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佰肆拾陸章 歸鄉

信在信箱裡躺了三天，我才看到。

不是沒去拿，是不想拿。我住在車站旁邊那棟幾乎全是套房的公寓，一樓的信箱區永遠塞滿過期廣告單和催繳瓦斯費的明信片。我平常一個禮拜清一次信箱，清出來的東西大部分直接甩進旁邊的回收桶。但那天我的手指碰到那封信的時候，就知道這封不一樣。信封是牛皮紙的，手工裁的，邊緣不太整齊，紙質很厚，拿在手裡有一種粗糙的溫感。寄件人的名字我看了很久——久到公寓管理員老伯從旁邊經過跟我打招呼，我才發現自己站在信箱前面發愣。那是我外婆的名字，寫得很小很工整，鋼筆寫的，藍黑色墨水，筆鋒收得乾乾淨淨。但外婆已經過世三年了。

我把信翻過來，沒有郵戳，沒有寄件地址。

回到房間以後，沒有開燈，就著窗外透進來的路燈光線把信拆開。裡面只有一張信紙，信紙上只有一行字：「院子裡的柿子熟了，幫我摘下來，分給鄰居。」筆跡收得很穩，最後一筆略略往上勾，跟外婆生前寫食譜的字跡一模一樣——她總是把柴魚片的「柴」寫成簡體，味醂的「醂」左邊那三點水永遠像三個小小的逗號。我確定是她寫的。但我更確定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模仿她的字跡，因為她連彌留之際都握著簽文件用的筆不肯放，只有外公知道那個筆順的弧度。

我叫林以安，今年三十一歲，在台北一家小事務所當法務助理，每天處理別人的遺產、別人的婚姻、別人的債務糾紛。我自己的人生反而沒有什麼值得訴訟的事。沒有結婚，沒有負債，沒有跟任何人撕破臉。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走了，外婆三年前過世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回去過那個地方。

我買了最早一班南下自強號的車票。出發的時候台北正在下那種不大不小、會讓通勤族全部擠在騎樓底下的雨。出了中部，雨停了，窗外的景色從灰色的水泥大樓慢慢變成灰綠色的農田，再從農田變成墨綠色的山。那些山的形狀我還記得，像一排側躺的人，肩膀連著肩膀，膝蓋微微彎曲。外婆以前說那是山神在睡覺，不要吵醒祂。小時候我相信，長大以後覺得那只是地形，現在坐在火車上再看，又覺得他們真的在睡覺。

外婆的房子在一個叫「竹圍」的小鎮，從火車站出來還要轉一班公車，再走十五分鐘的田埂路。這條路我小時候走了無數次，夏天兩旁的稻穗會垂下來刮小腿，秋天收割之後田裡到處是燒稻草的焦味，冬天的田埂會被雨泡爛，穿了雨鞋還是會陷進去。那條路在導航上找不到，因為它不是路，它是被人走出來的。外婆說她走了六十年，從她當新娘的第一天開始，走到外公過世，走到我媽出生，走到我媽離家，走到我出生，走到我長大，走到她走不動。

外婆的房子是那種老式的三合院，左右廂房早就沒人住了，只有正身那一條還勉強維持著生活的痕跡。外公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我對他的印象只剩下他坐在正廳那張藤椅上抽菸的背影。外婆一個人住在這裡，一住就是一輩子。三年前我回來辦喪事的時候，院子裡亂成一團，雜草長到小腿肚，水缸翻了，那棵柿子樹的葉子掉了一半，剩下的捲成枯黃色。我以為它大概也跟著外婆一起走了。

現在它站在我面前，滿樹通紅。

不是平常的那種紅，是像有人把整座秋天的夕陽都濃縮在果實裡面，紅到有點不真實，紅到果皮近乎透明，可以看到裡面軟軟的果肉和深色的籽。樹下掉了一圈熟透的柿子，有的已經被鳥啄了一半，有的完整無缺地落在地上，像是樹自己決定「這個該下去了」然後鬆手。空氣裡全是甜味，不是那種膩人的甜，是帶一點點微酸的、剛從枝頭上摘下來還留著葉子澀味的甜。

我把行李放在廊下，脫掉高跟鞋，赤腳踩在院子裡的紅磚地上。紅磚縫隙長滿了青苔，踩上去又溼又滑，像踩在時間的絨毛上。我從工具間裡找出外婆的竹籃，那條她用了五十年的竹籃，提把已經被手掌磨出油亮的光澤，籃底有一條裂縫，她捨不得丟，用紅色的塑膠繩補了好幾圈。我提著那個籃子，走到柿子樹下，開始摘。

柿子很軟，摘的時候不能用力，一用力果皮就會破。必須用虎口輕輕托住果實底部，另一隻手捏住蒂頭上面的小枝，用指甲輕輕一掐，順著枝條的方向轉半圈，柿子就會自己落進掌心裡。像是它本來就在等這個動作，而不是等你把它從樹上扯下來。這個手法我沒有學過。我三十年來沒有摘過任何一顆水果，但我的手一碰到那根枝條，身體就自己動起來了，手指記得外婆的手怎麼握著我的手，帶我轉那個半圈，在我耳邊說：輕一點，柿子是有脾氣的，你對它粗魯，它明天就爛給你看。

一籃，兩籃，三籃。我把摘好的柿子排放在廊下，用袖口擦汗。袖子沾了柿子葉上的露水，溼了一片。風從田的方向吹過來，帶著稻稈乾燥之後那種焦焦暖暖的氣味和遠處某個人家燒開水的柴火味。天色開始變了，山脊線那邊的雲從純白慢慢染上極淺極淺的橘紅。

我提著滿滿一籃柿子，走出院門。

第一戶是隔壁的林阿嬤。她已經很老了，我記得小時候她跟我外婆坐在院子裡曬蘿蔔乾，兩個人的背影圓圓的，像兩顆並排的饅頭。她現在更小了，整個人縮在椅子裡，看到我，眼睛睜得好大。

「阿安？你回來了？」她叫我外婆的名字。我是阿安的外孫女，但在她的記憶裡，走進這個院子門口的人，永遠是那一個。

「阿嬤，我幫阿嬤摘了柿子。」我沒有糾正她。我把柿子放在她手裡，她的手比柿子還皺，但接過去的時候很穩。

第二戶是住在巷尾的陳老師。他以前是小學老師，退休之後在自家門口擺了一張桌子教附近的小孩寫毛筆字。他戴著老花眼鏡看我，看了很久，說：「你跟你外婆年輕的時候，長得一模一樣。」我記得那行字，藍黑色墨水，每一個筆劃都收得乾乾淨淨。那不是我外婆的字。那是她用她自己的方式，留給我最後一件差事。

太陽快下山的時候，我提著最後一籃還沒送完的柿子，站在村口那棵大榕樹下。夕陽把整片稻田染成金橙色，榕樹的氣根在風裡輕輕晃動，我的膝蓋和褲管上全是泥土，右手指甲裡卡著青苔，頭髮裡黏著一片不知什麼時候掉進來的柿子葉。那隻被我掰開的青竹絲在我腳邊，一動也不動。牠的鱗片在夕陽底下閃著極淡極淡的銀光。我蹲下來，把籃子裡最後一顆柿子放在牠旁邊，然後站起來，拍拍膝蓋上的土，走回外婆的家。

外婆，你的柿子，我幫你摘完了。隔壁林阿嬤有收到，陳老師有收到，連大榕樹下面那條青竹絲都有收到。你不要擔心，我沒有像小時候一樣被牠嚇哭。你託夢的那天，要繼續教我寫毛筆字。我長這麼大了，字還是很醜，你要多準備幾張報紙。

三合院的廊下，外婆那張藤椅還擺在老位置，旁邊的小茶几上，我出門前放的那顆柿子被夕陽照得通體透亮。我坐在藤椅旁邊的地上，把頭靠在椅面上。風從田的方向繼續吹過來，我閉上眼睛。有一滴眼淚從我右邊的眼角流出來，沿著太陽穴流進頭髮裡，很慢很慢。

不是悲傷，是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