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饼与地下室
搬家第一天,邻居送来一篮松饼。
我咬了一口,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快跑。”
我惊慌失措地抬头,邻居依然站在门口微笑。
我装作若无其事,送走邻居后立刻检查松饼。
所有松饼里都有同样的纸条,字迹却各不相同。
我打开手机准备报警,却发现家里没有任何信号。
透过窗户,我看见邻居正在院子里挖坑,旁边放着一个大袋子。
搬进这栋老房子的第一天,雨下得黏稠。我正对着满屋的纸箱发愁,门铃响了。门外站着个穿碎花围裙的女人,头发花白,眼角的皱纹弯成月牙,手里端着一篮用格子布盖着的松饼。
“新邻居呀,烤了点松饼,趁热吃。”她的笑容像棉被一样暖。
我接过篮子,道了谢。她没走,就那么站在门口,微笑着看我,仿佛在等一个即时的反馈。我只好掀开格子布,随手拿起一块边缘烤得焦黄的松饼咬了一口。有点干,但味道不错。
然而牙齿陷进松软糕体的瞬间,我咬到了一个硬硬的异物。吐出来,是被油渍洇湿的一小片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两个字,笔迹潦草,力透纸背:“快跑。”
我猛地抬头。那女人依然站在原地,双手交叠在围裙前,脸上是纹丝不动的微笑。
一股寒意从咬过的松饼里渗出来,顺着指尖爬满全身。我强迫自己扯出一个笑容,含糊地说了句“谢谢,很好吃”,然后关门。门锁咔嗒落下的声音像一小截救命稻草。我背靠着门板喘气,把手里剩下的松饼掰开。又一张纸条:“别相信她。”再掰一个:“她在地下室。”第三个松饼里裹着:“你出不去了。”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歪斜,有的像是用左手写的,所有的句子都指向同一个终点。
我冲进卧室找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无服务”的冰冷提示。我又去检查座机,拿起听筒,死寂。电话线被齐根剪断了。
雨还在下。我猫着腰挪到客厅的窗户边,撩起百叶窗的叶片。那个女人还没走。她没回自己家,而是站在我们两家交界处的院子里,站在那片被雨水泡软的泥地上,正用一把铁锹一下一下地挖着坑。铁锹切入泥土,发出沉闷的、被雨水稀释的噗噗声。她身旁的草地上,卧着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鼓鼓囊囊的,轮廓隐约透出人形的弧度。
恐惧不再是抽象的词汇,它变成了胃里真实翻搅的酸液。我的手在发抖。唯一的出路只有后院,我从后门溜出去,踩着湿滑的台阶绕到房子的侧面。那里有一扇通往地下室的半截小窗户,锈迹斑斑,油漆剥落。我趴在地上,脸贴着冰冷的泥水,朝里望去。
地下室没拉窗帘。一盏裸露的灯泡底下,那女人正在往下走。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但她并没有走向那个塑料布盖着的角落,而是走到墙边,拉开了一个文件柜的抽屉,开始慢条斯理地翻找。
抽屉里是一排又一排整齐的文件夹。她抽出一个,翻开,对着灯光端详。借着昏黄的光线,我隐约看见那是一张照片。是个女人。年轻女人的脸。照片被夹在一个透明文件袋里,旁边还夹着几张纸。
我正要看得更清楚,她忽然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穿过那扇肮脏的小窗,与我扒在玻璃上的眼睛撞在一起。她没有惊慌,甚至没有加快动作。她只是冲着我,缓缓地、缓慢地,露出了一个微笑。然后她举起手里的照片,贴在玻璃上。
照片里是一个穿着碎花围裙的女人——但不是我见过的这个女人。是另一个,更年轻的,笑容灿烂。照片的右下角用马克笔写着一个日期:2021年6月。
接着她又抽出一张。同样的碎花围裙,另一个女人。2022年8月。
再一张。2023年11月。
每一张照片里的女人都穿着同样的围裙,都笑容满面地举着一篮松饼。每一张照片的日期都是不同的年份。而最新的一张,日期是2026年6月——就是今天。照片里的女人穿着碎花围裙,端着松饼篮,站在我现在站着的这栋房子门口,笑容温暖。
那是我自己。
我猛地缩回头,后脑勺磕在墙壁上,眼前发黑。她不是邻居。她是接替者。每一任“邻居”都曾咬下那口藏着纸条的松饼,然后走进地下室,然后……然后成为照片。
铁锹挖土的噗噗声从院子那头传来,越来越近了。她挖完了坑,正在拖着那个黑色的大塑料袋往这边走。
我转身狂奔,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撞击肋骨。出路被封死,手机没信号,而她——那个穿碎花围裙的女人——现在正扛着铁锹,拖着一个足够装下我的袋子,绕过屋角朝我走来。我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逃,还是回到屋子里,打开地下室的门,看看那些文件夹里除了照片还有什么。看看那最新的一张照片下面,是否已经压着一张字迹相同的纸条。上面也许写着:“该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