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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天才少年的陨落(上)

中考差两分落榜后,进入职高的梦幻生活

2012年的夏末,江淮流域的暑气总像粘在身上的汗,擦不净,挥不散。我们家住在钢厂家属院的老楼里,三楼,没装空调,只有客厅那台老式吊扇吱呀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我坐在书桌前,胳膊肘抵着磨出包浆的木桌,手指攥着鼠标,指腹把那只二手罗技的塑料壳捏出了白印。屏幕上是市教育考试院的简陋网页,白底黑字,光标在成绩查询框旁一闪一闪,像根针,悬在我心尖上。

我叫玉荣晨,十五岁,净身高一米七八,在初三那群还没抽条的半大孩子里,算是戳在人堆里显眼的。肩膀架起来有了点少年人的棱角,手长脚长,打球的时候能轻易摸到篮板,可这副模样,在钢厂家属院的长辈眼里,不如考个好分数实在。我们家三代工人,爷爷是钢厂的老炉前工,退下来后落下了咳嗽的毛病,爸爸子承父业,在轧钢车间三班倒,手上的茧子厚得能磨破纸,妈妈在钢厂的职工食堂打饭,每天围着灶台转,油烟味浸进了衣服的纤维里。他们这辈子没别的盼头,就盼着我能跳出这钢厂的圈子,不用像他们一样,一辈子守着机器,靠力气吃饭。

而我,曾经是他们唯一的指望。

倒不是说我多刻苦,相反,我打小就不爱按部就班地学。上课走神,作业糊弄,可脑子转得快,老师讲一遍的知识点,我瞟一眼就记牢,考试总能稳在班里前十。班主任总拉着我爸的手,站在钢厂家属院的梧桐树下说:“荣晨是块好料,天生的脑子活,稍微收收心,普高稳拿,甚至能冲一冲城郊的次重点,以后考个大学,就能脱了工人的皮了。”

那时候我听着这些话,嘴上应着。我总觉得,读书于我而言,不过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就像我写小说一样。我从九岁开始写东西,趴在这张书桌前,用铅笔在田字格本上写,写光了一本又一本,十岁那年,愣是靠着一股子执念,写完了一本十万多字的小说,我给它起名叫《奇异之旅》,讲一个少年探险的故事,写在厚厚的硬皮笔记本里,字歪歪扭扭,却塞满了我所有的天马行空。那本笔记本被我藏在书桌的抽屉最深处。爸妈偶然发现过,翻了几页,笑着说我“瞎琢磨,有点本事”,那时候,他们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欢喜和期待。

他们以为我只是脑子活,适合读书,却不知道,我这份“活”,也藏在那些文字里。那时候的我,总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不只是能考上普高,以后还能靠笔杆子活出点不一样的模样。

鼠标点击“查询”的瞬间,台式机的主机发出“嗡”的一声闷响,像是喘了口粗气。屏幕上跳出来一串数字,语文83,数学87,英语65,物理71,化学84,政史:70,总分460。不多不少,超了去年的普高录取线整整十分。

我当时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我扯着嗓子朝客厅喊:“爸!妈!460!超线十分!”

客厅里传来碗碟碰撞的声音,妈妈擦着手从厨房跑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青菜叶,爸爸刚下班回来,工装还没脱,脸上沾着点钢厂的铁粉,两人凑到屏幕前,眼睛瞪得圆圆的。“真的?460?”妈妈的声音都抖了,伸手想去摸屏幕,又怕碰坏了,指尖悬在半空,“我就说我儿子行!没白熬那些夜!”

爸爸抿了口搪瓷缸子里的浓茶,那缸子上印着“钢厂建厂三十周年”的字样,掉了漆,他嘴角压着笑,却故作淡定地说:“还行,没掉链子,不过也别太得意,就超了十分。”话虽这么说,他转身去厨房帮妈妈做饭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他抬手揉了揉眼角——这个一辈子在钢厂摸爬滚打的男人,喜怒哀乐都藏在硬邦邦的骨头里,从不轻易外露。

那天的晚饭格外丰盛,妈妈从职工食堂带了酱牛肉,又炖了排骨,爸爸还开了一瓶玻璃瓶的啤酒,倒在小瓷碗里,一口一口抿着,絮絮叨叨地跟我聊选学校的事。“城东普高去年分数线425,你这分稳进,那边的理科老师是市优秀教师,教得好,以后学理科,考个大专总没问题,要是努努力,本科也不是没指望。”他扒拉着米饭,眼睛里的光,是我从未见过的亮,“城南普高填个保底,虽然学校差点,但好歹也是个普高,别空着,稳当。”

妈妈也在一旁附和,手里给我夹着排骨:“听你爸的,填个城东,再填个城南,老师也说让填保底,别逞能。我们家三代工人,就指望你能考出去了。”

可那时候的我,被那460分冲昏了头,满脑子都是“天才少年”的自我认知,觉得填城南普高就是跌份,觉得自己的分数怎么可能连城东普高都进不去。“爸,妈,城东普高去年才452,我超了8分,肯定能上。”我扒拉着排骨,说得轻描淡写,“志愿表就填城东和城西,城西去年458,说不定今年降分呢,冲一冲。”

我爸当时就皱了眉,搪瓷缸子往桌上一放,发出“咚”的一声响:“别瞎来!城西去年458,你就超线十分,万一今年涨分了呢?”

“就是,荣晨,”妈妈也急了,放下筷子,“读书不是闹着玩的,这是你一辈子的事。”

可我那时候油盐不进,只觉得他们小题大做,觉得他们一辈子待在钢厂,眼界窄,不懂我的“本事”。2012年的中考志愿填报,还是要去学校填纸质表,班主任拿着我的志愿表,看了半天,眉头皱成了疙瘩:“玉荣晨,你这不行,把城南填上,今年滑档的孩子多,别赌。你是块好料,别毁在志愿上。”我摇着头,把志愿表塞回班主任手里:“老师,我心里有数,肯定能录上。”班主任看着我,叹了口气,最后也只能在表上签了字,那声叹息,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上,可我当时,只当是耳旁风。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自己,真是蠢得可笑。那点不值一提的小聪明,那点莫名其妙的自负,终究是把自己,把爸妈的期待,都摔进了谷底。

等待录取结果的那十几天,我过得浑浑噩噩。2012年的智能机还没普及,班里同学大多用的是按键机,刷不了网页,只能每天守着那台老式台式机,一遍又一遍刷新考试院的页面。那时候的我,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城东普高肯定会录我,甚至还跟同学吹牛,说开学要去城东普高的理科实验班。

七月底的那天,是录取结果公布的日子。我记得那天是个周三,我跑回家,连鞋都没换,就坐在电脑前,手指抖着输入准考证号和姓名。屏幕加载的那几秒钟,城东高中录取成功后,要把那些写的小说拿出来,跟爸妈炫耀一番,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不仅能考上普高,还能当作家。可当那行黑色的宋体字跳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未被任何填报志愿学校录取,请关注后续补录信息。”

我以为是系统卡了,一遍又一遍地刷新,手指因为用力,把鼠标捏得咯吱响,台式机的主机嗡嗡作响,像是在嘲笑我的愚蠢,可屏幕上的字,始终没变。

后来我才知道,城东普高今年的分数线,涨到了462。城西普高,465。我460分,离最低的城东普高,差了两分。

就两分。

那一瞬间,天旋地转,耳边的吊扇吱呀声,窗外的蝉鸣声,楼下钢厂机器的轰鸣声,混在一起,像无数根针,扎进我的耳朵里,扎进我的心脏里。我瘫坐在椅子上,手脚冰凉,脑子里一片空白,连呼吸都觉得困难。那台老式台式机的屏幕光,映在我的脸上,冷得像冰。我低头看着书桌的抽屉,那里藏着我的《奇异之旅》还有一堆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那藏着我所有的骄傲和期待,那一刻,只觉得那本笔记本,像一个巴掌,狠狠扇在我的脸上。

我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会涨分?怎么会就差两分?怎么会,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我磨磨蹭蹭地走到客厅,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爸,妈,我没被录取,滑档了。”

妈妈正在择菜,手里的青菜“啪”地掉在菜板上,她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圆圆的,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你说什么?没被录取?460分怎么会没被录取?”她走过来,抓着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捏得我生疼,“是不是系统错了?再去看看!再去看看!”

爸爸放下手里的钢厂报纸,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走到电脑前,看着屏幕上的字,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那敲击声,一下一下,敲得人心慌。“志愿表你填的什么?”他的声音很低,带着压抑的怒火,那怒火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咬着唇,不敢看他的眼睛填了城东和城西的事说了出来。话音刚落,妈妈就哭了,她抬手抹着眼泪,声音又气又急:“玉荣晨!你是不是疯了?我们怎么跟你说的?老师怎么跟你说的?你偏不听!啊?我们家三代工人,就指望你能考出去,你倒好,亲手毁了自己的路!”

她的哭声在狭小的客厅里回荡,刺得我耳膜疼。爸爸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客厅里很快弥漫起浓浓的烟味,混着钢厂的铁粉味,呛得我咳嗽。

他的脸藏在烟雾里,看不清楚表情,可我能感受到他的失望——那种沉默的、沉甸甸的失望,比妈妈的责骂更让我难受。我知道,我让这个一辈子要强的男人,在钢厂的同事面前,抬不起头了。

那一天,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晚饭没人做,我饿着肚子回到房间,关上门,趴在书桌上,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笑话。那个被老师夸有天赋的少年,那个自以为是的天才,那个想靠读书和文字跳出钢厂的孩子,最后因为自己的愚蠢,连普高都没考上。我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那本写着小说的本子,摸着封面上歪歪扭扭的字,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砸在纸页上,晕开了墨迹,像一个难看的疤。

接下来的日子,更是难熬。我们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补录上。2012年的中考补录,名额少得可怜,都是那些没招满的普高,分数线却因为滑档的学生太多,水涨船高。妈妈每天逼着我给各个学校的招生办打电话,电话是那种老式的座机,摆在客厅的茶几上,我坐在那里,一个一个号码拨,耳朵贴在听筒上,听着里面的忙音或者冰冷的回复,心里的焦虑像野草一样疯长。

“对不起,我校补录名额已满。”

“补录分数线462,你孩子差2分,录不了。”

“我们只收本地的学生,外地的不考虑。”

每一次回复,都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到脚底。我爸也托了钢厂的同事,托了老家的亲戚,想花钱托关系让我进普高,可2012年的教育系统管得严,普高的招生名额卡得死,没人敢冒这个险,都摆摆手说:“老玉,不是不帮你,这事儿真的办不了,分数不够,谁都没办法。钢厂的孩子,想考出去,难啊。今年报名的适合最差的普高分都涨过了460了啊。”

那段时间,我瘦了快十斤,一米七八的个子,体重跌到了一百斤出头,穿那件美特斯邦威的白色T恤,都显得空荡荡的。我不再出门,不再跟同学联系,每天就守着电脑和座机,眼神里满是惶恐和不安。楼下的钢厂同事见到爸妈,都会问起我的成绩,爸妈只能尴尬地笑一笑,说“孩子没发挥好”,然后匆匆躲开。爷爷也从老家过来了,坐在客厅里,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咳嗽声一声比一声重,却从没骂过我,只是偶尔看着我说:“晨晨,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啊。”

那一句话,比任何责骂都让我难受。我开始后悔,后悔自己的自负,后悔没听爸妈和老师的话,后悔自己把那点天赋,当成了肆意妄为的资本。如果当时填了城南普高,现在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一步错,步步错。

补录分数线公布的那天,我再次感受到了绝望。全市的补录分数线,最低的都涨到了465,我差了整整五分。那五分,像一道天堑,把我和普高彻底隔在了两边,把我和爸妈的期待,和跳出钢厂的梦想,都隔在了两边。

我看着屏幕上的数字,瘫坐在椅子上,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不是委屈,是恨自己,恨自己的愚蠢,恨自己的自以为是,恨自己亲手毁了自己的未来,也毁了一家人的希望。

我妈看到补录分数线的那一刻,坐在沙发上,捂着脸,哭得撕心裂肺:“这可怎么办啊?这孩子的一辈子,难道就这么毁了吗?他才十五岁啊……我们家三代工人,难道还要继续进厂吗?”

我爸依旧沉默,只是掐灭了手里的烟,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颤抖。窗外,钢厂的高炉冒着浓烟,在夏末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刺眼。我知道,他心里的痛苦,不比我妈少。他一辈子在钢厂辛苦干活,起早贪黑,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就是想让我好好读书,不用像他一样,一辈子守着轧钢机,可我,却让他失望了。

那几天,家里的灯总是亮到很晚。爸妈每天都在客厅里低声商讨,声音压得很低,可我躺在房间里,总能断断续续听到一些。他们想过让我复读,可2012年的中考政策,复读生要扣二十分,而且复读的压力太大,我怕自己扛不住;他们想过让我去读私立普高,可私立普高的学费一年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根本承担不起,爸妈的工资,除了养家,还要给爷爷治病,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最后,他们想到了职高。

本地的职高,名额早就满了,根本进不去。我爸托了钢厂的一个远房亲戚,辗转打听了很久,才知道隔壁市的邕城市第六职业高级中学还有名额,专业是机电一体化,算是职高里比较热门的专业,听说毕业后还能进工厂当技术工人。

当爸妈把这个结果告诉我的时候,我没有反驳,也没有拒绝。我知道,这是我目前唯一的选择。普高没考上,复读没把握,私立读不起,职高,成了我唯一的退路。而这个退路,最终还是绕回了“工人”这条路上,绕回了爸妈最不想让我走的路上。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爸妈对我的失望,那种失望,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从滑档到补录失败,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像钢厂的炉渣,越堆越厚。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摸着我的头说“儿子真棒”,不再跟我规划未来的大学,甚至连跟我说话,都带着一丝疏离。他们看我的眼神,里没有了期待,只有疲惫和无奈。

那天晚上,我爸把我叫到客厅,客厅的灯没开,只有窗外钢厂的灯光透进来,照在他的脸上,显得格外疲惫。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个烟盒,烟盒已经被捏得变了形,上面印着钢厂的标志。“玉荣晨,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他的声音沙哑,像是磨过砂纸,带着钢厂机器的粗糙感,“邕城市的职高,我们给你报了名,学杂费我们每学期给你交,不用你操心,这是我们最后能为你做的。”

他顿了顿,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温和,只剩下疲惫和失望,还有一丝决绝:“至于生活费,我们商量好了,每个月给你打1200块,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以后,你就自己照顾自己吧。邕城市离家里远,我们也管不到你,钢厂的活忙,你妈要上班,我也要三班倒,没精力再管你了。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选的路,自生自灭。”

“自生自灭”。

这四个字,像一把烧红的尖刀,狠狠扎进我的心脏里,疼得我喘不过气。我抬起头,看着我爸,他的脸在钢厂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陌生,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想道歉,想解释,可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知道,他们不是真的想让我自生自灭,他们只是恨铁不成钢,只是被我的愚蠢伤透了心,只是觉得,这个儿子,终究是扶不上墙了。

我点了点头,挤出一个字:“嗯。”

其实我并不怕“自生自灭”,因为我从小就比别的孩子独立。爸妈工作忙,我爸在钢厂三班倒,经常半夜才回家,我妈在职工食堂,早出晚归,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自己做饭,熬粥,煮面条,炒西红柿鸡蛋,自己收拾房间,自己洗衣服,哪怕是一个人在家待上几天,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的生活能力,在同龄孩子里,算是拔尖的,这是钢厂的生活教会我的,也是爸妈的忙碌逼出来的。1200块的生活费,在2012年的邕城市,不算多,但省着点花,吃饭、买东西,也足够了。

我只是难受,难受爸妈的失望,难受自己从“天才少年”变成了“失败者”,难受自己终究还是没能跳出钢厂的圈子,难受那些藏在抽屉里的小说,似乎再也没有机会,让别人看到了。

决定去邕城六职的事,就这么定了。开学的时间定在八月底,离现在还有不到半个月。接下来的日子,爸妈再也没跟我提过上学的事,也没再跟我多说过几句话。家里的气氛依旧冰冷,我们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擦肩而过,也只是面无表情。爷爷回了老家,走之前,塞给我两百块钱,拍了拍我的肩膀只说了一句:“照顾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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