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记录与我
Author: 司祌酚

春节前的那段时间，泰州下了一场很多年没见过的大雪。

雪是从小年那天下午开始下的，起初是细碎的雪粒，打在书店的铁皮屋顶上沙沙作响，像有人在外面撒盐。到了傍晚，雪粒变成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密密匝匝地往下落，不到两个小时就把整条钟楼巷铺成了一片白。

程景然在收银台后面坐立不安了一个下午。他隔一会儿就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看看外面的雪势，然后皱着眉头走回来，坐下，过十分钟又站起来。

“你怎么了？”我放下手里的稿子。

“老周家的屋顶。”他说，“就是巷口那家烧饼铺，他家的屋顶是石棉瓦搭的，这么大的雪压上去，怕撑不住。”

老周就是那个烧饼炉子从八三年就没挪过地方的老周，七十多岁了，老伴走了以后一个人守着那间烧饼铺。程景然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去他那里买一个甜烧饼，这个习惯从他回到泰州接手书店就开始了，六年没断过。

“你去看看吧。”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我帮你看店。”我补充道。

他抓起挂在门后的那件旧棉袄，一头扎进了雪里。

我一个人坐在收银台后面，台灯的光圈笼罩着摊开的稿纸。店门虚掩着，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带着雪的气味——那种干净的、清冽的、像是全世界都被消毒了一遍的气味。我拢了拢身上的毛衣，拿起红笔继续看稿子，但注意力始终有一半挂在门外。

程景然去了很久。

久到我开始担心，拿起手机准备给他打电话的时候，门被推开了。一股冷风裹着雪花冲进来，程景然站在门口，头发上、肩膀上全是白的，像个雪人。他怀里抱着一个什么东西，用他的旧棉袄裹着，鼓鼓囊囊的。

“老周的屋顶真塌了？”我站起来。

“塌了一半。”他把怀里的东西小心地放在地上，抖掉棉袄上的雪，“人没事，就是厨房那半间灌了雪。我帮他把东西先搬到我那里去了，等雪停了再修。”

他蹲下去，掀开棉袄。

里面是一只猫。

一只瘦得肋骨根根分明的橘猫，浑身湿透了，毛发一绺一绺地贴在身上，露出下面粉红色的皮肤。它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用一双琥珀色的眼睛警惕地打量着我。

“老周养的？”我蹲下来。

“不是，野猫。在老周厨房后面那堆旧纸箱里做了窝。”程景然用棉袄的干袖子轻轻擦着猫身上的雪水，“老周说这猫在巷子里晃了大半年了，之前也有人喂，但没人领回去。这次屋顶塌了，它的窝全湿了，我就顺手……”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大概自己也觉得“顺手”这个词用得不太准确。一个在零下好几度的雪夜里，用自己唯一一件棉袄裹着一只流浪猫走了半条巷子的人，怎么说都算不上“顺手”。

我没有戳穿他。

“我去找条干毛巾。”我说。

我们在收银台旁边用旧纸箱和我的备用围巾给猫搭了一个临时窝。程景然从后屋翻出了小半瓶过期的碘伏——猫的后腿有一道伤口，不深，但已经有些发炎了。他蹲在地上，用棉签蘸了碘伏，一点一点地给猫清理伤口。动作很轻，比改稿子的时候批注那些最微妙的措辞还要轻。

猫从一开始的抗拒，到后来渐渐安静下来，甚至在他手指碰到它耳朵后面的时候，发出了轻微的呼噜声。

“它有名字吗？”我问。

“老周叫它'阿黄'。”程景然皱了皱眉，“但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太配它。”

我看着那只猫。它虽然瘦，虽然狼狈，但那双眼睛很特别——不是那种楚楚可怜的、求人收留的眼神，而是一种带着距离感的、不卑不亢的注视。它好像在说：你可以帮我，但我不欠你的。

“叫'三千'吧。”我说。

程景然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点不解。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我解释道，“它在那条巷子里晃了大半年，多少人喂过它、逗过它，它都没跟人走。偏偏你抱它，它就跟你回来了。”

程景然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继续给猫上药。“那就叫三千。”

三千在我们搭的纸箱窝里住下了。程景然嘴上说“等雪停了就放它走”，但第二天就去宠物店买了猫粮和猫砂盆。第三天又买了一个正儿八经的猫窝，“刚好在打折”。第四天他甚至用书店的废纸箱给三千做了一个猫爬架，虽然做得歪歪扭扭的，胶带缠得乱七八糟，但三千很给面子地当天就上去趴着了。

我看在眼里，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这个嘴上说着“我脾气不好”“我不会照顾人”的男人，正在用他笨拙的方式学习去爱。对一只猫，对一个人，对他自己。

除夕那天，书店照常开着。

程景然说春节是他一年里生意最好的时候。“别人过年走亲戚，我过年卖书，”他说，“而且那些平时不读书的人，过年的时候最容易被忽悠着买几本回去装门面。”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一种编辑特有的刻薄微笑，但我看得出来，他只是不想一个人过年。

我妈打了三个电话催我回去吃年夜饭。第三个电话的时候程景然就在旁边，他安静地听着我跟我妈在电话里拉扯——“知道了妈”“不是加班”“我没有不回来”“好了好了我尽量早”——然后在我挂掉电话之后说：“你回去吧。”

“你呢？”

“我有三千。”他看了一眼趴在猫爬架上睡成一条的三千，“还有一屋子书。够热闹了。”

我站在收银台前面，看着他。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高领毛衣，袖口有一点脱线，估计自己都没注意到。台灯的光打在他侧脸上，把颧骨的线条照得很清晰。这一个多月他瘦了一些，大概是因为入冬以后书店生意淡了，他吃饭就越来越凑合。有一次我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午饭是一包饼干和半壶冷掉的陈皮茶，气得我当场把他拽出去吃了一碗馄饨。

“程景然。”我说。

“嗯。”

“你跟我一起回去。”

他翻稿子的手停住了。过了好几秒，他才慢慢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点不确定，像是在确认我是不是在开玩笑。

“你认真的？”

“我从来都是认真的。”

“沈知意。”他把笔放下，摘下眼镜，用手指捏了捏鼻梁——这是他感到紧张或者为难时的习惯动作，“你确定你父母准备好见一个……我这样的人？”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反问，“你是我喜欢的人。剩下的，我爸妈自己会看。”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挂钟的秒针转了整整一圈，久到三千翻了个身从猫爬架上滚下来、在地板上发出一声闷响。

“你等我换件衣服。”他说。

我笑了。“穿那件深灰的大衣，好看。”

程景然跟我回家吃年夜饭这件事，后来成了我们家过年必讲的固定节目。每年除夕我爸喝了点酒都会重新讲一遍——“你们是没看见，景然当时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两盒茶叶和一兜子书，紧张得跟第一次上台演讲似的，我让他进来坐，他在玄关换了三遍拖鞋。”

程景然确实紧张。从钟楼巷到我家只有十五分钟的脚程，他路上问了我不下十遍“你爸喜欢什么”“你妈有没有什么忌讳”“我要不要提前想好几个话题”。我从来没见过他对任何事情这么紧张过——哪怕是面对那部他花了半年打磨的小说被指控抄袭的时候，他的反应也只是沉默和疲惫。但现在，他紧张到手套摘了又戴、戴了又摘，反复了四五次。

“你放松。”我在楼道里握住他的手，“我爸就是个退休的中学老师，我妈就是个普通会计。他们不吃人。”

他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表情像是要去参加一场没有准备的答辩。

门是我妈开的。她围裙上还沾着面粉，显然正在包饺子。看到程景然的时候她明显愣了一下——我只跟她说了我会带一个人回来吃饭，没说是谁，更没说是男的。

“阿姨好。”程景然微微欠了欠身，声音比平时高了半度，“我是程景然。”

我妈的反应堪称经典。她先是用零点三秒的时间把他从头到脚扫了一遍，然后用一个中年妇女特有的、既能表达热情又能完成情报收集的笑容说道：“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外面冷吧？小沈也没提前说，我都没准备什么好的——你们认识多久了？在哪儿认识的？小程是做什么的？”

四个问题连珠炮一样，我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

程景然居然一一回答了。他在沙发上坐得板板正正，背挺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像小学生被班主任叫去谈话。我爸从书房出来，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笑了：“哟，这是来面试的？”

“差不多。”程景然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爸笑得更厉害了。

那顿年夜饭吃得出乎意料地顺利。程景然和我爸聊了三个小时，从泰州的地方志聊到古典文学再聊到当代作家的创作困境。我爸退休前教了一辈子语文，对文学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但他身边的人——包括我和我妈——都不太能跟他聊这些。程景然是他遇到的第一个能接住他所有话题、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比他看得更深的人。

“你说现在的小说不好看，问题出在哪儿？”我爸喝了点酒，脸已经红了，但精神头反而更足了。

“问题不在技巧，在态度。”程景然放下筷子，认真地说，“现在的作家，太多人把写作当成一种'输出'，急着表达自己，急着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聪明和才华。但真正好的写作应该是'听见'——听见别人的声音，听见生活里的那些不被注意的细节，然后替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说话。”

我爸沉默了几秒，然后端起酒杯，跟程景然碰了一下。“你这句话，我教了三十年书都没想明白。”

程景然的耳朵尖红了。我知道那不是因为酒。

我妈在厨房洗碗的时候，我进去帮忙。她关上了厨房的门，水龙头哗哗地响着，她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这个小程，他家里是做什么的？”

“他父亲以前是编辑，已经过世了。”

“那他自己的条件呢？房子有没有？”

“他开了一家书店。”

我妈的表情变化很微妙。一个中年母亲听到女儿带回来一个“开书店的”男人，第一反应永远是担忧——书店能赚几个钱？能养得起家吗？但与此同时她又亲眼看到这个男人能跟她丈夫聊得有来有回，能在餐桌上说出让她那个挑剔了一辈子的丈夫都点头称赞的话。

“人品怎么样？”她最后问。

“妈，”我看着她，“你今晚看到了。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妈不说话了。她把最后一个盘子擦干净放进碗柜，然后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忽然说了一句让我差点把杯子摔了的话：“他看你的眼神，跟你爸当年看我是一样的。”

零点的时候，全城的鞭炮声同时响了起来。

我和程景然站在我家的阳台上，看着烟花在泰州灰蓝色的夜空中一朵一朵地炸开，金色的、红色的、银色的光雨落下来，照亮了他半边脸。他难得地没戴围巾，大衣领子竖着，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迅速消散。

“你爸是一个很好的人。”他说。

“他喜欢你。”我说，“他从头到尾都没提'什么时候结婚'这种话，说明他真的很喜欢你。”

程景然转过头看我，烟花在他眼睛里映出细碎的光。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你想说什么？”我问。

“你妈呢？”

“我妈说你看我的眼神跟我爸当年看她一样。”

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有一朵最大的烟花在头顶炸开，轰的一声，把整个夜空都照亮了。我不知道程景然在那个瞬间是什么表情，因为我的眼睛被烟花的光晃了一下。

但当光线暗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握住了我的。十指相扣的那种握法，不是之前那种轻轻搭在手背上的、随时准备抽走的方式。

这是他第一次这样握我的手。用力、确定、不加保留。

“沈知意。”他的声音被鞭炮声盖住了一部分，我凑近了才能听清。

“嗯？”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

他沉默了几秒钟。那几秒在漫天的烟花和震耳的鞭炮声中显得格外漫长。然后他低下头，嘴唇几乎贴着我的耳朵，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

“这辈子除了我爸给我的那本诗集扉页上的四个字，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句话。”

我的心跳忽然加速了。

“但现在我想对你说。”他顿了顿，像是在积攒某种巨大的勇气，“愿你永远真诚。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让我重新想要真诚地活着的人。”

远处又一朵烟花升起来，炸开的瞬间照亮了他的脸。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水光，亮晶晶的，但他没有让它们落下来。这个倔强的、沉默的、把所有的柔软都藏在坚硬外壳里的男人，在除夕夜的漫天烟火中，用一句他父亲写给他的赠言，对我说了这世上最动人的告白。

我踮起脚尖，吻了他。

烟花在我们身后炸响，整个泰州城都在庆祝新年的到来。而我们家阳台上的这一幕——一个二十六岁的女孩和一个三十七岁的男人，在冷风和火药味中笨拙地、认真地接吻——大概不会被任何人记得。

但它会永远刻在我和程景然的故事里，作为一切真正开始的地方。

正月十五，元宵节。

按照泰州的习俗，这一天要吃汤圆、看花灯。老城区每年都会在钟楼巷附近的老街上办灯会，那是整条巷子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挤满了卖糖人的、卖灯笼的、卖烤串的小摊贩，人流从下午一直涌到深夜。

程景然对灯会没什么兴趣。“都是人，”他说，“而且每年的灯都差不多，龙灯凤灯兔子灯，换汤不换药。”

但我说我想看，他就陪我去看。

灯会果然跟他说的差不多——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每一个摊位前面都排着长队。我在一个猜灯谜的摊位上赢了一盏兔子灯，转头看见程景然正拿着一个刚买的糖画给我——是一只蝴蝶，糖丝在灯光下闪着琥珀色的光。

“给你的。”他把糖画塞到我手里，别过头去看旁边摊位的灯笼，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做。

我接过糖画，还没来得及咬一口，就看见他的脸色变了。

他盯着人群中的某一个方向，瞳孔骤然收缩，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手里的另一支糖画——他给自己买的一只蜻蜓——“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碎了。

“程景然？”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人群中，一个女人正在一个卖手工蜡烛的摊位前弯腰挑选。她穿着一件驼色的羊绒大衣，头发挽成一个松散的髻，侧脸在灯笼的光线下显得柔和而精致。她身边站了一个男人，一只手随意地搭在她肩膀上，两个人看起来亲昵而自在。

我不认识她。但程景然的反应已经告诉了我答案。

那个女人直起身，手里拿着一支蜡烛，转头跟身边的男人说了一句什么，笑着。然后她的目光无意中扫过来，扫到了程景然，笑容凝固在了脸上。

隔着涌动的人潮和五颜六色的灯光，他们四目相对。

我站在程景然身边，能感觉到他整个人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他的手指在身侧握成了拳头，骨节发白。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平静得像一潭结了冰的水。

那个女人——那个曾经让程景然背了六年黑锅的女人——脸上的表情比我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有惊讶，有慌乱，但更多的是一种我无法定义的、近乎心虚的闪躲。她迅速收回了目光，像是被烫到了一样，拉了拉身边男人的袖子，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两个人匆匆消失在了人群里。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秒。

程景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灯笼的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周围是嘈杂的笑声和叫卖声，孩子们提着灯笼跑来跑去，一对情侣从我们身边挤过去，女生手里的棉花糖蹭到了我的袖子上。元宵节的欢乐像一层彩色的糖纸，把我们两个包裹在一个与这一切格格不入的沉默气泡里。

“是她吗？”我轻声问。

他没有回答。但他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抓住了我的手腕，力道大得几乎让我吃痛。他的手心全是汗，在正月寒冷的空气里，那些汗却是冰凉的。

“程景然。”

他终于转过头看我。那双眼睛里的东西让我胸口猛地一疼——不是愤怒，不是恨意，而是一种被强行撕开的旧伤口重新暴露在空气里的痛楚。

“她看到我了。”他说，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她甚至没有……她甚至没有停下来。”

我明白了他在说什么。那个女人看到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愧疚，不是害怕，甚至不是挑衅，而是逃跑。她用最快的速度逃走了，像六年前一样。而程景然，他等了六年——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等——等的不过是一句“对不起”。

但连这三个字都没有。

我把他的手从我的手腕上拿下来，反过来握住。他的手在我掌心里微微发抖，像三千刚到书店那天，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的样子。

“程景然，”我用力握紧他的手，“她不值得。”

他低头看着我，目光有些涣散。

“她不值得你等，不值得你恨，甚至不值得你记住。”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的人生里没有她的位置了。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没有。”

身边的人群继续涌动着，有人撞到了我的肩膀，说了一声“对不起”又继续往前走。花灯的彩光在每个人脸上流转，把所有人的表情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不真实的颜色。

程景然闭上了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当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里面那种被撕裂的东西已经被他重新压了回去，但这一次，我没有看到裂缝被冰封住的痕迹。他看着我，目光渐渐聚焦，从涣散到清晰，从冰冷到温暖。

“你说得对。”他说。

“当然，我说的都对。”我踮起脚尖，把那支蝴蝶糖画举到他嘴边，“吃一口，甜的东西能让人心情好。”

他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在蝴蝶的翅膀上咬了一小口。糖在牙齿之间发出清脆的一声“咔嚓”。

“太甜了。”他皱着眉说。

“就是要甜。”我把糖画拿回来，在蝴蝶的另一个翅膀上也咬了一口，“生活已经够苦了，程景然。”

第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