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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

旧墙新事

日子一天天的过着,十月的时候,我报名的那个计算机基础班结课了。

最后一堂课没讲新内容,老师花了半小时复习,剩下的时间让大家自己练习。我坐在机房靠窗的位置,对着屏幕把之前学过的操作从头到尾做了一遍。打字、排版、做表格、做PPT。三个月前我连“Python”怎么发音都不知道,现在至少能独立做完一份课件。

下课的时候老师让大家填一份课程反馈表。我在“收获”那一栏写了几行字,写完又删了,删了又重写。最后只留了一句:“从零开始,学会了一些东西。”这句话看着很平淡,但我知道它的分量,是真的从零开始。

走出培训机构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边种植的树,十月份开了花,粉紫色的,我不知道叫什么,我对花草这方面一向没什么研究。在路灯底下不太看得清颜色,能闻到一点淡淡的甜味。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往公交站走。

手机响了,是阿玲。

“哎,你在哪?我路过你那边,要不要出来吃糖水?”

约在以前常去的那家糖水铺,就在老城区边上。到的时候阿玲已经坐下了,面前摆着一碗红豆沙,挖了两勺,剩下的还冒着热气。她看见我进来,手里的勺子停在半空,上下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有吗。”

“有,脸都尖了。”她把勺子放下,很认真地盯着我看,“你是不是不吃东西?”

“吃。就是比以前吃得少一点,也跑跑步。”

“跑步?你?”她的表情像听到我说要去登月球。

“跑了一两个月了。”

“我的天。”她舀了一勺红豆沙塞进嘴里,“以前叫你下楼拿个快递你都说懒,现在居然跑步。”

糖水上来了,我要了一碗木瓜炖桃胶。

阿玲在对面说工厂的事。说老周又招了新工人,流水线上来了个小姑娘,十八岁,刚辍学,什么都不会,她带着教。说那个小姑娘手脚挺快的,学了半个月就能跟上速度了。

“她让我想起你。”阿玲说。

“我才走几个月,你就拿别人跟我比了。”

“不是拿她跟你比。就是看着她,想起你刚来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会。然后一点一点学。有时候碰到问题了,还不敢问,宁可自己加班”

我没接话。勺子在糖水里搅了几圈。我在那条流水线上从什么都不会到闭着眼都能做,那是力气活,不是技术活。现在学的东西不一样——得动脑子。但道理是相通的:不会就练,练到会为止。

临走的时候阿玲在糖水铺门口拍了张合照。她举着手机,我站在她旁边。拍完之后她看了一眼屏幕,又看看我。“你气色比以前好太多了。以前脸色发黄,现在红润的。”

“跑步跑的。”

“我也想去跑步,就是懒。”她把手机收起来,“下次再约。你别天天只知道学习,偶尔也出来见见老同事。”

“好。”

“真的啊,别嘴上说好然后三个月不联系。”

“这次不会。”

她挥挥手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她上了车。车子。渐行渐远,拐个弯,便看不见了。

回到家,我妈还没睡,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她最近开始看一个讲法律的节目,每期请几个律师上去辩论。她看得很认真,偶尔还会评论一句“这个人说得对”。我怀疑她不一定全听得懂,但她愿意听。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在电视上听律师辩论条款,我觉得挺好。

洗完澡我坐在书桌前,打开笔记本。在“我的计划”那一页,翻到最新一栏。

之前写的:先报开放大学专科,同时自学计算机和英语。专科毕业之后报自考本科。那条规划下面,又多了一条新的:专升本。

开放大学专科我已经报了名。手续比想象中简单,没有入学考试,交材料、审核、注册,然后等开学。学制是两年半。也就是说,两年半之后我能拿到大专文凭。拿到之后,就可以报自考本科。

我把这几个时间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今年二十八。两年半之后三十岁,大专到手。再两年,三十二岁,本科。三十二岁听起来很远,但它会来的。不管我这两年半是学了还是没学,三十岁还是会准时到。到时候是什么样的三十岁,是我现在决定的。

窗外有人在收衣服,竹竿碰着竹竿,隔壁在放电视剧,主角在哭。这个点老城区还很热闹,再过两年这里就没有这些声音了。拆迁的事已经定了,动员会开完之后补偿协议陆续在签,有人签得早,有人还在谈。我们那条巷子最近搬走了好几家,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停在巷口,车厢里塞满了旧家具。陈阿姨家上周搬了,走的时候在巷口站了很久,她儿子催了几次她才上车。

我还没签。一直抽空在看房子,看了好几处。城郊的新楼盘看过,太远,我妈买菜要走二十分钟。老城区没拆的那一片有几套二手房,其中一套在二楼,朝南,两室一厅,阳台很大。房东是个退休老师,说要跟儿子去外地住,房子急着出手。我带我妈去看过一次。

她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走到阳台上往下看。楼下有个小花坛,种了几棵桂花树。然后她转身,把每个房间都看了一遍。厨房、厕所、主卧、次卧。最后她站在主卧门口,指着窗户说:“这个窗户,冬天会不会漏风?”

“新换的双层玻璃,不会漏。”

“地暖有没有?”

“可以装。”

她点点头,又在房子里转了一圈。然后跟我说:“客厅比你陈叔帮我们装修的那个小一点。”

“是小一点,但这里离菜市场近。而且生活设施都有”

“近多少?”

“走路五分钟。”

她又点点头。然后走到阳台上,扶着栏杆往下看。桂花树没开花,但叶子是绿的。她看了一会儿,回头跟我说:“你决定,我不懂这些。”

“你喜欢这里吗?”

她没说话。但她从阳台走进来的时候,把脱在门口的鞋摆正了,这也是喜欢的一种方式吧。

最后签了购房合同。价格便宜了一些,房东急着出手,加上我是全款。手续办得很快,钥匙拿到手之后,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阳光从阳台照进来,地板上铺满了光。

那张全家福,放在客厅柜子上。那盒旧照片和旧挂历,收在新衣柜最上面一格。墙上的黄印子——我拍了张照,在照相馆放大了,用相框裱起来,挂在客厅沙发正对面。苔藓重新移植到新玻璃箱里,放在阳台上,每天能晒到半天太阳。

老屋那边,我把钥匙交给了征收办。签字那天,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份协议,翻到最后一页,签了名,按了手印。然后走出办公室,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很老了,墙皮有些地方脱落了,露出里面灰色的砖。

我没有再回去看。

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带不走的,也都在心里。

搬家那天老陈来帮忙。他开着他那辆工具车,车上塞满了我的书。他帮我把书桌搬上楼,在次卧靠窗的位置摆好,然后把爸的工具柜推过来挨在旁边。

“你爸这个柜子,”他拍了拍柜面,“当年我帮他打的时候,他说要留一格专门放你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你自己翻翻。”

他走了之后,我拉开工具柜最下面一格。里面放着几样东西:一本我的小学毕业证,一张我得过的三好学生奖状,还有一只塑料风车——颜色都褪了,看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但我知道是哪一只。那张老照片里,三四岁的我骑在爸脖子上,手里举着的东西,就是这只风车。

我把风车拿出来,放在书桌上。

那天晚上,我坐在新家的书桌前,翻开笔记本。在“我的计划”那一页,原来“专升本”的旁边,打了个勾。然后在下面新起一行,写:两年。三十岁之前,把专科拿下来。

写完这句话,我放下笔。窗外没有了巷子里那些声音——没有邻居炒菜的味道,没有猫叫,没有人在楼下喊孩子回家洗澡。取而代之的是桂花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远处有汽车喇叭的声音。这个声音跟以前不一样,但它不陌生,它是新家的声音。

手机震了。银行的余额在屏幕上一闪而过。我看了一眼,然后关掉。

这个数字比以前少了一些。买房花了一笔。装修新家花了一笔。交学费、买书、给妈妈看病拿药、日常开销,每一笔都是计划好的。但这个数字还是够用的。够我读完专科,读完本科。够我们两个人,在这新家里,重新开始。

我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翻开笔记本,翻到今天老师讲的最后一部分内容,笔在纸上划了几下,然后停下。

抬头看看窗外。月亮被桂花树挡住了一半,另一半照进来,刚好落在书桌上。那只旧风车被月光照得发白,上面的颜色都褪干净了,只剩塑料本来的颜色。但它还在。二十多年前爸给我买的,二十多年后它还在这里。

我拿起风车,对着窗户吹了一口气。风车转了几圈,停下来。又转了几圈。然后我把它放回书桌上。

低头继续看书。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窗外的桂花树还在风里轻轻晃。新家,旧东西。旧墙不在了,墙上的印子挂在客厅里。苔藓在阳台上,浇了水,挂着水珠,日子继续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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