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雀台动工之后,邺城的文人更多了。
以前也有文人,但不像现在这么多。他们从各地赶来,有的是父亲请来的,有的是自己投奔来的。他们在邺城住了下来,有的在府里做幕僚,有的在学堂教书,有的什么都不做,就是写诗喝酒。
二哥的府上住了一个叫刘桢的。刘桢字公干,东平人,诗写得好,脾气也怪。他来了半年,跟府里的人吵了三架。
有一回我去二哥府上,在院子里碰见刘桢。他坐在石凳上,面前放着一壶酒,一个人喝。
“刘先生。”我拱手。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你是曹家的老几?”
“老五。”
“曹子建?”
“是。”
“我知道你。”他指了指旁边的石凳,“坐。”
我坐下。他给我倒了一杯酒。
“喝。”
“我还小,不能喝。”
“你都快十四了,不小了。我十四的时候已经喝了三年了。”
我接过酒杯,抿了一小口。辣,但比小时候偷喝那次好一些,没那么呛。
“刘先生,您跟我二哥熟吗?”
“你二哥?”他想了想,“不熟。”
“您不是住在他府上吗?”
“住归住,熟归熟。两回事。”
“为什么?”
他喝了一口酒,嚼着嘴里的话。“你二哥这个人,客气。太客气了。客气到让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愣了一下。二哥确实客气。对谁都客气,笑的时候嘴角弯得恰到好处,说话的时候声音不高不低。
“刘先生,您觉得我二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刘桢想了想。“稳。”
“稳?”
“稳。像一座山,你看不见他在动,但他一直在长。”
我想了想,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那我呢?”我问。
“你?”他看了我一眼,“你是风。看得见,摸不着。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风不好吗?”
“风好。山也好。”他把酒杯放下,“但你得知道,山和风,不是一回事。”
那天我跟刘桢聊了很久。他喝了半壶酒,我喝了两杯。他讲了很多诗,讲了他怎么学写诗,讲了他在路上见过的风景,讲了他为什么从东平跑到邺城来。
“邺城有酒。”他说。
“就因为这个?”
“这个就够了。”
我笑了。
从二哥府上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夕阳把半边天染成了橘红色,漳河在远处闪着光。
我骑马往回走,脑子里想着刘桢说的话。“山和风,不是一回事。”
二哥是山。我是风。
山不动,风动。山一直都在,风来了又走。
母亲在门口等我。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在二哥府上跟刘桢说话。”
“刘桢?那个爱喝酒的?”
“嗯。他挺有意思的。”
母亲笑了一下。“有意思的人,往往不好相处。”
“我觉得他还好。”
“你觉得。”母亲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又改了一遍《登台赋》。改完之后,念给四哥听。
四哥靠在床上,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
“怎么样?”我问。
“最后那几句,再改改。”
“哪里?”
“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新营。”他念了一遍,“这个‘圣德’,有点硬。”
“硬?”
“嗯。你的文章不该硬。你的文章该是软的。”
我愣了一下。软。
“像风一样。”四哥说,“你写的东西,就该像风。”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稿子。像风一样。
“四哥,你今天跟刘桢说了一样的话。”
“刘桢说什么了?”
“说我是风。”
四哥笑了。“那就对了。”
那天晚上我改到很晚。把“圣德”改成了“春风”,把整段的节奏调了一下,念起来顺多了。
改完之后,我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梦里有一阵风,吹过邺城的城墙,吹过漳河的河面,吹过铜雀台的台基。风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但风知道,它吹过的地方,草会弯腰,树叶会响,水会起波纹。
这就是风。这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