裹着棉袍从红楼出来，脚踩在雪地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那声音在空旷的校园里传得很远，又很快被雪吸收了，一切都变得沉闷、压抑，像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喘不上气。

那年秋天，国共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微妙了。

说“紧张”也许还为时过早，但裂痕已经出现了，像冬天湖面上的冰，表面上看还是完整的，底下已经有水在渗。我们在工人中间做的工作，国民党那边有人不满；他们在议会里的斗争方式，我们也觉得不够彻底。争论从私下蔓延到公开，从会议室蔓延到街头，从几个人的口舌之争蔓延成了两个党派的隔阂。

我不想看到这样。

我见过中国大地上最贫穷的人。

不是从书里读到的，是我用自己的眼睛看见的。

那年夏天，我从上海回来以后，跟着工人夜校的学员们去了他们在城南的棚户区。那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幕。用破木板和油毡搭起来的棚子，矮得人要弯着腰才能进去。地上是湿的，泛着一股霉烂的气味。一个女人坐在门槛上，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的肚皮胀得鼓鼓的，是营养不良引起的水肿。她的身边还站着两个更小的孩子，光着脚，脚趾冻得发紫，身上穿着大人的破衣服改成的褂子，空空荡荡的，像挂在两根竹竿上。

我蹲下来，想把口袋里仅有的几枚铜板递给她。

她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不是感激，不是客气，甚至不是悲伤。那是一种被生活压到了最底层之后，对一切都不再抱有期望的、麻木的、空洞的眼神。她接过铜板的时候，手指碰到我的手掌，那触感像枯树皮，粗糙、干硬，没有任何温度。

她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说。

不是不懂礼貌，是她已经不知道“谢谢”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了。在她的一生里，从来没有人在意过她的死活，她又怎么知道该如何回应别人的善意？

我站起来，转身走出那条窄巷子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了。不是哭，是眼泪自己掉下来的，像屋檐上的冰凌子，太阳一晒，自己就化了，自己就落了。

这不是一个人的苦难。

这是千千万万人的苦难。是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日复一日的、看不到尽头的苦难。

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

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也问别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流的是一样的血，喝的是同一条长江的水，脚下踩的是同一片被列强践踏过的土地。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一样的，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一个不受欺负的、让穷人能吃饱饭的、让孩子能穿上鞋的新中国——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渐渐明白了，这世上有些裂痕，不是靠“想”就能弥合的。就像两个人站在同一条河边，都想过河，一个人说造船，一个人说架桥。目的地是一样的，可路不一样。走的路不一样，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心里的想法就不一样。心里的想法不一样了，人就远了。

我和聿修，就是这样。

他的信越来越短了。不是不想写，是不知道怎么写。我的信也越来越少了。不是因为忘了他，是因为写了也不知道该寄到哪里。他总是在移动，今天在这个城市，明天在那个乡村，一封信寄出去，常常要辗转几个月才能到他手上。等到他的回信来的时候，信里说的那些事情，早就成了旧闻。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再是北平到湖南的距离，是两种不同的道路之间那条越来越宽的裂缝。

可我没有一天不想他。

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想念，是一种很安静的、像呼吸一样的想念。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会想，他今天会在哪里？会不会下雨？他有没有带伞？他手上那些冻疮，到了南方会不会好些？吃饭的时候，我会想，他有没有按时吃饭？南方的饭菜他吃得惯吗？他那么瘦，有没有人像当年我母亲一样，给他多盛一碗饭？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把枕头底下那些信翻出来，一封一封地看。他的字越来越潦草了，有时候整封信只有一个意思——“我还活着”。可够了。我知道他还活着，还在这条路上走着，就够了。

有时候我会拿起那支“知我”笔，铺开信纸，写了满满几页，然后又一字一字地划掉。不是没话说，是话太多了，多到任何一张信纸都装不下，多到任何一个开头都显得太轻。

聿修哥：

我想你。

这五个字，我写了无数次，又划掉了无数次。

不是我放不下面子，是我知道，这五个字对他来说，太沉了。他正在做的事情，不允许他心里有太多牵挂。我不能成为他的负担。我不能让他在南方的山林里行军的时候，还要分心去想北方的我。

有时候我会梦见从前的日子。

梦见湖南老家的学堂，槐树下的光斑，他给我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梦见一九一七年的码头，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站在原地，握着那支笔，心里的洞到现在都没有填上。梦见一九一八年的大雾，他在教室门口看着我，眼睛里有光，那种光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后来他知道，那个让他心动的“姑娘”，从来就不存在。

我在梦里会喊他的名字。

醒来的时候，枕边是湿的。

可是天一亮，我还是会穿上衣服，走出宿舍，去工人夜校，去读书会，去那些需要我的地方。我是共产党人，我有我的路要走。我不会因为想念一个人，就停下脚步。他不会，所以我也不会。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了孙先生。

那是一次意外的相遇。他从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里下来，身边跟着几个随从。他比上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更瘦了，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但他的腰杆还是直的，走路的步子还是稳的。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疲倦，不是无奈，是那种——

怎么说呢。

像一盏快要燃尽的灯，灯油已经很少了，火苗已经很小了，可它就是不灭。风来了，它晃一晃；雨来了，它颤一颤；可它就是不肯灭。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他。他从我面前走过，离我只有几步远。他没有注意到我，他也不会注意到我。我只是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中的一个，而他是那个在黑暗中独自走了太久太久的人。

可那一刻，我好想对他说一句话。

孙先生，您不是一个人了。

您看，您身后站着我们。也许我们还不够强大，也许我们之间还有分歧，也许我们走的路不完全相同，但我们都在往前走。我们都在朝着那个您用了一辈子去寻找的方向，往前走。

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口。

因为我知道，他不需要听这些话。他要看到的，不是我们的承诺，是我们的行动。他要在闭上眼睛之前，看到这片土地上出现一丝真正的、不会熄灭的光。

那天晚上，我又给聿修写信了。

这一次，我没有划掉。

聿修哥：

今天在街上看见了孙先生。他很瘦，很老，很孤独。可他还在走。

我想起你走的那天晚上，你说“殊途同归”。那四个字我记到现在。有时候我会想，我们走的这两条路，真的会“同归”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不管我们走的是哪条路，我们想去的，是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饥饿，没有寒冷，没有人会因为交不起租子被赶出家门，没有母亲会用那种空洞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饿死。

那个地方，你愿意用命去换。我也愿意。

也许我们这辈子不会再并肩走了。也许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两党的人，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但跨不过去的墙。

可我还是想说——

聿修哥，我想和你一起。

不是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是作为两条不同的路。是作为叶绍青和陈聿修，作为两个从湖南的同一所学堂里走出来的、在同一个槐树下念过诗的人，作为两个把命都押在了同一个新中国上的人。

我想和你一起。

这五个字，我在信纸上一笔一划地写，写得很慢，很重，纸都快被戳破了。

然后我把信折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写上那个不知道能不能寄到的地址。

信寄出去以后，我站在邮筒前，站了很久。

天又下雪了。细碎的雪粒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睫毛上。我没有动。我就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绿色的邮筒，像看着一个承诺——一个我许给自己的、与他无关的承诺。

聿修哥，你收到了吗？

你会怎么回？

也许你不会回。也许这封信会和之前很多封信一样，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没关系。

我知道你在那条路上。你知道我在这条路上。

我们在同一个时代，为了同一片土地，流着同一种血。

这就够了。

不是吗？

我转身往回走，雪越下越大了，天地之间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可我的心里有一盏灯，很小，很弱，但它亮着。从南湖的那条船上，一直亮到现在。

那盏灯的名字，叫信仰。

而你，聿修哥，你是我信仰里，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走得再远，路的分歧再大，我都不会忘记，那个在学堂门口把手伸给我的人

聿修哥，你带我走进了学堂。

而我，我想带你走进那个新世界。

哪怕我们的手，已经不能再握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