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知我者……
Author: 迟归信

一九二一年，夏天。

孙先生已经五十五岁了。我在照片上见过他，也在旧报纸上读过他的文章。他是一个瘦削的人，眉目间有一种说不出的疲倦，不是身体的疲倦，是那种走过太长的路、等过太久的光明、却始终没有等到天亮的人才会有的疲倦。

他是革命的人。

不，这样说不对。

他是革命的先驱。是在所有人还在沉睡的时候，第一个醒过来的人。是在所有人还在跪着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的人。他一个人扛着一面旗帜，走过了无数个春秋，走过了无数次失败，走过了无数个孤独得只剩下自己的夜晚。

可是，先驱者，总是孤独的。

我常常想，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累的？是第十次起义失败的时候？是护法运动功败垂成的时候？是看着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权被军阀窃取的时候？还是更早——早到他从夏威夷回国，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口袋里没有几个钱，心里却装着一个泱泱大国的时候？

他在等。

等一个力量。

等一种新的、年轻的、充满生命力的力量，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破土而出。

而他等到了。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

七月的上海闷热得像一个蒸笼，法租界的梧桐树叶子都被晒得打了卷。我从北平坐火车南下，一路上的风景从灰蒙蒙的华北平原变成了水汪汪的江南水乡。我靠窗坐着，手里攥着那本已经翻得起了毛边的《共产党宣言》，扉页上聿修写的那行字还在——“绍青存阅。殊途同归。”

殊途同归。

我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他了。他去了南方之后，辗转寄来过两封信，信上不说具体在哪里，只说“一切都好”，末尾总是同一句话——“绍青珍重，后会可期。”我会把信读上好几遍，然后压在枕头底下，和那支“知我”笔放在一起。

这一次南下的通知，是通过秘密渠道传达的。我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工人夜校上课，一个穿灰布短衫的年轻人找到我，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七月，上海，李公馆。”

我认识那笔迹。

那是毛同志的字。

我把纸条搓成一个小小的纸团，塞进嘴里，咽了下去。那个味道很苦，纸浆和油墨的苦味在舌根上久久不散，像是要把这个消息刻进我的骨血里。

七月二十三日的傍晚，我到达了上海。

十六铺码头上人来人往，挑担的、拉车的、扛货的，黑压压的一片。黄浦江上的轮船呜呜地鸣着汽笛，把夕阳的余晖搅碎在浑浊的江水里。我站在码头上，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江水的气息、煤烟的气息、汗水和鱼腥混杂的气息——这是工人的气息，是这个时代最底层也最庞大的、沉默了几千年的气息。

我深吸了这口气，仿佛要把那些人的命运都吸进肺里，刻在心里。

李公馆在法租界李汉俊先生的寓所，一幢不起眼的两层小楼，临街的窗户挂着竹帘，把外面的暑气和喧嚣都隔了开来。我到达的时候，客厅里已经坐了几个人。我认出了几张熟悉的面孔——毛同志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拿着一支烟，没有点，只是习惯性地在指间转着。他看到我，微微点了点头，嘴角浮起一个极淡极淡的笑。

那是老乡之间才有的、不需要多说什么的笑。

陆陆续续地，人到齐了。十五个人，从全国各地而来，穿过军阀的岗哨、穿过特务的盯梢、穿过千山万水，汇聚在这间不大的客厅里。他们有的穿着长衫，有的穿着西装，有的穿着短褂，服饰各异，口音不同，可当他们坐下来，围在那张铺着白色桌布的长桌旁时，我忽然觉得，这间屋子，正在变成整个中国的心脏。

不，不是正在变成。

是从这一刻起，中国有了一颗新的心脏。

会议开始的时候，窗外有人在唱歌，是远远的、隐隐约约的，不知道是从哪条弄堂里传出来的。唱的什么听不清，但那旋律是轻快的、向上的，像是夏天的蝉鸣，不知疲倦。

我在第三天的会上发言了。

我站了起来，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用尽了力气。我说了北平的工人夜校，说了长辛店的工人运动，说了那些沉默了几千年的双手——那些长满老茧的、伤痕累累的、从来没有握过笔的手。我说，他们不是不想站起来，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可以站起来。我说，我们这些人，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那四万万双沉默的手，有朝一日，可以堂堂正正地举起来。

说到最后，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不是因为紧张。

是因为我忽然想起了湖南老家的那个冬天。聿修把他的被子让给我，自己缩成一团，冻得浑身发抖。我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可他的牙齿在打战。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懂了——他不是不冷，是把自己的暖，都给了我。

就像今天，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不是为了自己暖。

是为了把所有的暖，都留给那些在黑暗里冻了太久的人。

会议开到第五天的时候，出了意外。一个陌生男子闯进了公馆，说是找人，但神色慌张。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经验丰富，当即判断情况有变，让大家立刻疏散。我们鱼贯而出，分别从前后门离开，消失在法租界七月的暮色里。

后来我们转移到了嘉兴南湖。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南湖。湖水是绿的，安静得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玉。一只画舫泊在岸边，船身漆成深褐色，船舱不大，刚好容得下我们这些人。我们上了船，船娘摇着橹，画舫缓缓驶离岸边，向湖心而去。水面被船头劈开，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像某种东西在扩散，无声无息，却势不可挡。

船舱里很安静。只有浆声欸乃，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我们一字一句地读着那份纲领。读到“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时候，有人攥紧了拳头。读到“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的时候，有人红了眼眶。读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然后，是最后一句。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念出这一句的时候，念的人声音不大，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可那十个字落在我耳朵里，像是十道惊雷，从一九二一年的南湖湖面炸开，炸过时间，炸过空间，炸到我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去。

我的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不再只是叶绍青。我不再只是湖南来的学生、北大的旁听生、毛同志的老乡、聿修的竹马。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是这开天辟地的、伟大的、注定要改写这片土地命运的力量中的一分子。

会议结束后，画舫在湖面上慢慢地漂着。没有人急着下船。有人走到船头，看着夕阳把南湖染成了金红色。有人靠着船舱壁，闭着眼睛，嘴唇微微翕动，不知道是在祈祷还是在默念什么。

我一个人站在船尾，看着船桨在水面上划出的那道长长的尾迹。

我想起了孙先生。

我想起他的孤独，他的等待，他的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的背影。他等了那么久，等了那么多年，从青年等到中年，从中年等到两鬓斑白。他等的是一个结果，而今天，这个结果开始有了形状。

不，不是结果。是开始。

是一切刚刚开始。

我想起了毛同志。他在李公馆的客厅里，指着墙上的一张中国地图，说：“我们的事业，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的事业。是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事业。”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指按在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点——那是韶山，他的家乡，也是我的家乡。

我想起了那些我教过的工人。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了——被军警抓走的，在罢工中受伤的，因病无钱医治而死的。他们走的时候，手里没有枪，口袋里没有钱，心里却有了火。那火是星星之火，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想起了聿修。

他在南方。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不知道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吃着什么样的饭、睡着什么样的床。可我知道，他在为同一件事奔走。用他的方式，用他的双手，用他选择的那条路。

殊途同归。

他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的四个字，原来不是安慰，是预言。

画舫靠岸的时候，暮色已经完全落下来了。南湖的水面变成了深蓝色，远处的村庄亮起了零星的灯火。我最后一个下船，脚踏上岸的那一刻，回头看了一下那只画舫。它泊在岸边，船身微微晃动着，像一个刚刚诞生的生命，还在学习如何呼吸。

我会记住这一天。

一九二一年七月，嘉兴南湖。

我，叶绍青，参加了这开天辟地的大事，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今天起，我的笔，我的手，我的心，都不再只属于我自己。它们属于每一个沉默的、受苦的、渴望站起来的人。属于那些在工厂里弯着腰、在田里躬着背、在矿井里匍匐前行的人。属于那些不认识字、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你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的人。

从今天起，我们要带他们，走向历史的舞台。

从今天起，沉默了几千年的双手，要举起来了。

从今天起，中国的工人、农民、每一个普通的人，你们不再是历史的背景，你们是历史的创造者。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支“知我”笔。

我在心里念了一句话，念给我自己听，也念给南湖的水听，念给那个在南方的、不知道在哪里的他听。

聿修，我们殊途同归了。

从今天起，我也是火的一部分了。

南湖的夜风很轻，吹在脸上，像一个人温柔的、久别重逢的叹息。

那年中国出现了一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