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芬十八岁那年,还没有成为赵小禾的母亲。
她甚至还没有成为任何人的妻子。
她只是一个在重庆纺织厂门口站着的、瘦得像一根竹竿的姑娘。她的工装洗得发白,领口磨出了线头,头发用一根黑色皮筋扎着,碎发被风吹起来,像河岸边那些飘摇的狗尾巴草。
她的眼睛很好看,但没有人告诉过她这件事。
她的手指很修长,但每天要在染缸里泡八个小时。
她十八岁,已经在厂里干了三年。十五岁那年她妈说“你弟要读书,你去挣钱”,她就去了。没有抗争,没有哭闹,甚至没有多问一句为什么。她拿着小学毕业证走进纺织厂的时候,路过一中的校门,只是多看了两眼,然后就低着头走了。
她这辈子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
这件事她后来用了三十年才想明白。但想明白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四十八岁的女人了,说话嗓门大得像吵架,炒菜喜欢放很多味精,跟女儿打电话永远是那几句:“吃饭没得?冷不冷?莫要乱花钱。”
她的女儿叫赵小禾。赵小禾恨过她。
不是那种咬牙切齿的恨,是一种更隐秘、更锋利的恨。那种恨藏在每一次同学问“你妈做什么工作”的尴尬里,藏在每一次家长会她妈穿得像进城卖菜的时候,藏在她想要一本课外书却被说“看那些没用的做什么”的那天下午。
赵小禾二十三岁那年,在一次跟母亲的电话争吵之后,坐在自己出租屋的地板上,在心里盘算了一笔账——
她妈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所以只能做最苦的工。
她妈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老了还要看女婿脸色。
她妈不懂得教育孩子,所以赵小禾长成了一个自卑的、敏感的、在爱情里不断跌倒的人。
这笔账她算得很清楚。她觉得自己有资格委屈,有资格抱怨,有资格问出那个她永远不敢问出口的问题——
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努力一点?
但她不知道的是,她算错了一个数字。
她算错了一切。
三天后,赵小禾在一道闪电中回到了1987年。
她醒来的时候,躺在一棵黄桷树下,树叶被风吹得哗哗响,空气里有煤灰和豆花的味道。她低头看自己,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和牛仔裤,脚上是拖鞋,怀里抱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她妈年轻时候的日记。
她站起来,沿着街道走了两百米,看见一座灰色的厂门。
门楣上写着:重庆纺织厂。
门口站着一个人。
她穿着深蓝色的工装,瘦得像一根竹竿,碎发被风吹起来,像河岸边那些飘摇的狗尾巴草。
她的眼睛很好看。
赵小禾的脚钉在了地上。
她认出了那双眼睛。那是一双她看了二十三年的眼睛——她妈的眼睛。但这双眼睛里面没有她熟悉的疲惫、不耐烦和小心翼翼。这双眼睛是亮的,像山涧里的水,像没有被打磨过的玻璃珠子。
她从来没有见过她妈年轻的样子。
她从来没有想过,她妈也曾经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站在厂门口的、瘦弱的、眼睛很好看的女孩子。
一个本该有另一种人生的女孩子。
这时候,那个女孩子朝着赵小禾的方向看了一眼,又很快移开了目光。她手里攥着一个铝饭盒,指节发白,嘴唇起了一层干皮。她的目光是躲闪的,像一只随时准备逃跑的野猫。
赵小禾的眼泪砸在地上。
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她这辈子所有的不满,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你为什么不能”,都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误会之上。
她以为母亲是一个无能的人。
她不知道,母亲只是从来没有被允许成为她自己。
她抱紧怀里的笔记本,迈出了第一步。
她走向1987年那个瘦弱的、眼睛很好看的女孩子。她走向那个还没有生下她的、还没有结婚的、还没有被生活磨掉所有棱角的女孩子。
她要重新认识她。
不是作为女儿认识母亲。
是作为一个人,认识另一个人。
一九八七年,重庆,八月,晴。
赵小禾走向李淑芬。
她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发生什么。她不知道她会不会改变历史,会不会消失,会不会再也回不去她原来的世界。
她只知道一件事。
她这辈子骂过很多次“妈”。
但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李淑芬”。
“李淑芬。”她说。
那个女孩子停下来,转过身,困惑地看着她。
阳光正好落在她们之间。
像一条窄窄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