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蘅站在书房窗前,已经沉默了整整一炷香的时间。
窗外夜色浓稠,廊下的灯笼被风吹得摇摇晃晃,昏黄的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明明灭灭,看不清神情。
我站在书案前,没有催促。
该说的,方才都已经说完了。
沈玉容下毒的证人证词、柳氏医案中被篡改的痕迹、沈家买通府内下人的银钱往来记录、姜若瑶参与构陷姜梨的亲笔信——所有证据一字排开,摆在萧蘅面前。
这些证据,单独拿出任何一件,都足以让沈玉容伤筋动骨。
合在一起,便是万劫不复。
“这些……”萧蘅终于开口,嗓音有些沙哑,“都是你查出来的?”
“是。”
我没有多余的解释。
萧蘅转过身来,那双素来淡漠的眼睛里,此刻翻涌着我看不分明的情绪。
他拿起最上面那封信——沈玉容与沈家娘家兄长的密信,信中提到“待柳氏一死,府中中馈便可名正言顺落入沈家之手”。
那封信的纸张已经泛黄,边缘起了毛边,显然有些年头了。
“这封信,是七年前的。”萧蘅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碎什么,“七年前……姜梨才五岁。”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七年前,姜梨五岁。那一年,柳氏“病逝”。
五岁的孩子没了母亲,在沈玉容手底下讨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日子,不用想也知道。
“国公爷。”我开口打破沉默,“这些证据,我已经核验过三遍。每一条都经得起彻查。”
萧蘅放下信,目光落在我身上。
那目光里没有怀疑,但有一种审视——不是审视我,而是在审视他自己。
“我娶沈氏过门六年。”他忽然说了一句看似不相干的话,“六年里,我以为她只是有些争强好胜,有些小心思,但至少……至少对府里的人不算刻薄。”
我没有接话。
他不需要我接话,他只是在自我剖白。
“姜梨回来后,她告诉我许多事。”萧蘅的声音沉下去,“说沈氏克扣她的饮食,冬日不给她炭火,将她身边的老人一个一个打发走。我当时……”
他顿住了。
“国公爷当时如何?”我平静地问。
萧蘅闭上眼睛:“我以为是小孩子心中有怨气,说得夸张了些。”
这句话说出来,书房里安静了很久。
我以为。
这两个字,有时候是最残忍的词。
不是不相信,是“以为”。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以为身边的人不会那样不堪,以为所有的事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
可真相是,一个没了母亲的孩子,在继母手底下受尽磋磨,而她的父亲,只是“以为”她在夸张。
“现在您知道不是了。”我说。
萧蘅睁开眼,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掉了,又重新聚拢起来。
他走到书案前,将那些证据一件一件重新看过。每看一件,脸上的血色就褪去一分,但眼中的坚定就多了一分。
最后一件证据看完,他沉默了。
然后他做了一件我没有预料到的事。
萧蘅走到书房角落的博古架前,从一个不起眼的暗格里取出一只木匣。木匣很旧了,漆面斑驳,但保存得十分仔细。
他打开木匣,从里面取出一封信,递给我。
我接过一看,愣住了。
那是柳氏的亲笔信。
信纸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簪花小楷,端正秀丽,一看便是大家闺秀的手笔。
信的内容不长,只有寥寥数行:
“若妾身遭遇不测,请务必保重自身,护好梨儿。府中事有可疑处,望君细查。沈氏之药,妾身不敢再服。”
落款处,是柳氏的闺名。
日期是七年前,她病逝前半个月。
“这封信……”我抬头看向萧蘅。
“她病逝前半个月,托人悄悄送给我的。”萧蘅的声音很低,“那时我在外头办差,等我收到信赶回来,她已经……已经下葬了。”
他的手指收紧,指节泛白。
“我查过,但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沈氏说,柳氏病重时神志不清,常有疑心之言。大夫也说是痨病,病势凶猛,药石罔效。”
“你就信了?”我问。
话出口才觉得有些直白,但我没有收回。
萧蘅没有生气,只是苦笑了一声:“我没有全信,但……我也没有查到证据。沈家把一切痕迹都抹干净了,府里的人要么被收买,要么被换走。柳氏身边的人,在她死后半年内散的散、死的死。”
他看着那些证据,眼中的痛色越来越浓。
“我一直有疑心,所以才没有彻底放权给沈氏。但我也没有再查下去。”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自我厌弃的意味,“因为查不出来。”
“查不出来”和“没有继续查”,是两回事。
我没有戳破这层窗户纸。
有些话,他自己心里明白就好。
“这封信,可以作为直接证据。”我将信小心收起,“柳氏在临终前明确表示不敢再服沈氏之药,且预感到自己会遭遇不测。这已经不是疑点,是直接指控。”
萧蘅点了点头。
他又从木匣里拿出一样东西——一枚小小的长命锁,银质的,打磨得很光滑。
“这是姜梨周岁时,柳氏亲手给她戴上的。”他将长命锁放在掌心,“后来被沈氏收走了,说是怕小孩子戴这些不吉利。我从她箱笼里搜出来时,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他一直在收着这些东西。
柳氏的信,姜梨的长命锁,还有匣子里那些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物件。
原来他并不是全然无觉。
只是他查不出来,或者说,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沈家盘根错节的势力。
“国公爷。”我看着他的眼睛,“现在不一样了。”
萧蘅抬起头。
“现在您有证据,有证人,有姜家旧部的支持,朝中也有人愿意替柳氏说话。”我一字一顿,“您只需要做一件事——”
“站队。”
这两个字落在书房里,掷地有声。
萧蘅看着我,久久没有说话。
外面的风忽然大了起来,吹得窗棂咯吱作响,有雨点开始敲打瓦檐,淅淅沥沥地响成一片。
“站队。”萧蘅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忽然笑了。
那笑容里有苦涩,也有一丝释然。
“你说得对。这些年我一直在中间摇摆,既不愿冤枉沈氏,又无法放下心中的疑虑。所以姜梨受了委屈,我既不能替她主持公道,又不能完全信任沈氏。”
他将长命锁握在手心,收紧了手指。
“到头来,我谁也没有护住。”
这句话他几乎是喃喃自语。
我忽然有一瞬间的不忍。
但只是一瞬间。
有些真相即便残忍,也必须面对。萧蘅需要的不是安慰,是有人把他从那个“两边都不得罪”的舒适区里拖出来。
“现在站队,还不晚。”我说,“姜梨还在等。”
听到姜梨两个字,萧蘅的肩膀几不可察地颤了一下。
“她……她如今怎样?”他问。
“很好。”我如实回答,“比从前好了许多。她不再害怕,不再夜夜噩梦,也不再问为什么母亲不要她了。”
萧蘅的眼眶泛红。
但他是肃国公,是征战沙场的人,只是将那些情绪一点一点压回眼底,最后化成一声长叹。
“这些年,我这个父亲做得很不好。”
他终于说出来了。
没有人逼他说,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有些事,承认比否认更需要勇气。
“所以从现在开始,做一个合格的父亲。”我平静地说,“她还没有走远,还能追上。”
萧蘅闭上眼睛,再睁开时,那双眼睛里已经没有了方才的犹疑和颓丧。
取而代之的,是久违的锐利。
“证据全部给我。”他的声音重新变得沉稳有力,“明日一早,我亲自去顺天府递状纸。”
“状告何人?”我明知故问。
“状告沈氏,谋杀发妻柳氏,虐待嫡女姜梨,贪墨府中产业,与外人勾结祸乱国公府。”
一字一句,清清楚楚。
我点头,将桌面上所有证据归拢,重新整理成册,双手递过去。
萧蘅接过那沓厚厚的卷宗,在手中掂了掂。
“这一沓纸,”他忽然说,“压了我七年。”
“从今天起,不用再压了。”
我退后一步,向他行了一礼。
这一礼,不是以姜梨故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另一个终于愿意承担起责任的人,致以敬意。
“还有一件事。”我在告辞前转身,“沈氏在府中经营多年,朝中关系盘根错节。明日一旦递状纸,沈家必定全力反扑。”
“我知道。”萧蘅眸光沉凝,“所以我今晚就派人知会几位御史台的旧友,让他们做好准备。”
他果然是早有准备。
只是因为一直没有下定决心,那些准备就成了没有箭头的弓弦,一直绷着,却射不出去。
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那便无碍了。”我点头,转身向外走去。
“阮姑娘。”
萧蘅叫住了我。
我回头。
书房里灯光昏黄,雨声渐密,他站在书案后的阴影里,身形笔直,像一柄终于出鞘的剑。
“多谢你。”他说,“谢你把姜梨从井底带回来,也谢你……把证据查清楚。”
“不必谢我。”我淡淡地说,“我做这些,从来不是为了别人道谢。”
“那是为了什么?”
雨声里,我沉默了一瞬。
“为了让该得到公正的人得到公正。”我推开书房的门,夜风夹着雨丝扑了进来,“仅此而已。”
身后的灯火被风吹得晃了一下,但没有灭。
我踏进雨中,身后书房的灯还亮着。
那一夜,萧蘅书房的灯火直到天蒙蒙亮才熄灭。
第二天一早,顺天府的大门被敲开了。
肃国公萧蘅,身着一品国公服,手持厚厚一沓状纸和证据卷宗,亲自递上了诉状。
状告继室沈氏谋杀发妻柳氏。
消息传出,京城哗然。
沈家闻讯后立刻派出族中长辈和朝中官员四处奔走,试图压下此事。但萧蘅的动作太快了——他在递状纸的同时,已经将证据副本分别送呈了大理寺、都察院和几位御史的案头。
多方同时介入,沈家想压都压不住。
当天下午,顺天府发签拿人。
沈玉容在自己的院子里被带走时,她还在梳妆。
据说她摔了梳子,厉声质问差役谁敢动她。
差役拿出了顺天府的拘签。
沈玉容被带走的消息传回府中时,姜梨正站在廊下看雨。
她听完下人的禀报,沉默了很久,然后转头看向我。
那双眼睛里有泪水,但嘴角是扬起的。
“姐姐,”她的声音很轻,“这一次,父亲终于没有让我失望。”
我握住她的手,没有说话。
廊外的雨还在下,渐渐沥沥,像是要洗掉这座府邸里积攒了七年的尘埃。
远处传来隐约的雷声,沉闷而悠远。
要变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