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与离散

第四章 胜利与离散，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

沈砚清再次见到顾怀瑛，是在报纸上。

那是一九四六年夏天的某一个下午，苏州，太平巷，沈记布店。他坐在柜台后面，一手端着茶碗，一手翻着当天的《中央日报》。店门口挂着竹帘子，把七月的毒日头挡在外面，只漏进来一条一条细长的光，落在青砖地面上，像一根根亮闪闪的琴弦。街面上有小孩在追来追去地跑，有女人在叽叽喳喳地说话，有自行车铃铛叮铃铃地响。一切都好好的，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

他就着茶碗喝了一口茶——碧螺春，今年的新茶，隔壁茶叶店的老吴头给他留了半斤，说是东山的好东西，市面上买不到。茶汤清亮，入口有一丝豆香，回甘很长。他眯着眼睛，把报纸翻到了第四版。

第四版是社会新闻版，平常登些什么“本市某女士寻猫启事”“观前街某商铺失火”之类不痛不痒的东西。这天却登了一整版的图文，标题是黑体大字，占了四栏的宽度：

“顾氏企业董事长顾鹤亭携全家移民美国旧金山”

副标题小一号字：“沪上知名盐商转型实业家 战后重振家族事业”

沈砚清端着茶碗的手顿了一下。他把茶碗放下，低下头，认认真真地看那篇报道。报道写得不长，千把字的样子，无非是说顾鹤亭如何在战后迅速恢复了家族在海外的生意网络，如何把业务从传统的盐业拓展到了纺织、航运和金融，如何获得了美国政府的特别许可举家移民云云。字句之间充满了那个年代报纸上常见的恭维话，什么“实业报国”啊，什么“振兴中华”啊，翻来覆去的，没什么意思。

有意思的是配在报道旁边的那张照片。

照片是在旧金山某个码头上拍的。画面上有十几个人，前排坐着几个穿旗袍的中年太太，后排站着几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和几个穿洋装的年轻男女，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一种叫作“我们全家过得很好”的标准笑容。顾鹤亭站在中间偏右的位置，穿着条纹西装，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精神矍铄的样子，是个典型的上海老克勒。

顾怀瑛站在后排靠左边的位置，几乎要被人群挡住了，但沈砚清还是一眼就把她找了出来。他认人的本事向来很好，在战场上一个小小的伪装他都能一眼识破，何况是她。八年了，她的样子变了不少——瘦了，脸上的婴儿肥没有了，颧骨比从前高了那么一点点，下巴也尖了一些。她的头发烫成了时下流行的大波浪，松松地披在肩上，穿着一件深色的旗袍，素面的，没有什么花纹，只在领口别了一枚胸针，看不清楚是什么样式的。她的右手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那个男人站在她左边，穿着一套剪裁考究的深灰色西装，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嘴角微微上扬，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像个大学里的教书先生。那个男人的左手搭在顾怀瑛的手背上，两个人的手指上各戴着一枚素圈戒指，在码头的阳光下亮闪闪的。

沈砚清的视线从那个男人身上移开，重新落到顾怀瑛的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嘴角带着一点似笑非笑的弧度，像是在跟镜头说：你拍什么拍。这个表情他见过，在九年前的南京中央饭店，她弹完《梦幻曲》站起来看见他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那时候他手里端着一杯茶，她端着一杯红酒，隔着半个大厅遥遥地碰了碰杯，她笑得弯了腰，耳坠子乱晃，眼角的泪花亮晶晶的。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久得像上辈子。

沈砚清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久到茶碗里的碧螺春彻底凉了，久到竹帘子外面的阳光从一条一条变成了整片整片的昏黄。隔壁布店的老板娘过来借尺子，叫了他三声他才听见。他把报纸翻过去，扣在柜台上，起身从抽屉里翻出一把软尺，递给她，坐下来，又重新把报纸翻开了。

顾怀瑛的表情还是那样，平静的，淡然的，有一点点漫不经心的笑意，好像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心里在想别的事情。他忽然想起她从前总爱说的一句话：“沈砚清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认真了，什么事情都往心里去，你这样活着不累吗？”她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正趴在西湖边新新饭店的窗台上，侧着脸看他，睫毛很长，阳光落在她脸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影子。那是春天，四月天，桃花开了，柳树绿了，湖面上有画舫，画舫里有人在唱评弹。她穿着一件白底碎花的旗袍，脚上是一双白皮鞋，一只白皮鞋轻轻地点在另一只白皮鞋上面，点啊点的，像个孩子似的。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把那天的报纸收起来的。大概是把它折了两折，塞进了柜台下面的抽屉里，压在一堆泛黄的旧账本底下。他后来没有再把那张报纸翻出来看过，不是因为不想看，是因为那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已经长在了他的脑子里。顾怀瑛站在码头上的样子，那个男人的手搭在她手背上的样子，两枚戒指在阳光下亮闪闪的样子，她嘴角那一点似笑非笑的弧度——所有的一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像是用刀刻在他脑浆子上的，这辈子都别想抹掉了。

那天晚上关了店门，沈砚清坐在后院的藤椅上抽烟。苏州的夏夜不算太热，有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的腥气和荷花若有若无的香气。隔壁老吴头的收音机开着，里面在放评弹，唱的好像是《玉蜻蜓》里的一段，软绵绵的调子，像糯米糖化在水里，黏黏糊糊的，甜得人牙疼。他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一首词的几句来，是南宋一个叫蒋捷的人写的，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有这么几句：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他今年三十三岁，按理说还算不得壮年，可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不是头发白了牙齿松了的那种老，是心里面有什么东西死掉了，烂掉了，变成了一摊灰，风一吹就散了的那种老。他的心里好像确实有什么东西在这一天晚上散了，散得干干净净的，连灰都没剩下。

他把烟抽完了，起身回屋。经过柜台的时候，他站住了，伸手摸了摸抽屉的把手，犹豫了几秒，没有拉开，转身走了。

有些东西不能看。看了就放不下了。

他不想再放下谁了。他这辈子放下过太多人了。

战争结束以后的沈砚清，跟战争结束以前的沈砚清，是两个人。

以前的他腰杆笔直，走路带风，说话慢吞吞的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能砸出一个坑。现在的他背微微有些驼了，走路慢悠悠的，像一匹跑了几千里的老马终于卸了鞍，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儿算哪儿。他还是穿军装，但军装上没有了军衔，也没有了勋表，干干净净的，像一件普通的灰布夹袄。他把头发剃得很短，短得几乎贴着头皮，显得额头又宽又大，眼睛又深又暗，像两口没有水的枯井。

他在苏州太平巷盘下的这个铺面不大，前后两进，前面是店面，后面是一个小天井和三间屋。天井里有一棵枇杷树，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种的，长得歪歪扭扭的，但每年都会结一些不大甜的枇杷。他住在那间最大的屋里，另外两间空着，赵德胜有时候从吴县乡下进城来，就住其中一间。赵德胜已经不在部队了，抗战胜利以后他就回了老家吴县，在镇上开了个小饭馆，生意不算好也不算差，勉强够过活。他隔三差五地进城来看沈砚清，来的时候总要带点东西，时鲜的蔬菜，乡下的土鸡蛋，自家酿的米酒。沈砚清说你每次来都带东西，我这布店都快变成杂货铺了。赵德胜嘿嘿一笑，说师长你这话说的，我孝敬你点东西怎么了，你当年在罗店要是没拉住我，我早就被小鬼子的机枪打成了筛子，哪还有今天。

沈砚清听他叫自己“师长”，皱了皱眉，但没再像以前那样骂他。他老了，骂不动了，也懒得骂了。

布店的生意很清淡，这在沈砚清的预料之中。太平巷不是什么热闹的街市，来往的多是附近的街坊邻居，买几尺布做件衣裳，或者拿旧衣裳来改一改。他卖的大多是素色的棉布和蓝布，偶尔也有几匹花布和绸缎，那是给巷口那户做婚嫁生意的人家备的。利润薄得可怜，一条布赚不了几个铜板，好在他也没什么开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赚多赚少无所谓。

他学会了量布的手艺，把布匹在柜台上摊开，用木尺一尺一尺地量，量够了，拿剪子剪一个小口，然后两只手捏住布边，用力一扯，嗤啦一声，布就分开了。这个动作他练了很久才练好，一开始总是扯歪了，把布扯成不规则的多边形，隔壁布店的老王笑他“跟狗啃的似的”。现在他扯得比老王还齐整了，嗤啦一声，齐刷刷的，切口像刀裁的一样。扯完了他会用手摸了摸切口，糙糙的，热热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跟打仗不一样，打仗赢了你会觉得痛快，但这种痛快里面带着血腥味，扯布不会，扯布就是单纯的、干净的、不欠任何人命的满足感。

有时候店里一整天都没有一个客人。他就搬一把藤椅坐在门口，泡一壶茶，捧一本书，慢慢地看。他看的东西很杂，有报纸，有杂志，有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旧小说，也有从哪个文人朋友那里借来的诗词选本。他看书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以后想一想，想完了继续看。以前在部队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看书是为了用，看完了马上要用到实战中去，恨不得把书撕下来嚼碎了咽下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看书没有目的，不为打仗，不为升官，不为写什么报告，纯粹就是为了把时间打发掉。时间这个东西很奇怪，你越是想抓住它，它越是跑得快；你越是不在意它，它反而慢下来了，慢得你都能听见它流过你身体的声音，像水，像风，像远处河面上传来的摇橹声，咿咿呀呀的，一摇一晃的，一晃就是一天。

有一天下午，赵德胜来了。那次他带来了一壶米酒和几个咸鸭蛋，两个人坐在天井里的枇杷树下喝。米酒不烈，甜甜的，喝起来像糖水，后劲却很大。赵德胜喝了两碗就开始脸红脖子粗了，话也多起来了。他说吴县那边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姑娘，是隔壁村的，姓王，比他小五岁，长得不怎么好看，但人老实本分，洗衣做饭样样都行。他说他想结婚了，打了这么多年仗，命捡回来了，不想再一个人过了。

沈砚清端着酒碗，点了点头：“好事，定了日子没有？”

“还没定，想等师长您给定个日子，您会看黄历。”

“我什么时候会看黄历了？”

“您在陆大念过书，陆大还教看黄历？”

沈砚清被他说得笑出了声，笑着笑着忽然不笑了。他把酒碗放在石桌上，仰头看着枇杷树。枇杷树今年结了不少果子，青青黄黄的挂了一树，像一个个小灯笼。他看了几秒钟，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德胜，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我们在罗店，我跟你说过一句话。”

赵德胜愣了一下：“什么话？”

“我说不知道。你问我能不能回家，我说不知道。”

赵德胜沉默了。

“后来我们回家了，”沈砚清说，声音不大，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但有的人没有。一千二百个人，回来的不到三百。那些没有回来的人，他们回家了没有？”

赵德胜端起酒碗，一仰头干了。他把碗底重重地磕在石桌上，发出当的一声响。他的脸红得很，不知道是因为酒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口。两个人就这样沉默地坐在天井里，头顶上是枇杷树的影子，脚底下是青砖缝里长出来的杂草。

远处的收音机又在唱评弹了，还是软绵绵的调子，糯得像刚出锅的糖芋苗。沈砚清听着听着，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德胜，”他说，“你这辈子有没有什么想做但没做成的事？”

赵德胜想了想，说：“我想过当将军，没当成。”

沈砚清点了点头。赵德胜问他：“师长，你呢？你有没有什么想做但没做成的事？”

沈砚清端起酒碗，喝了一大口。米酒顺着喉咙流下去，热乎乎的，像一条小火蛇。他把碗放下，用袖口擦了擦嘴角。

“没有，”他说，“我什么事都做成了。”

赵德胜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钟，没有再问。

天井里安静下来了，只有风吹过枇杷树叶的沙沙声。沈砚清靠在藤椅的椅背上，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闭上了眼睛。米酒的后劲上来了，他的头有些晕乎乎的，但这种晕是舒服的那种晕，像整个人被一朵云托着，轻飘飘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管。

他想他刚才对赵德胜说的话是骗人的。有一件事他没有做成。有一件事他用尽了一辈子的力气也没有做成。这件事他永远也不会对任何人说，哪怕是赵德胜，哪怕是喝再多的酒，他也不会说。这件事他只会放在心里面，放在最深最深的地方，放在那些打了结的肠子里头，烂了，臭了，也不会拿出来给人看。

他想起那张报纸，想起报纸上的那张照片，想起照片上那个站在码头上的女人。她的右手挽着另一个男人的胳膊，她的手指上戴着一枚不属于他的戒指，她的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像是在跟他说：你看，没有你，我也过得很好。

他当时对着那张报纸说了一句什么话来着？

好像什么都没说。

他只是端着茶碗，把茶碗里的碧螺春喝完了。茶已经凉了，又苦又涩，像那年在德国喝的黑咖啡。他把茶碗放下，把报纸翻过去，开始看第五版。第五版上登了一个寻人启事，有人在找一个走失的老太太，有人在找一个叫做什么林某某的退伍军官，有人在卖一处位于南京的房产。那些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但没关系，他需要看点跟他没有关系的东西，不然他怕自己会做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情来，比如买一张去旧金山的船票，比如站到那个穿深灰色西装戴圆框眼镜的男人面前，比如对顾怀瑛说，你跟我走。

他不能做这些事情。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腰杆笔直、口袋里装着未婚妻照片的年轻军官了。他只是一个开了布店的前任军人，肩膀上有旧伤，耳朵不太好使，笑起来两个酒窝还在，但已经很久没有真心实意地笑过了。他凭什么让人家跟他走？凭他那一匹一匹的蓝布？凭他那棵结不出甜枇杷的歪脖子树？凭他在陆大念过书？凭他打过仗？凭他不要命？

命这个东西，不值钱的。他的命尤其不值钱，因为它已经不值一条人命了。它值一千二百条。一千二百个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就够了。他这条命不是他自己的，他不能再拿它去赌别的东西了。他赌不起了。

一九四六年秋天，赵德胜结婚了。

沈砚清去了吴县乡下喝了喜酒。喜酒摆在赵德胜家新盖的瓦房里，院子里摆了十几桌，请的都是附近的乡亲和赵德胜以前部队上的几个老兄弟。新娘子姓王，果然像赵德胜说的那样，长得很普通，圆脸，小眼睛，皮肤黑黑的，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一看就是个好脾气的乡下姑娘。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嫁衣，不是绸缎的，是棉布的，但她穿得很高兴，忙前忙后地给客人倒茶添酒，脸上的笑就没断过。

沈砚清坐在主桌上，赵德胜特意把他安排在正中间的位置，说这是最尊贵的长辈席。他说你客气什么，我一个卖布的算什么长辈。赵德胜说不是长辈，是恩人，没有你就没有我赵德胜今天。

喜酒喝到一半，赵德胜喝得脸红脖子粗地端着酒杯过来敬沈砚清。他说，师长，我敬您一杯，您要是不喝这杯酒，我今天就不活了。沈砚清被他的话说得哭笑不得，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赵德胜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往地上一摔，啪的一声碎成了几瓣。院子里安静了一下，然后爆发出一阵哄笑声。有人起哄说赵德胜你摔杯子是什么意思，是嫌我们喝得不痛快还是嫌新娘子不好看。赵德胜也不解释，只是嘿嘿地笑着，满脸通红地看着沈砚清。

沈砚清被他看得有些发毛，说你看着我干什么。赵德胜说，师长，我想跟您说一句话。沈砚清说什么话，你说。赵德胜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像是在斟酌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但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沈砚清一个人听得见。

“师长，您别一个人了。”

沈砚清看着他。

“找个女人吧，”赵德胜说，“过日子得有个伴。您一个人住在太平巷那间屋子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知道您心里有人，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人家已经……”

“德胜。”沈砚清打断了他。

赵德胜停住了。

“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沈砚清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别说那些有的没的，好好喝你的酒，好好当你的新郎官。”

他说完端起桌上的酒杯，一仰头干了，然后把空杯子朝赵德胜亮了亮。赵德胜看着那个空杯子，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他端起自己的杯子也干了，然后转过身，踉踉跄跄地走向下一桌客人。

沈砚清坐在原地，把空杯子拿在手里转了两下，然后轻轻地放在桌上。院子里闹哄哄的，有人在划拳，有人在说笑，有小孩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地跑。新娘子被几个婶子拉着去敬酒，红着脸，小虎牙露在外面，笑得又害羞又高兴。这一切都是好好的，热热闹闹的，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可他坐在这热闹的正中间，却觉得自己跟这一切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像隔着一层玻璃，能看见，能听见，但摸不着，也融不进去。

他不是不想融进去，他是不会了。

这么多年来他过的都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生啊死啊的，他已经习惯了。现在突然让他过正常人的日子——结婚、生孩子、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忽然被人扔进了一个花园里，满园子的花啊草啊水啊蜜啊，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因为他已经忘记了什么叫作甜。

他想起顾怀瑛说过的那句话：“你这个人，什么东西都往苦了去，你活得累不累？”

他端起茶杯，低头看了看。茶是乡下自己炒的粗茶，颜色深得像酱油，味道又苦又涩。他喝了一口，苦味在舌尖上炸开，一直蔓延到舌根。他多喝了两口，慢慢地，苦味散了，从舌根深处浮现出一层淡淡的回甘。

甜是有的，但先得苦够了才有。

他不知道自己还要苦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等到那份回甘。

一九四七年的一个秋夜，沈砚清一个人坐在后院的藤椅上，忽然想起了那张被他压在抽屉最底下的报纸。他想起那张报纸已经压了一年多了，不知道有没有被虫蛀了。他起身走进店里，拉开抽屉，在一堆旧账本底下翻出了那张报纸。

报纸已经泛黄了，边缘卷曲起来，纸质变得又脆又硬，轻轻一碰就掉渣。他小心翼翼地把报纸展开，翻到第四版。

照片还在。顾怀瑛还在。她还是站在那个码头上，穿着深色的旗袍，挽着那个男人的胳膊，嘴角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

沈砚清看了这张照片大概有两分钟。然后他把报纸重新折好，放回去，压在账本下面，把抽屉推上。他转过身，走回后院，坐在藤椅上，点了一根烟。

夜风吹过来，把烟灰吹落在他的裤腿上。他没有掸。他仰起头，看见了满天的星斗。秋天的星星亮得很，一颗一颗的，像谁在天上撒了一把碎银子，又像无数只眼睛在看着他。

他把烟抽完了，把烟头在地上碾灭，站起来，回了屋。

他躺在床上，关了灯，黑暗像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他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又好像什么都有。他看见一九三六年秋天南京中央饭店的水晶灯，看见一九三七年春天西湖边的新新饭店，看见孤山大樟树下顾怀瑛低着头读书的样子，看见她穿着白底碎花的旗袍坐在石头上，两条腿伸得直直的，一只白皮鞋轻轻地点在另一只白皮鞋上面。

点啊点的。

他在黑暗中笑了一下。

很轻的笑。像是什么东西碎掉了。又像是什么东西终于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