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顾衍之说的是真的,如果这一切真的有人在背后布局,那她这十四年来,岂不是一直在别人的棋盘上跳舞?
她以为自己是棋手,到头来发现自己是棋子。
这种感觉比徐之衡的背叛更让她愤怒,比离婚的撕扯更让她痛苦。因为背叛和痛苦至少说明她曾经活过、爱过、选择过,但被人当成棋子这件事,让她觉得自己这十四年的人生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而她连编剧是谁都不知道。
沈昭宁把那张纸重新折好,放进胸口的口袋里。那个位置离心脏最近,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它放在那里,可能是因为她想让父亲离自己的心近一点,也可能是因为她想记住这种被当成棋子的屈辱感。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
她掏出来一看,是一条短信,号码不在通讯录里,没有署名,只有一句话:
“顾衍之的父亲,死于他之手。”
沈昭宁站在秋夜的桂花香里,手指悬在屏幕上方,久久没有动。
不是巧合。从来就不是巧合。
她抬起头,看向写字楼十七楼的窗口。那扇窗还亮着灯,顾衍之还没有走。他站在那个亮着灯的窗口后面,也许正在看窗外的夜景,也许正在看她发来的这条短信,也许正在做一件她永远都不会知道的、跟这一切有关的什么事情。
沈昭宁把手机收起来,转身走向地铁站。
她不打算回那个短信,也不打算现在就把U盘里的资料看完。她需要做一件事,一件她最擅长的事:等。
等对方露出马脚,等这盘棋的布局者自己走出来,等这场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谜局,在它的终点处,给出所有的答案。
而她需要做的,就是在这条通往真相的路上,把每一个出现在她生命里的人,都变成她可以利用的棋子。
包括顾衍之。
顾衍之办公室的灯在深夜十一点才熄灭。沈昭宁坐在自己公寓的沙发上,手里捏着那个U盘,面前茶几上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红茶。她没有急着去看U盘里的内容,而是先打开了那条匿名短信,把那个号码复制粘贴到搜索栏里。搜索结果为零,号码没有绑定任何公开的社交账号,甚至连归属地查询都显示为虚拟运营商号段。这种号码市面上花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用完即弃,查不到任何人头上。
她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开始梳理时间线。二〇〇六年,父亲去世。二〇〇七年,建邦实业注册成立,父亲的名字出现在股东名册上。同年,顾衍之的父亲顾鹤鸣辞去公职下海经商。二〇一一年,她嫁给徐之衡。二〇一四年,她正式接手徐之衡公司的财务。二〇一八年,她发现徐之衡第一次出轨。二〇一九年,她开始暗中调查夫妻共同财产。二〇二〇年,她的离婚官司正式启动。二〇二一年,也就是现在,她赢了官司,拿到了两家公司和物流园区的控制权。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很清晰,但每两个节点之间的因果链条都是断裂的,像一串散落的珠子,缺了一根将它们串起来的线。
匿名短信上说“顾衍之的父亲,死于他之手”。这里的“他”是谁?是陈维民?是徐国良?还是那个躲在所有事情背后、从未露面的真正操盘手?沈昭宁睁开眼睛,拿起手机给顾衍之发了一条消息:“你父亲去世前,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三分钟后,顾衍之回复了,只有一个字:“有。”
她没有再追问是什么遗物,也没有问他什么时候方便见一面。她不想让他觉得自己被这条线牵着走。相反,她要让顾衍之觉得,是她沈昭宁在主动选择追查这件事,而不是被他引导着追查这件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棋手和棋子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第二天一早,沈昭宁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到公司。她让助理把上午的所有会议都往后推了两个小时,然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插上U盘开始看里面的资料。顾衍之搜集的信息比她预想的要多得多,也杂乱得多。有建邦实业近十年来的工商变更记录,有陈维民名下一家空壳公司的银行流水截图,有徐国良与陈维民之间几条模糊的通话记录,还有一份二〇〇六年的医院病历复印件,病历上的患者名字被涂黑了,但诊断结果那一栏写着四个字:急性肝衰竭。
急性肝衰竭和肝癌晚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死因。
沈昭宁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如果父亲真的是死于急性肝衰竭,那当年的诊断书和死亡证明就是伪造的。而伪造医疗文书这件事,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至少需要医生、医院、还有出具死亡证明的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三方面的配合。能做到这件事的人,能量不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