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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晓3

破晓aaa

破晓

第三章 倒影

第七张素描画完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不是画完的——是它自己“出现”的。就好像那只手不是我的,是某种东西借我的手在纸上移动。这种感觉在我职业生涯中只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画一个连环纵火犯,第二次是画一个专门剥人脸皮的变态杀人狂,第三次——

就是现在。

我画的是他的恐惧。

准确地说,是一个场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墙壁是那种老式医院才有的淡绿色。角落里蹲着一个男孩,七八岁的样子,抱着膝盖,脸埋在臂弯里。他的面前竖着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的不是男孩自己,而是一双眼睛。

一双成年人的、冰冷的、审视的眼睛。

那是“镜面”的恐惧。

我盯着这张画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开始发涩。然后我意识到一件事——这张画不是我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犯罪心理学的模型能推导出这个场景。它更像是……从我自己记忆深处浮上来的。

“这不可能。”

我说出声了。声音在空旷的资料室里弹跳了几下,消失了。

门被敲响了两下,然后推开。马嘉祺走进来,身上穿着还没换的便装,手里拎着两个纸袋。他的头发有些乱,眼下有淡淡的青色——他昨晚显然也没怎么睡。

“早饭。”他把其中一个纸袋放在桌上,“豆浆和粢饭团,加了咸蛋黄和肉松。”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

“档案。”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而是在看满墙的素描。他的目光从第一张扫到第六张,最后停在第七张上。

他看了很久。

“这张是什么时候画的?”

“半小时前。”

“根据什么画的?”

我张了张嘴,发现无法回答。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这张画的依据是什么。不是因为疲惫导致的记忆模糊,而是更本质的——这张画来自一个我不拥有的记忆。

马嘉祺拉开椅子坐下。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慢,像是怕惊动什么。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透明的证物袋,里面装着一页纸。

“贺峻霖昨晚在血库里没有查到匹配的血型。”他说,“因为信上的血不是从血库里来的。是现抽的。”

“谁的?”

“沈渡本人的。”他把证物袋推到我面前,“DNA比对结果刚出来。信上的血和两年前沈渡诊所里残留的组织样本一致。贺峻霖做了端粒测试,这管血离开人体不超过四十八小时。”

“所以他四十八小时前还活着。”

“不止活着。”马嘉祺的声音里有一种罕见的锋利,“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用针管从自己手臂上抽了十毫升的血。加入抗凝剂,搅拌均匀,然后用一支十九世纪产的蘸水笔,花了足够写二十个字的时间,一笔一划地给你写了那句问候。”

晨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道道平行的亮线。

我看着证物袋里的检验报告,突然想起严浩翔昨晚说的话——“镜面杀人不是因为他恨你,而是因为他爱你。他只是把爱的方式搞错了。”

“马嘉祺。”

“嗯。”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说。”

“给我调一份档案。不是犯罪档案,是福利院的收容档案。时间范围是二十五到三十年前,地点不限。查找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可能有严重的心理创伤,症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性缄默、对镜子的异常恐惧或迷恋、以及——”

我低头看了一眼第七张素描。

“以及长期遭受成年人的精神虐待。”

马嘉祺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是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亚轩,是我。从现在起放下手头所有活,查全国福利院三十年前的收容档案。关键词我等下发给你。对,全国。不止大陆,港澳台也要查。”

他挂断电话,重新看向我。

“你知道什么了?”

“不确切。只是一种直觉。”我把第七张素描转过来给他看,“这个人——‘镜面’——他不是天生的反社会人格。他被人制造出来的。有人在他很小的时候,用某种方式摧毁了他对‘自我’的认知。把他变成了一面只能映照别人的镜子。”

“什么样的方式?”

“我不知道。但如果我的直觉是对的——”我指了指画上的房间,“应该跟这个场景有关。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一面镜子,一个男孩,还有一双他无法逃避的眼睛。”

马嘉祺沉默了片刻。

“时念,你昨晚睡了多久?”

“这不是疲劳导致的幻觉。”

“我没说那是幻觉。”他站起来,走到白板前,仔细看每一张素描。他看的方式很特别——不是一目十行地扫,而是盯着某处看很久,然后移开,然后再回来。像是在解一道很复杂的数学题。

“第一张到第六张,画的是他的外貌演变。每一个阶段都有据可查,符合犯罪心理学的标准模型。”他背对着我说,“但第七张不一样。第七张不是画,是——”

“是什么?”

“是共情。”

这个词像一枚针,扎在某个我一直在回避的地方。

“你觉得我在跟他共情?”

“不是你想的那种。”他转过身来,“我的意思是,你昨天晚上做了一件很危险但也很勇敢的事。你没有用学来的那些模型去分析他,而是用自己的直觉去‘成为’他。你进入的不只是他的思维模式,还有他的记忆。”

他停了一下。

“你在用他的眼睛看他的童年。”

资料室安静了很久。走廊里传来丁程鑫吹口哨的声音,似乎在跟谁打招呼。然后宋亚轩的声音从某个房间传来,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像暴雨前的雷鸣。

“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马嘉祺问。他的语气依然平静,但我注意到他的右手不知什么时候握成了拳头。

“知道。”

“你可能会出不来的。”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一直是队里最难读懂的——它永远干净、克制、像被校准过的仪器。但此刻,在那层克制的薄膜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剧烈地翻涌。

“因为你说的那句话。”我说。

“哪句?”

“只要我还想抓到他,就不会迷失自己。”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右手慢慢松开了。他重新坐下来,打开自己那个纸袋,拿出一杯豆浆,插上吸管,喝了一口。

“粢饭团凉了。”他说。

“嗯。”

“凉了也好吃。”

“我知道。”

我们就这样坐着,各自吃着早饭。窗外彻底亮了,城市开始苏醒,远处传来早高峰第一声不耐烦的喇叭声。资料室里很安静,只有咀嚼声和偶尔的吸管声。

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开口。

“我十八岁那年,刚进警校,参加过一次心理测试。测试的内容是模拟绑架谈判。对面是一个‘绑匪’,由心理系的教授扮演。他绑了一个六岁的女孩,要求我们在三十分钟内说服他放人。”

我没有说话,只是听着。

“其他学员都在谈条件。赎金、车辆、直升机——他们想用利益交换。”他的声音很平稳,“但我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我在谈判开始后的第三分钟,叫出了他的名字。”

“你怎么知道的?”

“档案。每个模拟案例都有详细的背景资料。其他人忙着准备谈判策略的时候,我把那份档案从头到尾背了下来。我知道他叫什么,知道他小时候在哪儿长大,知道他的父亲因为什么入狱,知道他的母亲在哪年哪月过世。他不是要钱。他要被看见。”

“所以呢?”

“所以我说:‘李建国,你妈在天上看着你呢。你确定你要当一个杀小孩的人?’”

他喝了一口豆浆。

“谈判在第七分钟结束。教授走出模拟室,当着全班的面说了一句话。他说,马嘉祺,你是天生的谈判专家。但也可能是一个随时会把自己烧尽的疯子。因为你共情的能力太强,迟早有一天,你会分不清自己和对面那个人。”

“现在呢?”

“现在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样的问题。”他把豆浆杯放在桌上,“时念,你能画出他的童年,是因为你进入了他的记忆。但记忆是双向的——你在看他的时候,他也在看你。”

他站起来,走到第七张素描前。

“这张画,不只是一张侧写。这是他在邀请你。”

“邀请我去哪里?”

“去他最初破碎的地方。”马嘉祺的手指落在那个蹲在角落里的男孩身上,“你看这里。他抱膝的角度,脊背的弧度,还有头部埋进臂弯的深度——这不是一个害怕的姿势。”

“那是什么?”

“是一个等待的姿势。他在等人找到他。等了快三十年。”

阳光在素描纸上移动了一寸。那个用铅笔勾勒的男孩好像动了一下。

我的手机响了。

是宋亚轩。

“时念,查到了。”他的声音里带着熬夜后的沙哑和某种压抑的兴奋,“全国福利院收容档案。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六年间,一共收容过四百多个符合你描述年龄段的男孩。我用你给的附加条件筛选——对镜子有异常行为的——只筛出来七个。”

“继续说。”

“七个里面,六个有明确的后续记录。被收养,进社会,或者死亡。但有一个——”我听到鼠标点击的声音,“档案编号FJ-1993-0427。男,七岁,一九九三年被福建漳州某福利院收容。入院原因是弃婴。但档案里有一份附加的体检报告,上面写着:‘患儿对镜子表现出强烈抗拒。强行引导至镜前时,出现短暂的僵硬与失语症状。建议精神科介入。’”

“他叫什么?”

“收容档案上登记的名字是‘阿远’。没有姓。福利院的院长给他取的名字叫沈远。”宋亚轩停顿了一下,“一年后,一九九四年,沈远被一对夫妇收养。收养文件上登记的地址是厦门。养父姓沈,养母姓周。养父的职业是——”

键盘声停了。

“是什么?”我问。

“心理医生。”宋亚轩的声音低了下去,“时念,他的养父是一名临床心理学专家。在厦门有自己的诊所。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这位沈医生,二十年前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标题是《论镜面反射在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应用》。论文里提到过一个案例,一个代号叫‘小Y’的男孩。症状描述跟沈远的体检报告几乎一模一样。”

电话那头传来他深深吸气的声音。

“时念,这篇论文的核心论点是:反复的、可控的镜面暴露疗法,可以有效重建受创儿童的自我认知。但论文的最后,有一行被删除的备注,我恢复了一下——”

“写的什么?”

“‘受试者小Y在实验结束后出现人格解离现象。表现为——无法辨认自己在镜中的影像。’”

资料室的温度好像突然下降了几度。

我看向马嘉祺。他也接到了同样的消息,正低头看手机屏幕。他的下颌线绷得很紧,那条从耳垂延伸到喉结的肌肉微微跳动——这是他极度愤怒时唯一的生理反应。

“他被人做成了一个实验品。”我说。

“然后他把自己变成了实验者。”马嘉祺抬起头,“他现在的杀人手法——用恐惧诱发心脏骤停——这不是犯罪。这是实验。他在重复他养父对他做过的事。只不过现在,他是那个掌控恐惧的人。”

宋亚轩的声音在电话里继续说:“还有一个信息。沈远——也就是‘镜面’——在成年后改过一次名字。他现在不叫沈远。他叫沈渡。但这不是他唯一的名字。他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身份。至少七个。我溯源了一下,每一个身份的职业都是心理医生。时念,他一直在重复他养父的角色。”

“他现在在哪?”

“厦门。至少四十八小时前在厦门。信就是从厦门寄出的。我已经调了那附近所有的监控,正在做人脸比对——”

“不用比对了。”我说。

“为什么?”

我看着第七张素描上的男孩。蹲在角落里,抱着膝盖,面对着一面映不出自己的镜子。

“因为他不会出现在任何监控里的。”我说,“他花了两年的时间用沈渡这个身份活动——这个身份是假的,但也是真的。因为对他来说,所有的身份都是真的。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可以是任何人。”

我停顿了一下。

“包括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

“时念,”马嘉祺的声音突然插进来,“看着我。”

我转过头。

他的眼睛锁住了我。那双眼睛里不再是克制的平静,而是一种近乎灼人的专注。像是在浓雾中突然出现的灯塔,亮得让人想哭。

“你是谁?”他问。

“时念。”

“你的全名。”

“时念。时间的时,思念的念。”

“你此刻站在哪里?”

“缉毒支队特别行动组资料室。二楼。走廊尽头第三间。”

“你在吃什么?”

“粢饭团。加咸蛋黄和肉松。”

他点了一下头,眼神里的灼热慢慢退去,重新变成那种干净、克制的平静。

“很好。”他说,“你还在。”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包括我。”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不对,是我说的。但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推了我一把。那句话从脑子里冒出来的方式,和我往常说话的方式不一样。

“宋亚轩。”马嘉祺拿过我的手机,“从现在起,对时念的所有画像工作进行全程监控。我要你每四个小时用标准心理量表对她进行一次评估。一旦出现自我认知偏移超过百分之二十——”

“我知道。立即隔离。”宋亚轩的声音也变得严肃起来,“队长,我已经安排好了。而且我还准备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一个锚点。专门给她的。”宋亚轩顿了顿,“时念,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支队的时候,面试官问你怕什么?你说你怕画得太像。然后队长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

“他说——不管我在里面待多久,他都会在外面等着。那扇门永远不会上锁。”我机械地重复了这句话。

“对。”宋亚轩的声音变得很温柔,“所以时念,你现在在哪里?”

“在门里面。”

“那我们在哪?”

我愣住了。

“我、队长、丁程鑫、刘耀文、张真源、严浩翔、贺峻霖。”他一个一个地说出名字,每一个都像钉子,钉在我摇摇欲坠的感知上,“我们七个人,就在门的另一边。你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门把手。你只要一转门把手,就能出来。”

电话挂断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还握着铅笔。铅笔的笔尖已经磨钝了,石墨的粉末嵌进指纹里,看起来像灰色的河流。

“你们早就知道会这样。”我说。

“只是预防。”马嘉祺重新坐下,“时念,你进队的时候我跟你讲过,画像师是所有警种里最危险的。因为你每一次工作,都要进入一个疯子的内心世界。你跟那些杀人犯、毒贩、精神病患者共享同一套思维逻辑,共享同一段记忆。迟早有一天,你会分不清哪扇门是你的,哪扇门是他的。”

他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是一面小镜子。圆形的,背面刻着一朵莲花。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他说,“她去世之前说,嘉祺,你将来会是一个很容易迷路的人。所以给你一面镜子。不是让你看自己。是让你知道——镜子只能照到一面。永远有一个侧面,是镜子照不到的。那个侧面,才是你。”

我把镜子翻过来,看着背面那朵莲花。

“那你的侧面是什么?”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是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按在门把手上,背对着我说:“档案工作暂停四个小时。这是命令。睡一觉,吃点东西,去外面晒晒太阳。四个小时后,我让亚轩把沈远养父的资料传给你。”

“马嘉祺。”

他停住了。

“谢谢你。”

他没有回头。但我看到他的后颈微微红了一下。

门关上了。

资料室重新安静下来。我看着白板上的七张素描,从二十岁的沈渡到七岁的沈远。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那篇论文的标题。

《论镜面反射在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应用》。

镜面反射。

不是镜子。

是镜面反射。

镜子只是一个工具。重要的是那个反射的过程——那个让男孩看着镜中的自己,却认不出自己的过程。

他不是一面镜子。

他是一道被无数次反射后失去了源头的光。

我看着第七张素描上那个蹲在角落里的男孩。他抱着膝盖,脸埋在臂弯里,但他没有哭。

他在等。

等了快三十年。

等有人能看见他。

(第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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