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安五岁那年,父亲第一次说要出海。
那天晚饭吃得很慢。母亲端上来的菜比平时多了一道,糖醋排骨,是他最喜欢的,但那天他吃了两块就不想吃了,不是因为饱,是因为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父亲坐在对面,把鱼肚子上的肉挑出来,放在他碗边,他没抬头,还是吃了。碗底的饭粒一颗一颗拨干净了。
“承安。”
他抬起头。父亲看着他,手里端着半杯酒,没喝。“爸爸下周要出趟门。”
“去哪?”
“去很远的海上。”
“远是多远?”
父亲想了想:“要坐很久的船。”他低头用筷子拨了一下碗里的饭粒。“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要看天气。”
“天气不好就不回来吗?”
父亲沉默了一下。“天气不好就晚一点回来。”
他把那半杯酒喝完了。母亲在旁边收拾碗筷,没有插话。厨房里水声哗哗的,她在洗锅。过了一会儿她关掉水龙头,说:“碗我来收,你们去客厅坐。”
他跟着父亲走到客厅。他坐在沙发上,没有看电视,也没有拿玩具。他在想“很远的海上”是什么样子。他想不出来,因为他没见过海,只见过照片——父亲有一次带回来一张明信片,上面是一片深蓝色的水面,远处有一条细细的白线。他说那叫“天际线”,说“船开到那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海和天粘在一起了”。他当时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他躺下之后,隐约听见客厅里有人说话。他听不清楚内容,但他记得父亲的语气——不像平时。平时父亲说话不算慢,但那天晚上的句子断断续续的。像在解释什么,又像在说服什么。他翻了个身,被子拉到下巴。门缝里透进来一线光,亮了一会儿才灭。
第二天早上,父亲已经出门了。餐桌上有半个馒头,一碗粥,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几个字,歪歪扭扭的:“爸爸去码头了。下周回。”他看了很久,没有问“下周是哪一天”。他把纸条折好,放进了自己枕头底下。
这是父亲第一次出海。他走后的第三天,承安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条船失联的消息,船名他不认识,但他盯着那条新闻看了很久。母亲从厨房出来,看了一眼屏幕,没有说话。她把电视关了。他没有问。
父亲回来的时候,比“下周”晚了五天。那天傍晚有人敲门,他去开门,父亲站在门口。晒黑了,瘦了一点,手上多了一道疤,不深,但还没完全愈合。看到他的第一眼,父亲蹲下来,把手放在他头顶,站了一会儿,说:“长高了。”
他不知道要回什么。他以为父亲会带什么东西回来——像以前偶尔会带一小块石头、一卷旧地图、某条街上买的糖。但这次什么都没有。那顿饭吃得比平时安静,没有说话声,只有碗筷偶尔磕碰的声响。父亲吃到一半忽然停下来,看着碗里的饭,过了一会儿才继续动筷子。
那天晚上他经过父母房间的时候,门虚掩着。他听见母亲在说话:“那批货别接了吧……”他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回头。
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又出海了。这次走之前没有提前说,只是某天早上醒来,厨房里没有父亲的影子,床头柜上又多了一张纸条:“走了,等天气好的时候回来。”他捏着那张纸条,觉得“等天气好的时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因为父亲从来不看天气预报。
但他没有再问。他把他收到的第一张纸条和这张放在一起,夹在一本旧书里。那本书是从哪儿来的他忘了,可能是父亲带回来的,可能是家里本来就有的。封面写着四个字,他还不全认得。后来他才认出来:那是《海上航志》,讲的是船、航线、怎么辨认风向、怎么在夜里找到方向。他那个时候一个字都读不懂,但他总觉得那本书和父亲有关系——只要书还在,父亲就不会回不来。
从五岁到九岁,父亲出海的次数越来越多。偶尔回来,带着晒伤的脸、新添的疤、或者一些他说不出名字的小东西——一小块形状奇怪的珊瑚,一卷卷了边的手绘海图复印件,半盒没吃完的薄荷糖。有时候他在院子里坐很久,看天,看云,看树。回来的时候话变少了,但看他吃饭的时间变长了。母亲在他不在的时候变得比平时更安静。她会把窗帘拉上,在傍晚不开灯,坐在沙发里,手里没有书、没有遥控器,就那么坐着。
承安不知道她在等什么。但他也没有问。
他学会了看院门外的车。有时候一辆深色的车会停在街对面,不熄火,不关窗,像在等什么。他坐在秋千上晃,眼睛看着那辆车的方向,车停了多久,他就看了多久。直到车开走,他才从秋千上下来。他不怕那辆车,但他记得车牌最后两个数字。他把那串数字放在心里,不跟任何人说起。
他当时不知道这些事彼此有什么关系。只知道父亲出海前总会站一会儿,母亲会在某些傍晚拉上窗帘,那辆深色的车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他在九岁那年夏天,在抽屉里翻到一张旧照片。四个男人站在船头,没有标注日期、没有地点。他认不出来谁是谁,但他把那张照片拿在手里的时候,直觉告诉他这张照片应该被记在心里。母亲看见了,走过来把照片拿走了。她没有生气,只是把它收进了衣柜最上层的一个铁盒里。
“那是你爸以前的同事。”她说。他想问“他们现在在哪”,但没有问出口。因为他注意到母亲说那句话的时候没有看他,像在避开什么。
九岁那年的秋天,父亲回来了一趟。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周,比上一次瘦得更明显,脸侧有一道没消肿的淤青。他解释说是风浪大,撞了一下,母亲没有追问。但那天晚上,他去阳台倒水的时候,听见父亲在阳台上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内容,只捕捉到半句话:“……那批货我不接了。”
他端着水杯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了房间,没有让父亲知道他听见了。他关上房门,把水杯放在桌上,没有喝。他坐在床沿上,把那张母亲收起来的铁盒里的照片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了几遍——四个男人站在船头,没有日期,没有名字。他当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但那之后他开始记事了。记父亲出海的日期、回来的日期、每次身上有没有新伤、电话响的时候母亲接完电话之后的表情。他把这些记在心里,不出声,不写下来——因为写下来就可能会被人看到。他后来在父亲给的一张旧航海图背面,用铅笔画过几条很轻的线,一条是父亲说的航线,一条是他自己猜的航线,另一条他画不出来,但他知道它在那里。
九岁那年冬天,父亲最后一次出海之前,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那天傍晚他站在秋千旁边,没有坐上去,只是手搭在绳子上。承安站在门口看着他。他看不出父亲在看什么。后来父亲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没有招手让他过去,也没有说话。只是看了他一下,然后进了屋。
第二天早上他走的时候,没有留纸条。承安醒来的时候床头的桌面是空的,只有一杯凉了的水,和窗台上放着一枚旧贝壳,他之前没在屋里见过。他不知道那是父亲放的还是母亲放的。他把那枚贝壳拿起来放在手心里,觉得它很沉。
母亲说,父亲这一次出海要两个月才能回来。
但那天之后他再也没有在院子里见过父亲站在秋千边上的样子了。那枚贝壳他保存了很久,留在他枕头底下的一个旧袋子里,和那两张纸条放在一起,后来他离开了那栋房子,把它和纸条一起留在了枕头底下,没有带走。
他知道那里可能会被人找到,也知道他母亲把那个铁盒藏在了衣柜最上层,但他没有回去取那些东西,因为回去就意味着暴露自己的去向。他只带走了父亲那张写着“别走远路”的便条,那张纸条很小,对折了塞进口袋里。
他当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