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昆明的灯

民国二十八年，沈知微随金陵女子大学西迁到了昆明。

昆明是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城市，海拔近两千米，天总是蓝得像洗过一样，白云大朵大朵地挂在头顶，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摸到。城里有翠湖、有大观楼、有金马碧鸡坊，街边种着桉树和银桦，风一吹就沙沙作响。这里离前线很远，空气中没有硝烟的味道，乍一看，像是乱世中的一方净土。

但战争还是找到了这里。日军飞机隔三差五就来轰炸——昆明是滇缅公路的起点，是大后方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日本人恨之入骨。防空警报一响，全城的人就放下手里的一切往郊外的防空洞跑。有时候一天要跑两三趟，跑得鞋都跑掉了，跑得老人和孩子哭成一团。有一次轰炸来得太突然，沈知微亲眼看见一所小学被炸塌了，废墟里伸出一只小小的手臂，手指还握着一支铅笔。

她蹲在路边吐了很久。

但沈知微没有放弃她的梦想。到达昆明以后，她一边在大学里完成学业，一边在城郊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夜校设在村子里的祠堂，几条长凳，两块黑板，一盏煤油灯，就是全部的家当。学生大多是附近穷人家的孩子——有放牛的，有砍柴的，有帮人带弟弟妹妹的，最大的十五六岁，最小的才六七岁。他们白天干活，晚上来上课，有时候走了十几里山路才到。

沈知微不收学费。她自己省吃俭用，把津贴的大半都花在了买课本和粉笔上。她教他们读书写字，教他们算术和常识，教他们认识地图上的中国——“你们看，这里是我们的国家，这里有长江，这里有黄河，这里有昆仑山。不管现在怎样，这永远是我们的国家。”

她教他们唱歌。教他们唱《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孩子们跟着她唱，声音稚嫩而认真。祠堂外面是昆明的夜空，满天繁星，月亮又大又圆，银白色的月光洒在泥墙上，像铺了一层霜。煤油灯的火苗在微风中摇曳，把孩子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身后的墙壁上，忽上忽下地晃动。

每次唱到“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她就停下来。孩子们已经习惯了，知道沈老师唱到这里就会停，然后沉默一会儿，再笑着说“下一首”。

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停。

夜校散了以后，她一个人走回城里的宿舍。昆明的夜风凉飕飕的，带着松林和泥土的气息。她走在月光下的田埂上，脚步很慢，像是在等什么人。但她知道不会有人来。

每周三的晚上，她会在窗台上放一盏煤油灯。

灯还是从南京带出来的那盏——铜制的底座，玻璃的灯罩，灯座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三年了，她从南京带到武汉，从武汉带到重庆，从重庆带到昆明，走了大半个中国，丢了很多东西，但这盏灯她一直带着。

橘黄色的光在昆明的夜风中摇曳，像一只不肯熄灭的萤火虫。窗台上的花盆里种着一株茉莉，是她在昆明买的，叶子翠绿，偶尔开一两朵小白花，香气若有若无。她把灯放在茉莉旁边，然后坐在窗前，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

三年了。从民国二十六年到民国二十九年，整整三年。她等了三年，从没等到那三下敲击。

朋友劝她。同宿舍的周小姐是教育系的同学，性格爽朗，说话直来直去。有一天晚上，周小姐看她又在窗前发呆，忍不住说：“知微，你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战争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他可能已经……“她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他会回来的。“沈知微说。

“你怎么知道？“周小姐急了，“你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万一他……万一他已经不在了呢？”

“我就是知道。”

沈知微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周小姐，目光一直落在窗外那盏灯上。橘黄色的光映在她的脸上，她的表情平静得像一面湖水，看不出悲伤，也看不出焦虑，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笃定。

她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是死是活。是在前线打仗，还是在后方潜伏。是已经忘了她，还是和她一样在某个城市的窗前点着一盏灯。她什么都不知道。但她答应过会等。她是那种说到做到的人——祖父教过她，人活着要讲信用，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更何况，她答应的不是别人，是他。

第三年，她开始写信。

写给一个不知道地址的人。信封上不写收信人，不写地址，只写日期。信的内容很简单——今天教了孩子们什么字，夜校来了几个新学生，昆明的天气怎样，院子里的茉莉开了没有。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是在做一件极其郑重的事。

信写好了，没有地方寄，就锁在书桌的抽屉里。抽屉的锁是小铜锁，钥匙挂在脖子上，贴着心口。抽屉里的信越来越多，一封叠一封，压得整整齐齐。有时候夜深人静，她会把抽屉打开，把信一封一封地拿出来看。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她不知道这些信永远也寄不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