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的乡村,还浸在墨色里。星子没褪尽,月亮悬在西山坳,像块被磨薄的玉。院子里的老槐树影影绰绰,枝桠间漏下的微光,刚好落在母亲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上。
“咯吱——呀——”
车链转动的声响,带着铁锈的涩意,从堂屋门口开始,碾过院角的碎石,擦过晾衣绳上晃荡的粗布衣裳,一路响到村口。这声响,是我整个童年最清晰的背景音,像一根紧绷的线,一头拴着母亲的背影,一头系着我和姐姐守在门口的目光。
那是九十年代的浙东乡村,日子过得像村口的黄泥路,干了裂,湿了滑。母亲是单亲妈妈,我三岁那年,父亲的身影就从这个家消失了。从此,院子里的那辆自行车,成了支撑起这个家的全部依靠。
自行车是二手的,车梁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斑驳的铁色,车把上缠着旧布条,是母亲怕冻手,用纳鞋底的线一圈圈缠上去的。每天凌晨四点,天还没亮透,母亲就会摸着黑起床。灶房里的火柴划亮时,火光会短暂地映在她脸上,我趴在被窝里看,只能看见她高挺的颧骨,和眼角藏不住的倦意。
她从不多话,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往灶膛里添把柴,烧一壶热水,就着热水啃一口昨天剩下的麦饼。然后,她会走到床边,掖一掖我和姐姐的被角。动作很轻,像怕惊扰了睡着的雀儿。姐姐比我大五岁,那时候已经懂事,每次母亲掖被角,她都会睁开眼,看着母亲转身的背影,一言不发。
母亲的工厂在邻村,来回要骑四十分钟。凌晨的风裹着露水,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她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卷到小臂,裤脚扎在袜筒里,背上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午饭和给工厂带的零件。推自行车出门时,她从不会回头,只是扶着车把,踩着脚踏板,让“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寂静的乡村里荡开。
姐姐总会拉着我,悄悄溜到门口。木门虚掩着,我们扒着门缝,看着母亲的背影。她的步子很稳,却带着匆忙,自行车的后轮扬起细碎的尘土,在微弱的晨光里飘。走到村口的老枫树下时,她会停下,扶着车把喘口气。那时候,我们能看清她的背影——不算高大,甚至有些单薄,工装的后背被汗水浸出一小块深色,头发用皮筋扎成马尾,被风吹得贴在脖颈上。
她从不会回头看我们,或许是怕看见我们,就会舍不得走;或许是她本就不擅长表达,连告别都觉得多余。
母亲在电子厂做工,流水线的活计,一刻也停不得。插件、焊接、检验,重复的动作从早上六点,一直做到晚上八点。工厂的车间里,机器轰鸣声响成一片,热浪裹着焊锡的味道,呛得人嗓子发紧。母亲的手指,常年贴着创可贴,要么是被插件的棱角划破,要么是被烙铁烫出的水泡。
有一次,姐姐偷偷带着我去工厂找她。隔着车间的玻璃窗,我们看见母亲坐在流水线旁,腰弯成了一张弓。她的动作飞快,手指在电路板上翻飞,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她却腾不出手擦,只能偏着头,用肩膀蹭一下。工装的袖子卷得高高的,小臂上满是细小的烫伤和划痕。
那天,母亲看见我们,愣了一下,随即皱起眉:“你们来干什么?不用在家看着?”
语气里带着责备,却藏不住慌乱。她慌忙把我们拉到车间外的阴凉处,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用手绢包着的苹果,塞到我们手里。苹果是凉的,带着她口袋里的体温。“快吃,吃完赶紧回家,路上小心。”她说完,就转身往车间走,连我们说“妈妈我们帮你”的机会,都没给。
夕阳落在她的背影上,把影子拉得很长。那时候我不懂,只觉得母亲好凶。姐姐却拉着我的手,小声说:“妈妈是怕我们在这受委屈。”
母亲的辛苦,都藏在深夜的疲惫里。每天晚上九点,村口的“咯吱”声会准时响起。那时候,我和姐姐通常坐在堂屋的煤油灯旁,姐姐写作业,我趴在旁边玩石子。听见车声,姐姐就会起身,去灶房烧热水。
母亲推自行车进院时,步子慢了很多。她会先把自行车靠在槐树下,然后卸下帆布包,坐在院角的石墩上,低着头,揉自己的膝盖。煤油灯的光映过去,能看见她膝盖上缠着的护膝,已经磨得变薄。
她很少说话,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洗手,然后坐在桌旁,默默地吃饭。晚饭很简单,多半是咸菜配粥,偶尔有个炒青菜,就是改善伙食。她吃得很快,像是在赶时间,吃完后,就会坐在煤油灯旁,帮人缝补衣服,或者做些手工活,赚点零钱。
灯光昏黄,照着她的侧脸。她的眼角,早早地爬上了皱纹,鬓角也有了白发。姐姐写作业累了,就会抬头看母亲,母亲察觉到,会抬眼,眼神里没有多余的温柔,只是说:“写你的,别看我。”
姐姐就会低下头,继续写字。但我知道,她的笔,顿了一下。
母亲对我们,是疏于照顾的。那时候,我和姐姐的衣服,总是带着补丁;头发常常乱蓬蓬的,像顶着两把草;早饭多半是冷麦饼配白开水。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别的同学的妈妈,都穿着干净的衣裳,梳着整齐的头发,坐在教室里,笑着听老师说话。只有我的母亲,穿着工装,裤脚上还沾着工厂的油污,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开。
我坐在座位上,看着母亲的背影消失在教室门口,心里又委屈又难堪。回家后,我跟母亲闹脾气,哭着说:“你为什么不能像别的妈妈一样?”
母亲愣住了,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了。粥洒了一地,混着咸菜的碎屑。她蹲下身,默默捡着碎瓷片,手指被划破了,血珠渗出来,她也像没看见。
那天,她没有骂我,也没有解释。只是到了晚上,她把我叫到身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叠零钱,还有一个崭新的笔记本。“给你的,”她的声音很轻,“明天上学用。”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眼里,有愧疚。
姐姐比我懂事,她从不抱怨。每天凌晨,她拉着我守在门口,目送母亲离开;每天晚上,她烧好热水,等着母亲回家。她会默默收拾好家里的碗筷,会把我的衣服洗干净,会在母亲缝补衣服时,递上针线。
我问姐姐:“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们?她从来不说。”
姐姐摇摇头,看着村口的方向,说:“她爱我们的,只是她不会说。”
九岁那年的冬天,格外冷。雪下了三天三夜,村口的路被积雪封了,自行车根本骑不了。凌晨四点,母亲还是准时起了床。她穿上厚厚的棉袄,又在外面套了件工装,然后,拿起了靠在门后的扁担。
帆布包装满了零件,被她分成两半,挂在扁担两头。“咯吱”的自行车声没有响起,取而代之的,是扁担压在肩膀上的“咯吱”声,和母亲踩在雪地里的“咯吱”声。
那天,姐姐拉着我,站在门口,看着母亲的背影。雪光映着她,她的肩膀被扁担压得微微倾斜,脚步深一脚浅一脚,踩在雪地里,留下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走到老枫树下,她停下,放下扁担,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然后,第一次,她回过了头。
她的目光,穿过漫天飞雪,落在门口的我们身上。没有说话,只是朝我们挥了挥手,然后,又挑起扁担,继续往前走。
姐姐突然捂住了嘴,眼泪掉了下来。我拉着她的手,也跟着哭。
那一天,母亲走到工厂,用了三个小时。晚上回来时,她的鞋子湿透了,裤脚冻成了冰坨,肩膀上,被扁担磨出了两道红印,渗着血。
姐姐烧了热水,端到母亲面前,蹲下身,帮她脱鞋子。“妈,以后别去了,”姐姐的声音哽咽,“我们可以少吃点。”
母亲摸了摸姐姐的头,第一次,把我们揽进了怀里。她的怀抱很凉,却很暖。“傻孩子,”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妈妈不干活,你们吃什么?”
那是我记忆里,母亲第一次抱我们,也是第一次,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
后来,我渐渐长大,母亲的背,越来越弯。自行车的“咯吱”声,也渐渐被摩托车的声音取代。再后来,我们搬离了乡村,住进了县城的楼房。母亲不再去工厂做工,在家里开了个小花店,守着满屋子的花花草草。
姐姐考上了大学,离开家的那天,也是凌晨。母亲起得很早,做了一大桌早饭。姐姐吃饭时,母亲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给她夹菜。
送姐姐到车站,母亲帮她拎着行李箱,走在前面。姐姐跟在后面,看着母亲的背影,突然喊了一声:“妈!”
母亲回过头,笑着说:“到了学校,好好照顾自己。”
姐姐点点头,眼泪却掉了下来。“妈,我走了,你要好好的。”
母亲挥挥手:“快上车吧,别误了车。”
姐姐转身往车站里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母亲还站在原地,看着她的方向,挥着手。阳光落在母亲的头发上,鬓角的白发,格外刺眼。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童年时,姐姐站在门口,目送母亲去工厂的模样。那时候,她看着母亲的背影,是看向一个母亲的辛劳;而现在,她看着母亲的背影,是看向自己的未来。
她要像母亲一样,坚韧,勇敢,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也要像母亲一样,把爱藏在行动里,藏在每一个默默付出的日子里。
如今,我也长大了。母亲的花店,生意很好。满屋子的长寿花、天竺葵,开得热热闹闹。母亲坐在花丛里,戴着老花镜,修剪着花枝,脸上带着笑意。
我常常坐在她身边,看着她的背影。时光在她的背上刻下了痕迹,却也给了她温柔。我想起那些凌晨四点的清晨,想起那辆咯吱作响的自行车,想起雪地里,她挑起扁担的模样。
母亲从不说“爱”,但她的爱,藏在每一个凌晨四点的背影里,藏在她磨出茧子的手指里,藏在她为我们准备的每一顿饭里,藏在她默默付出的岁月里。
那些背影,像一颗颗星星,照亮了我和姐姐的童年,也照亮了我们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