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泰州入了秋。
钟楼巷的泡桐树开始落叶,巴掌大的叶子一夜之间黄了大半,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往下掉,在青石板路面上铺了厚厚一层。程景然每天早上开门的第一件事,从“骂泡桐花”变成了“骂泡桐叶”。他拿着那把从赵师傅那里顺来的竹扫帚,站在书店门口有一下没一下地扫,扫了不到三分钟就开始走神,站在那棵泡桐树下仰着头看光秃秃的枝桠,不知道在想什么。
老周端着一碗刚出炉的甜烧饼走过来,看见他在树下发呆,说:“小程,你这地扫了跟没扫一样。”
程景然低头看了看自己扫过的路面——扫帚只把落叶推到了墙角,风一吹又全回来了。“扫了也没用,”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哲学式的认命,“反正明天还会落。”
“那你明天再扫嘛。”
“那今天的扫还有什么意义?”
老周被他问住了,想了想,把甜烧饼塞到他手里,说了句“趁热吃”就走了。程景然拿着烧饼站在泡桐树下,啃了一口,芝麻落在他深灰色的毛衣前襟上,他低头看了看,没有拍掉。
我坐在门槛上目睹了全程。三千趴在我膝盖上,用尾巴一下一下地拍着门槛,像是在给这出名为“程景然大战泡桐叶”的荒诞剧打着慵懒的节拍。
树叶落得最凶的那几天,程景然的母亲又来了。
这是她继样书到达那天之后的第二次到访。和第一次一样,她站在书店门口,手里拎着那个黑色手提包,穿着一件驼色的风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这一次她没有站在门口等程景然请她进来,而是自己推开那扇虚掩的绿门,风铃响了一声,她走了进来。
程景然正在收银台后面改稿子。他抬头看到她的瞬间,红笔在稿纸上顿了一下,留下了一个比平时大了一圈的红点。他放下笔,站起来,犹豫了片刻,说了一句:“来了。”
“嗯。”他母亲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目光扫过书店——扫过收银台上那盏台灯,扫过我的折叠椅,扫过猫爬架上睡成一条的三千,扫过书架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旧书。“你这书店,和当年变化不大。”
“书架重新漆过。”程景然说,“原来那批被虫蛀得厉害,有几层已经塌了。”
“那盏台灯还是你爸那盏。”
“换了灯泡。”
她点了点头,在收银台旁边那把旧沙发上坐下来。这一次她没有像上次那样坐得端端正正,而是往后靠了靠,后背陷进沙发松软的弹簧里。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保鲜盒。
“做了些菜。”她把保鲜盒一个一个放在矮桌上,“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茭白。你以前最爱吃的几样。”
程景然看着那些保鲜盒,沉默了很长时间。三千闻到肉的味道,从猫爬架上跳下来,绕着矮桌转了两圈,用鼻子拱了拱装红烧肉的那个盒子。他母亲看着猫,嘴角动了动,“你养猫了?”
“嗯。”
“叫什么?”
“三千。”程景然顿了顿,“全名叫李棉花。”
他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和程景然很像,眼角弯起的弧度,嘴唇抿着的样子,都像是从同一块模板上拓下来的。“这名字是你起的?”她问。
“他起的。”程景然指了指我。
他母亲转过头看我。上一次她来的时候,只是临走时问了我一句话。这一次她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更久,像是在看一件需要仔细辨认的物品。
“你叫什么名字?”
“沈知意。”
“你是景然的——?”
“编辑。”程景然抢在我前面回答了。
我在折叠椅上换了个姿势。“对,编辑。兼股东。”
他母亲显然对“编辑兼股东”这个组合感到困惑,但没有追问。她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转向程景然:“菜你尝尝。我很久没做了,不知道味道还对不对。”
程景然打开装红烧肉的保鲜盒,用筷子夹了一块放进嘴里。他咀嚼的动作很慢,像是在辨认某种遥远而熟悉的味道。然后他放下筷子,说了一句让整个书店都安静了的话——
“和我爸做的味道一样。”
他母亲的手在膝盖上微微收紧。“你爸的红烧肉是我教的。他结婚之前连鸡蛋都不会炒。”
“我知道。”程景然又夹了一块,“他给我做过。就是你去南京以后的那几年。每次考试考好了,他就做一次。后来我上了高中,考试越来越多,他做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少了。我那时候不懂,以为他嫌麻烦。后来才知道,他不是嫌麻烦,是身体已经不行了,炒菜的时候手会抖。”
他母亲的脸色变了。不是那种剧烈的变化,而是一种细微的、从眼睛深处慢慢渗出来的疼痛。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那双手保养得很好,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不像是一个会做饭的人的手,更不像是一个曾经抛下丈夫和儿子的人的手。
“他的手抖,是因为喝酒。”她的声音很轻,“我走之后他才开始喝的。以前他不喝酒,一杯就倒。后来——后来你上高中那些年,他一个人坐在二楼的阁楼上,一边写手稿一边喝,喝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照常起来给你做早饭。”
程景然放下了筷子。书店里的光线从午后的明亮渐渐转成了傍晚的昏黄,泡桐树的影子在木地板上缓缓移动。三千吃不到红烧肉,已经放弃了,重新跳回猫爬架,把自己盘成一个橘色的圆。
“我不知道。”程景然说。
“你不会知道。”他母亲说,“他来南京找过我一次,在你上大学之后。他坐了四个小时的大巴,在我家楼下站了两个小时。他没有上来敲门,只是在楼下站着,后来就走了。是邻居告诉我我才知道的。”
“他找你干什么?”
“他没有说。但我后来猜到了——他是想让我回去。”她闭了一下眼睛,“那时候他已经病了,自己知道。他怕走了以后你一个人。但他没有上来敲门,因为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求过任何人。”
程景然站起来,走到书架前面。他背对着我们,肩膀的线条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很僵硬。他的手扶着一排旧书的书脊,手指一本一本地滑过去,像是在从那些书脊上汲取某种看不见的力量。
“你为什么不下来?”他问。
沉默。
“你既然知道他站在楼下,你为什么不下来?”
他母亲看着他的背影,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但她没有擦,任凭眼泪沿着脸上的纹路滑落,滴在驼色风衣的领口上。“因为我害怕。我害怕面对他,害怕面对你,害怕面对我当年走掉的那扇门。我跟自己说,我已经重新开始了,我有新的家庭,我不能回头。但后来他走了,你出了事,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如果那天我下楼了,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
程景然转过身来。他看着坐在沙发上的那个已经老去的女人,那个在他的童年里缺席、在他的困境中缺席、在他的书店门外缺席了二十多年的女人。他的表情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而是一种被时间冲刷过后的、近乎澄澈的平静。
“你现在在这里。”他说,“不算太晚。”
他母亲抬起头看着他。她的嘴唇在发抖,但她努力地笑了——一个被眼泪冲刷得断断续续的笑容。“你爸说得对。”
“什么?”
“他说你比我强。”
程景然走回矮桌前,把装红烧肉的保鲜盒重新盖上,又打开装糖醋排骨的那个。他夹了一块排骨放在碗里,推到他母亲面前。“你也尝尝。你自己做的。”
她拿起筷子,手有些抖,排骨夹了两次才夹起来。她咬了一口,咀嚼着,眼泪还在流,但她笑了。“咸了。”
“是有点咸。”程景然说。
然后他也笑了。那种很淡的、嘴角只弯起一点点的笑,但在那间光线渐暗的书店里,那个笑容像一盏重新被拧亮的灯。
那天晚上,他母亲走之前,在书店门口站了一会儿。她看着门口那块木牌,上面还是那行字——“今日营业中,进门请安静。”
“这块牌子是你爸写的。”她说。
“不是,”程景然说,“是我写的。我爸当年也写过一块一模一样的。”
“我知道。”她说,“你写的字,比他的小了半号。”
她转身走进巷子里。这一次她回头看了一眼——在巷口路灯的暖光下,她回头看了一眼书店那扇虚掩的绿门,然后消失在钟楼巷的尽头。
程景然站在门口,一直看到她的背影变成一个小点。晚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泡桐叶在地面上打着旋。他伸手扶住那块木牌,把被风吹歪的边角重新摆正。
“你的字真的比你爸小半号?”我在他身后问。
“对。”他走进书店,在收银台前坐下来,“他写什么都大一号。字大,心也大。敢开一家注定赚不了钱的旧书店,敢把一辈子的心血放在一套没人看的地方文化丛书上。”
他翻开那本还没改完的稿子,拿起红笔。
“我比他小一号。我开了六年书店才敢让第一个人进来。我写了七年才敢把稿子寄出去。我花了二十年才敢问那个女人——你为什么不下来。”
他在稿纸上落下了第一个批注。红笔划过纸面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但你在问。”我说。
他抬起头看着我。台灯的光在他的瞳孔里跳了跳。“对。我在问。”
十月中旬的一个周末,程景然在书店里办了一场小型的新书分享会。
说是分享会,其实就是把书店里的书架往两边挪了挪,腾出一块空地,摆了几张折叠椅,请了几个认识的人来坐坐。老周带了刚出炉的烧饼过来,摆了一盘在收银台上,说是“茶点”。赵师傅把他修鞋摊上的那个小收音机带了过来,放在书架顶层,循环播放着一个本地电台的轻音乐频道。老刘带了一板他老婆做的糯米藕,切得整整齐齐,每一片都码在盘子里,淋了桂花蜜。程景然的母亲坐在最后一排,穿着那件驼色风衣,膝盖上放着她那本已经被翻出毛边的样书。
程景然没有准备讲稿,也没有准备PPT。他只是坐在那把藤椅上,像平时跟我讲稿子一样,用他那种不紧不慢的语速,讲了他为什么写这本书。
“有人问我这本书写了多久。”他开场的第一句话,“我说七年。但实际上,这本书的很多部分,在七年前就已经写好了。在我父亲的书店里,在他留下的那些手稿里,在这条巷子里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里。我只是把它们记下来而已。”
他讲得很平静,和几个月前在图书馆给孩子们读绘本时那种紧张到脖子发硬的状态判若两人。他讲到他父亲开这家书店的经历,讲到那些藏在手稿边角的铅笔小字,讲到他用了很多年才明白“愿你永远真诚”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父亲能给儿子的最重的嘱托。讲到钟楼巷这些年被拆掉的老宅子、搬走的老邻居、消失的老手艺——竹编的、修钟表的、酿酱油的,那些人被埋在了拆迁的瓦砾下面,但在程远山的手稿里,他们还在。
“我爸这套地方文化丛书,我正在整理。我想把它出完,在这家书店里放一个专门的书架。”他停了停,看了一眼最后一排角落里的母亲,“我父亲生前没做完的事,我想替他做完。”
坐在最后一排的他母亲,手里那本毛了边的样书被攥得紧了些。
赵师傅把手里的鞋楦子放在地上,拍了两下巴掌。老周用围裙擦了擦眼睛。老刘的糯米藕被大家分着吃完了,他老婆的手艺显然比老刘的吆喝更有说服力。程景然在收银台后面给大家倒茶,还是桂花陈皮,但这次用的是他父亲留下的那套紫砂茶具,每一杯都倒得七分满。
分享会结束之后,所有人走了,书店里重新安静下来。程景然把书架推回原位,把折叠椅收好,把茶杯一个一个洗干净倒扣在托盘里。他收拾得很仔细,每一个动作都不急不缓。
然后他走到门口,拿起粉笔,擦掉木牌上原来的字,重新写了一行——“今日有喜,来者皆客。谢谢大家。”
“你写错了。”我说。
“哪里错了?”
“应该是'今日营业中'。”
他退后一步看了看自己写的字,把粉笔放回门边的笔筒里。“今天不营业,”他说,“今天庆祝。”
“庆祝什么?”
“庆祝我在这家书店里,不再是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