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依听不懂日语——但她的神力让她能“传递”意念。她不需要说话，只需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就能让他感受到她想要传达的东西。
她看着山本正雄，在心里默默地说：“睡吧。”
山本正雄的眼皮开始打架。
他想睁开眼睛，但眼皮像灌了铅一样重。他想站起来，但腿像被钉在了地上。他想喊人，但嘴张开了，却发不出声音。
他的身体从椅子上滑下去，倒在地上，像一滩烂泥。
周围的人吓了一跳，歌女尖叫着跑开了。酒馆的老板跑过来，探了探山本正雄的鼻息——还有气。
“喝多了，喝多了，”老板摆摆手，“没事，把他抬到后面去醒醒酒。”
没有人知道，山本正雄不会再醒了。
他的心跳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在黎明到来之前，彻底停止。
神给依依的“让人在睡梦中死去”的能力，不需要毒药，不需要凶器，不需要任何物理手段。只需要她看着那个人的眼睛，在心里下一个指令，那个人就会在睡眠中平静地死亡。
没有痛苦，没有挣扎，没有痕迹。
法医检查，只会得出“心脏骤停”或者“酒精中毒”的结论。
这是最完美的暗杀。
那个冬天，南京城里多了一个幽灵。
城里开始流传一个说法——日伪时期的那些汉奸和特务，一个接一个地死了。不是在法庭上被审判，不是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而是在自己的家里、在床上、在睡梦中，悄无声息地死去。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安详的表情，像是做了一个好梦。
但他们的心跳，永远停止了。
保密局的人查了很久，查不出任何线索。
没有他杀的痕迹，没有中毒的迹象，没有搏斗的痕迹。每一桩死亡都像是“自然死亡”，自然到连最老练的法医都挑不出毛病。
但他们知道不是。
因为那些死去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跟日本人有关。
要么是日伪时期的汉奸，要么是潜伏的日本特务，要么是跟日本人有勾结的军火商。
他们是被杀的。
被一个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不留任何痕迹的人杀的。
保密局把这个神秘杀手称为“夜魅”——夜晚的幽灵。
没有人知道，“夜魅”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一个是在国防部上班的、每天给女朋友买买买的任中校。
一个是在中央大学念书的、看起来文文弱弱的李依依。
任少白负责踩点、观察、制定计划、处理意外情况。他是行动的大脑和手脚。
依依负责“最后一步”——让目标在睡梦中死去。
她不需要刀，不需要枪，不需要任何武器。她只需要看那个人一眼。
但在那一眼之前，任少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他要知道那个人住在哪里，有什么作息规律，身边有什么人，什么时间最容易下手。
他要知道那个人的房间在几楼，窗户朝哪个方向，有没有锁，有没有警报。
他要知道行动当天的天气、月亮的光亮度、附近巡逻警察的换班时间。
这些信息，很多都是从国防部的机密文件里获取的。
任少白利用职务之便，翻阅了大量的档案，把那些隐藏在城市里的“沉睡者”一个一个地找了出来。
然后，他和依依一个一个地“清除”他们。
每周一个，从不间断。
五周之后，南京城里潜伏的日本特务，被清除了三分之一。
而保密局的人，还在焦头烂额地寻找那个不存在的“夜魅”。
每天晚上，任少白和依依都会准时为窃听器“表演”亲密声音。
但他们偶尔也会“表演”另一种声音。
争吵。
这也是依依的计划。
“一对情侣如果从来不吵架，那才不正常。”她一本正经地说，“热恋期过去之后，总会有摩擦。你对我太好了，好得不真实，会让人觉得有问题。”
任少白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于是他们开始偶尔在“亲密声音”之后，增加一些“争吵声音”。
“你又给她买香水了？”依依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满，“上周才买过，这周又买，你当我是香水贩子？”
“你不是说喜欢那个牌子的吗？”任少白的声音，带着一丝委屈。
“我喜欢你就买？那我说我喜欢天上的星星，你怎么不买？”
“你要是真喜欢，我可以给你摘。”
“少贫嘴，我跟你说正经的。你天天给我买东西，同事们都在背后说我傍大款。我不要你的东西了，你自己留着花。”
“我的钱不给你花给谁花？”
“给你自己花！你看看你，每天穿来穿去就那么几件衣服，你那件大衣的袖子都快磨破了，还穿。你对自己好一点不行吗？”
窃听器那头的王富贵听着这段对话，忍不住笑了。
他心想，这小两口，吵个架都跟秀恩爱似的。
他在监听日志上写下：“二十一时四十分至二十一时五十分，目标与其女友发生争执，内容为购物花销问题。争执未升级，已平息。”
他不知道的是，这段对话里藏着真正的信息。
依依说的“我不要你的东西了”，是暗语。
意思是：“这一周的目标，我已经确认了。”
任少白说的“我的钱不给你花给谁花”，是回应。
意思是：“名单我已经拿到了，周五行刑。”
至于“你看看你，每天穿来穿去就那么几件衣服，你那件大衣的袖子都快磨破了”——这根本不是抱怨。
这是在告诉任少白：保密局有人在注意你的穿着。你的大衣太旧了，说明你经济状况不好，但你的薪水足够买一件新大衣。如果你一直穿旧大衣，他们会怀疑你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任少白听懂了。
第二天，他穿了一件崭新的羊绒大衣去上班。
同事们都看见了，纷纷说：“任中校，新衣服啊？”
任少白笑笑：“女朋友买的。非要买，拦都拦不住。”
同事们笑了，笑声中带着善意的调侃。
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
依依是一个把戏演到极致的人。
她知道，真正的潜伏不是不漏破绽，而是让每一个破绽都有合理的解释。
衣服旧，是因为没时间买——不，是因为省钱。
省钱，是因为要攒钱给女朋友买东西——对，因为女朋友要求高。
女朋友要求高，是因为她是大学生，见过世面，不好糊弄——合理。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离真相十万八千里。
1948年11月下旬，任少白接到了一项新任务。
国防部情报厅主任亲自把他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一份厚达两百多页的文件。
“这是长江南岸的兵力部署调整方案，”主任说，“你负责把它整理成正式的呈报文件。重要程度绝密，不能带出办公室，不能让人看见，不能有任何差错。”
任少白接过文件，手指微微发凉。
他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南岸的全部防御部署。
一旦这份情报到了解放军手里，渡江战役的难度将会大大降低。
他必须拿到它。
但主任说了，不能带出办公室。他只能在国防部的办公室里整理，不能在别的地方看，不能抄录，不能复制。
所有的笔和纸都在监控之下。
任少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着那份厚厚的文件，脑子里飞速地转着。
他必须想一个办法，把这份情报的内容传出去。
但他想不出来。
因为所有的常规手段——抄录、拍照、背诵、夹带——都在国防部的严密监控之下。一旦被发现，就是死路一条。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脸色很不好看。
依依在客厅里等他，看见他的表情，心里咯噔了一下。
“怎么了？”
任少白没有回答。
他走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上。
依依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她没有催他，只是安静地坐着，等他开口。
烟抽到一半的时候，任少白开口了。
他用正常音量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今天开会开得晚，主任让我整理一批文件，最近几天可能会加班。”
然后用只有依依能听见的气音说：“那份文件是长江南岸的兵力部署。非常长，两百多页。不能带出来，不能抄，不能照相。我想不到办法。”
依依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她用同样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你能看几遍？”
“什么？”
“你能把那两百多页文件看几遍？”
任少白看着她，忽然明白了她的意思。
“你是说，让我把它背下来？”
“对。”
“两百多页？背下来？”任少白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你当我是机器？”
“你不是机器，”依依说，“但你是任少白。”
任少白愣了一下。
“你能做到。”依依说，“你从小就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你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能在一天之内背下一整本步兵操典。你跟人打麻将，能把打过的每一张牌都记住。你能做到。”
任少白看着她，目光里的震惊一点一点地变成了某种更深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他的“过目不忘”。
包括他的联系人，包括组织上的人。
他是怎么知道的？
她没有解释。
任少白没有追问。
接下来的三天，任少白在办公室里“整理”那份文件。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页一页地翻，从头到尾看了整整三遍。
他把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地名、每一个部队番号、每一个兵力部署都刻在了脑子里。
每天下班回家，他走进书房，关上房门，依依会拿着一杯热茶跟进去。
然后他会把当天记住的内容，一句一句地说给依依听。
依依用神赐的“过耳不忘”能力，把他说过的每一个字都记了下来。
三天之后，那份两百多页的绝密文件，完整地存在于两个人的脑海里。
任少白负责记前半部分，依依负责记后半部分。
两个人合在一起，就是一份完整的长江南岸兵力部署图。
那天夜里，依依把所有的内容都默写了出来，写在一种极薄的纸上——那是任少白从国防部弄来的特种纸张，遇水即化，遇火即燃，无法被复制，也无法被保存。
她把写好的情报卷成一个极小的纸卷，塞进一支钢笔的笔管里。
那支钢笔，是她明天要带去学校的。
明天，会有人在中央大学的图书馆里等她。那个人会把钢笔取走，把情报送到它该去的地方。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危机来了。
任少白被保密局的人叫去“谈话”。
不是逮捕，不是审讯，而是“谈话”。在保密局的大楼里，一间普通的办公室，一个中等军衔的军官，一杯茶，一包烟。
“任中校，最近工作忙吗？”军官笑眯眯地问。
任少白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上的表情恰到好处——不卑不亢，带着一丝下属对上级的恭敬。
“还好，前几天帮主任整理了一批文件，忙了几天。现在忙完了，轻松了一些。”
军官点了点头：“听说你最近交了个女朋友？”
任少白笑了笑：“是啊，中央大学的学生，叫李依依。”
“怎么认识的？”
“在西餐馆。她在那里看书，我在那里吃饭，聊了几句，挺投缘的。”
“她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吗？”
“知道。我跟她说过。”
“她什么反应？”
“她没什么反应。”任少白笑了笑，“她说她不在乎我是干什么的，她在乎的是我对她好不好。”
军官也笑了，笑得很自然。
“年轻真好啊。”他感叹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任中校，你对日本人怎么看？”
任少白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心跳快了一拍。
“日本人？”他皱了皱眉，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屑，“战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最近南京城里出了点事，”军官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有几个日伪时期的人死了。死得很蹊跷。”
“我听说了。”任少白说，“不是说是自然死亡吗？”依依忽然明白了。
“任少白，”她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了他拿枪的那只手，“我不会有事的。没有人能伤害我。”
任少白看着她的手覆在他的手背上，手指冰冷而微微颤抖。
他慢慢松开了枪，枪掉在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他把依依拉进了怀里。
不是那个在窃听器前表演的拥抱，不是那个做给外人看的拥抱。
而是一个真正的、用力的、像是要把她揉进骨头里的拥抱。
依依把脸埋在他的胸口，听着他的心跳。
咚咚咚咚，快得像擂鼓。
“不要一个人去了。”任少白的声音在她的头顶响起，闷闷的，带着鼻音，“至少，告诉我。”
依依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好。”
所有的目标都被清除了。
任少白和依依的生活恢复了“正常”。
白天，任少白照常上班，依依照常上学。下班的时候，他照常给她带各种礼物。晚上的固定时间里，“亲密声音”照常响起。
但一切都不一样了。
因为任少白知道，依依要走了。
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但他能感觉到。依依看他的眼神变了，不再是从前那种单纯的、明亮的、带着一点狡黠的笑，而是一种很深很深的、像是在努力记住什么东西的目光。
她看他的样子，像是要把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刻进脑子里。
眉毛，眼睛，鼻梁，嘴唇，下颌线，喉结，锁骨，手指，掌心的纹路。
她要记住他。
因为她知道，她不会再回来了。
那天晚上，两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但谁都没有在看。
楼下巷子里有人在说话，远处有汽车经过，隔壁院子里有狗在叫。
这一切的声音，都显得那么遥远，那么不真实。
“依依。”任少白开口了。
“嗯？”
“你是不是要走了？”
依依沉默了很久。
“你怎么知道的？”
“你的眼睛告诉我的。”任少白说，“你看我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
依依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
她在想该怎么解释。
该说“我是神的使者”？该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该说“我来自未来”？
她不能说。
不是因为神不允许，而是因为她说不出口。
因为她害怕任少白会用那种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她。
“任少白，”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信吗？”
任少白看了她几秒钟。
“我信。”
依依抬起头，看着他。
他的眼睛里没有怀疑，没有困惑，没有恐惧。
只有一种很深的、很安静的、让人想哭的温柔。
“我从第一天就知道，”任少白说，“你不是普通人。你的推理能力，你的观察力，你知道的那些事情，你杀人的方式——没有一样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依依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从来没有问过你从哪里来，因为我不在乎。”任少白说，“你在乎我，你帮我，你救了我。这就够了。你从哪里来，不重要。”
依依的眼泪掉了下来。
她不想哭的。
她是神的使者，她穿越过无数个世界，她不应该为离别掉眼泪。
但她是人。
至少，在这一刻，她想做一个会哭、会笑、会难过、会不舍的普通人。
“任少白，我走了之后，你好好活着。”依依擦掉眼泪，声音有点哑，“不要做傻事。情报能传就传，不能传就算了。你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任少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依依继续说，“你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你会做很多很多事，你会救很多很多人。但你首先要活着。活着才有希望。”
“那你呢？”任少白问，“你走了之后，去哪儿？”
依依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去了哪儿？
她去了下一个世界。
下一个需要她的世界。
下一个她不会停留的世界。
“去我该去的地方。”她最终说了这样一句话。
任少白没有再问。
他伸出手，轻轻擦掉了她脸上的眼泪。
他的指腹粗糙，布满了握枪留下的茧，但那触感很温柔，像是春天的风，像是冬天的雪。
“依依，”他叫了她的名字，“谢谢你。”
依依摇了摇头。
“不用谢我。”她说，“是我应该做的。”
“没有什么事是应该的。”任少白说，“你帮我，是因为你想帮我。不是因为应该。”
依依看着他，忽然觉得很舍不得。
舍不得这个男人。
舍不得这个每天晚上为她煮一碗面、每天早上为她挤好牙膏、每天下班给她带各种各样礼物的男人。
舍不得这个在她的“剧本”里演了无数场戏、却从来不说一句怨言的男人。
舍不得这个即使知道她不是凡人、即使知道她会离开、即使知道再也等不到她、依然说“我不在乎”的男人。
“任少白，”她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你要记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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