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12日。
项目获得批复。卫生厅拨付专项资金五十万元。土地划拨手续已完成。下周奠基。”
李明远的字迹很工整，和公告板上那些潦草的便签判若两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焦虑，还没有恐惧，还没有被什么东西压垮。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院长，做着普通的工作，写着一笔一划都很清晰的日记。
江行止站在旁边，和他一起看。
两个人之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谁也没有靠近谁，但视线落在同一页纸上。
这不是商量好的，是自然发生的。他们就像两台同时读取同一份数据的机器，不需要交流，不需要协调，甚至连“我要和你一起看”这个念头都不需要产生。他们只是在做各自认为应该做的事，而这两件事恰好重合了。
“1965年9月14日。
奠基仪式。省里的领导来了三位，市里的来了五位。场面很大。沈若代表卫生学校来献花。小姑娘才十八岁，站在台上手都在抖。
回去的路上她问我：李院长，这栋楼建好之后用来做什么？
我说：治病救人。
她笑了。她说：那我也要来这里工作。”
沈若。
名字出现了。
省立卫生学校的学生，1967年9月入学。但在1965年的奠基仪式上，她就已经以“代表卫生学校来献花”的身份出现在了这个项目里。一个十八岁的女学生，被选派来给一个省重点项目献花，说明她在学校里不是普通学生——至少是学生干部，或者有某种特殊背景。
但1967年她入学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巧合，还是因为两年前的那次献花让她对这栋楼产生了某种执念？
日志里没有写。
许同尘翻到了后面。
“1966年3月20日。
项目启动。团队十二人。实验对象第一批十二人。
沈若又来了。她说她毕业了，想来这里实习。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大医院，她说她想来这里。
我没有理由拒绝。”
“1966年5月7日。
第一例手术成功。患者情绪稳定。
沈若在观察室里哭了。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不知道，她就是觉得难过。
我告诉她，我们在做伟大的事。我们在救人。
她看着我，没有说话。”
“1966年7月。
第二批手术。失败。
患者F的术后攻击性不降反升。团队里开始有人质疑实验方向。
沈若没有质疑。她只是在每天查房的时候，多花一倍的时间待在患者F的病房里。
我问她在做什么。
她说：我在陪他说话。
我说他是暴力罪犯，攻击性极强，你不能和他单独待在一起。
她说：他没有攻击过我。一次都没有。”
许同尘的手指在“一次都没有”这四个字上停了一下。
李明远记录这些的时候，他的笔迹从工整变成了流畅——不是潦草，是流畅，像是一个人在快速写下心里最重要的东西，不加修饰，不加掩饰。这个时候的李明远还没有疯，他只是在记录一个让他困惑的事实：一个被判定为“攻击性极强”的实验对象，在一个十八岁的实习护士面前，完全不设防。
这意味着什么？
不是实验失败了，而是实验的前提可能就有问题。这些患者不是“天生具有攻击性”，他们的攻击性是针对特定刺激的反应。沈若没有刺激他们，所以他们不攻击。
但这个推论李明远没有写下来。也许他没想到，也许他想到了但不愿意面对——如果患者不是天生就有攻击性，那他的实验就没有理论基础。
许同尘继续翻。
“1966年11月。
患者F出院了。不，不是出院，是沈若带他走的。
她说：院长，他不应该在这里。
我说：这里是医院。
她说：这里是监狱。
我没有拦住她。
我不知道我是不想拦，还是不敢拦。”
这一页的右下角，用很小的字写着一句话，像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在想我到底在做什么。”
江行止站在旁边，一个字不漏地看完了。
他注意到一件事：李明远的笔迹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1965年到1966年初，字迹工整，语气客观，像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在记录数据。1966年中开始，字迹变得流畅，语气开始带上个人色彩。1966年底开始，字迹开始出现轻微的抖动，语气里多了一种东西——不是恐惧，更像是一种缓慢的、不可逆的崩溃。
不是突然疯掉的，是一点一点被什么东西吞噬掉的。
而吞噬他的不是实验本身。
是沈若。
是她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他在做的事情和他在乎的事情是矛盾的。
许同尘又翻过一页。
“1967年1月。
新一批患者转入。
037来了。”
许同尘的手指停在了那一页。
“1967年1月15日。
037转入。
姓名栏是空白的。转诊单上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没有年龄，没有病史，没有诊断。
我问转诊医生：这个人是谁？
他说：你不需要知道。
我说：我需要知道才能制定治疗方案。
他说：你不需要制定治疗方案。你只需要按照上面的指示做。
我问：谁的指示？
他没有回答。”
“1967年1月17日。
我见到了037。
他躺在一号观察室的床上，手腕和脚踝都被固定住了。他闭着眼睛，呼吸很慢，很均匀。他看起来不像病人。他看起来像一个正常人，被错误地送进了错误的地方。
我翻遍了他的转诊单，一个字都没有。
不是信息被涂掉了，是根本没有填写过。
有人把一个活人送到了我这里，不告诉我他是谁，不告诉我他有什么病，不告诉我为什么要送他来。
他们只是让我“按照指示做”。
什么指示？
没有人给我任何指示。”
“1967年1月20日。
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夜。
我调出了037的入院体检报告。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外伤，没有内伤，没有感染，没有肿瘤。他的心肺功能甚至比正常人还要好。
他的血液检查有一项异常。
某项激素的水平是正常人的三倍。这种激素通常在长期处于极端恐惧状态的人体内才会升高。
037在被送来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极度恐惧。
不是因为他有病。
是因为有人把他放在了恐惧的环境里，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他的身体产生了不可逆的改变。
他不是被送来治疗的。
他是被送来销毁的。”
销毁。
这个字用得不对。
李明远是一个医生，他用“销毁”这个词来描述一个病人，说明他的语言系统已经开始出现某种错位。他在用处理实验动物的语言来处理人类患者。
这不是因为他冷血，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太痛苦了。他用“销毁”代替“杀害”，是在给自己一个心理缓冲区，让自己能够继续工作。
但即使有缓冲区，他也在崩溃。
许同尘把这一页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
他的目光落在“037”这三个数字上，又移开，落在江行止身上。
江行止没有在看日志。
他站在办公桌的另一边，背对着许同尘，手里拿着那张建筑图纸，正在把它展开。图纸很大，铺满了半张办公桌，他用手术刀压住四个角，防止它卷回去。
他的动作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稳定、精确、冷静。
但许同尘注意到他的肩膀有一个微不可察的僵硬。
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一种更深层的、更本能的反应——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被突然照到脸，下意识地绷紧了身体。
他听到了。
他站得不近，但这个房间不大，许同尘翻页的时候没有刻意压低声音，江行止一定听到了“037”这三个字。他听到了，但他没有回头，没有询问，没有任何表示。
他不打算承认。
不是因为他在隐藏什么，而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信息——一个三十年前的陌生人和他有相同的编号、相同的面孔、相同的血液异常。这超出了他的处理范围。
许同尘没有继续往下翻。
他把工作日志合上，放回了铁皮箱子里。
不是因为他不想看剩下的内容，而是因为他需要一个独处的时间来消化已经看到的信息。但现在不是独处的时候。他需要先把这些信息放在脑子里，等到一个安全的时间点再去处理。
他做这件事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
但他的脑子里正在同时运行至少六条推论。
第一条：037不是随机编号。每个患者都有编号，编号是按入院顺序排列的。037意味着在这之前已经有36个患者。但问题是——公告板上的患者名单，他只看到了不到二十个编号。另外十几个去哪里了？不是没有，是被抹掉了。有人在系统性地删除患者记录，只留下了一部分。
第二条：删除记录的人和送037来的人是同一批人。他们不想让037的身份被知道，也不想让其他“特殊患者”的存在被发现。李明远是这栋楼的院长，但他不是这栋楼的主人。有人在更高的层面控制着这个项目。
第三条：沈若的存在不是巧合。她1965年献花，1966年实习，1967年入学卫生学校——这个时间线不对。如果她1966年就已经在这栋楼里实习，为什么1967年才入学卫生学校？除非她的“入学”不是入学，而是某种掩护。卫生学校的学籍是假的，是为了让她合法地留在这栋楼里而伪造的身份。
第四条：许同尘口袋里那张患者037的照片，上面的人不是江行止。那张照片上的人是三十年前的037，只是长得和江行止一模一样。这意味着两个人之间存在基因上的联系——或者更深层的联系。比如，他们是同一个人。
第五条：如果他们是同一个人，那就不是“长得像”，而是“就是”。江行止不是江行止，他是患者037的某种延续——克隆、转世、意识转移，或者更简单也更疯狂的：患者037从未失踪，他只是被换了一个身份，重新投放到了社会里。而他自己对此毫不知情。
第六条：也是最重要的——许同尘自己的身份在这个时间线里处于什么位置？他的编号是038，紧跟在037之后。如果037是“特殊患者”，那038是什么？巧合？还是他也在这条线上，只是他现在还不知道？
他没有答案。
但他知道一件事。
江行止不是偶然被拉进这个游戏的。他是被选中的。而许同尘自己，大概率也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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