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上海孤岛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顾长亭到达上海。那时候的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像两块飞地，被日军占领区团团包围，被称为“孤岛”。租界里依旧歌舞升平——霓虹灯闪烁，百乐门的爵士乐彻夜不停，百货公司里陈列着最新的巴黎时装和美国化妆品，跑马场里每个周末都有赛马，霞飞路上的咖啡馆里坐满了喝咖啡看报纸的洋人和阔太太。一切看起来和战前没有什么两样，仿佛战争只是发生在报纸上的新闻，与这座城市的繁华无关。

但只要走出租界的铁门，就是另一个世界。日军占领区满目疮痍——店铺关门，行人稀少，街角堆着沙袋和铁丝网，日本兵端着刺刀在街上巡逻。偶尔能看到几个面黄肌瘦的市民低着头匆匆走过，眼神里满是恐惧和麻木。黄浦江上停着日本的军舰，灰色的舰身在江面上投下巨大的阴影，像一头蛰伏的怪兽。

顾长亭以“顾怀瑾“的名字进入了汪伪政府的宣传部。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怀瑾握瑜”，出自屈原的《九章》，意思是怀抱美玉般的高洁品德。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提醒自己：不管身处怎样的泥潭，都不要忘了本心。

宣传部在虹口一栋三层小楼里，门口挂着青天白日旗，但所有人都知道这面旗子早已变了味。顾长亭的职务是“编译科科员”，负责翻译和整理日本的宣传材料。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桌前，把日文报纸上的文章翻译成中文，或者把中文稿件翻译成日文。这些文章千篇一律，无非是“中日亲善“”共建东亚新秩序“”和平建国“之类的鬼话。

他每天都要和一群汉奸打交道。科长姓周，从前是上海一家小报的主笔，日本人来了以后第一个投靠，现在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说话时嘴角总是挂着一丝谄媚的笑。副科长姓李，是个胖子，以前开过书店，投靠以后专门负责审查报纸和杂志，谁敢刊登不利于“和平运动“的文章，他就派人去砸报馆。还有几个科员，有的是被胁迫的，有的是贪财的，有的纯粹是胆小怕事——总之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的，但也没有一个敢反抗。

顾长亭在他们中间是最沉默的一个。他不谄媚，不抱怨，不表态，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翻译的文章挑不出毛病，开会的时候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同事们觉得他是个无趣的人，周科长偶尔拿他打趣：“顾科员，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跟个老头子似的？来来来，晚上一起去舞厅放松放松。“他只是摇摇头，淡淡地说：“不会跳舞。“

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科员，每个星期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把一份写满了情报的纸条塞进外滩一个公共厕所的隔间墙缝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翻译的那些“中日亲善“的文章，每一篇都被他暗中做了手脚——关键数字改了零点几个百分点，重要人名故意写错一个字，这些微小的错误足以让日方的情报分析出现偏差。

白天他是“顾怀瑾”，晚上他是“长亭”。深夜，回到租住的亭子间，他锁好门窗，拉上窗帘，从床底下取出那只铁盒子。铁盒子不大，比巴掌大不了多少，表面已经生了一层薄薄的铁锈。

打开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叠信纸——都是他写给沈知微的信，但一封也没有寄出去。他拿起笔，又开始写信。知微：上海下雨了。梅雨季的上海和南京一样潮湿，衣服晾了三天都干不了，墙壁上长了一层绿毛。但我不是要说这些。我是想说，下雨的时候让我想起南京，想起你在图书馆里翻书的样子，想起你说“先生您挡着我的光了“时候的表情。你还好吗？收容所的孩子还在唱《送别》吗？

怀瑾

——知微：今天路过一所女子学校，门口站着几个穿蓝布旗袍的姑娘，她们在笑，笑得很开心。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很久。我想，如果你在这里，一定也是这样的——穿一件素净的旗袍，抱着一摞书，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你身上。

怀瑾

——知微：我听说南京的樱花又开了。每年三月鸡鸣寺的樱花最盛，你以前总说想去看看，但每次都因为这样那样的事耽误了。我离开的时候你说会等我。知微，别等了。忘了我吧。怀瑾

他写完最后一封信，把信纸折好，放进铁盒子里。盒子里已经积了十几封信，每一封都是写给同一个人的，每一封都没有寄出。

他不敢寄。他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还在南京吗？还是已经撤走了？如果信寄到南京，落到日本人手里，就会暴露她的身份，给她带来危险。

他把铁盒子盖上，放回床底下。然后他关了灯，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窗外传来远处百乐门的爵士乐，萨克斯的声音在夜风中飘荡，听起来又慵懒又凄凉。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没有茉莉花的香味，只有洗衣皂的涩味。

铁盒里的信越来越多，但他一封都不敢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