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夜舟把三把钥匙并排摆在桌上,像医生在手术台上排列手术刀。
左边是第一把——黄铜色,齿痕简单,钥匙柄上的钢印是08-04-12。中间是第二把——银色,齿痕复杂,钥匙柄上贴着写着“鸽”字的胶布。右边是第三把——黄铜色,样式和第一把相似但齿痕不同,钥匙柄上的钢印是“沈宅”。
三把钥匙,三个来源。一把来自“鸽子”藏在厨房地砖下的密封盒,一把来自老渔码头泵房的铁皮柜,一把来自母亲种月季的铁皮桶。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什么“鸽子”要把它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沈夜舟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凉的,苦涩的味道在舌尖上慢慢化开,像某种他不愿意吞下去的东西。
他把第一把钥匙拿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看。08-04-12——如果这是日期,那是2008年4月12日,还是2012年4月8日?如果是2008年4月12日,那是什么日子?他在脑子里搜索自己2008年的记忆,但那一年他刚进警校,每天的生活就是训练、上课、睡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住的事情。如果是2012年4月8日,那一年他已经在刑侦支队了。那天的他在做什么?
他闭上眼睛,试着回忆。2012年4月8日——那天应该是春天,临江的春天总是下雨。他记得那天确实下雨了,很大的雨,他和席清砚在追一个案子,什么案子来着——
毒品。是一起毒品案。有人在临江港走私了一批高纯度的海洛因,线报说会在4月8日晚上交货。他和席清砚在码头蹲了一整夜,雨下得很大,他们躲在集装箱后面,浑身湿透了。席清砚把雨衣脱下来给了他,自己穿着短袖在雨里站了四个小时。第二天两个人同时发了高烧,在队里的医务室并排躺着输液,席清砚烧得迷迷糊糊的,说了很多胡话,但沈夜舟已经不记得他说的内容了。
那天的日期,是2012年4月8日。
沈夜舟睁开眼,把第一把钥匙放下。
如果08-04-12是2012年4月8日,那这个日期就是他们蹲守码头、追查毒品案的那一天。那把钥匙和那天的事情有关?还是说,那个日期只是一个巧合?
他拿起第三把钥匙,看着钥匙柄上的“沈宅”两个字。这栋老房子是他父亲的,父亲去世后留给了他。“鸽子”把一把写有“沈宅”的钥匙藏在母亲的花桶里,这是什么意思?是老房子本身的钥匙?不对——他手里有老房子的钥匙,挂在脖子上,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他拿着第三把钥匙走到卧室门口,试着把它插进卧室的门锁。插不进去,太大了。他又试了试楼下的大门、院门的铁锁、厨房的壁柜——都不行。这把钥匙开的不是这栋房子里的任何一把锁。
他把三把钥匙重新收好,放进内兜里,然后把“鸽子”留下的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去找第七个。”
第七个。他需要找到第七个什么。如果三把钥匙是序列中的前三项,那第四、第五、第六项是什么?在哪里?
沈夜舟的脑子在高速运转,像一台过热的发动机。他需要降温,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所有的信息。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两圈,然后停下来,拿起手机。通讯录里只有那个号码——砚哥。
席清砚说过不要联系他。但那是席清砚说的,不是他沈夜舟说的。他没有答应过。
他按下了拨出键。
电话响了很多声,没有人接。沈夜舟等到自动挂断,又拨了一遍。还是没有人接。他又拨了第三遍,这一次电话在第五声的时候被接起来了,但对面没有说话。只有呼吸声,很轻,很慢,像是刻意压着的。
“是我。”沈夜舟说。
“我知道。”席清砚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比平时更沙哑,像是刚睡醒,又像是很久没睡,“我说过不要联系我。”
“你说的是你不要来找我,不要联系你——这是你的要求,我没有同意。”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沈夜舟听到了打火机的声音,咔哒一声,然后是吸气的声音。席清砚在抽烟。
“什么事?”席清砚问。
“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东西。”沈夜舟说,“2012年4月8日,临江港毒品案,当时你是主办侦查员,我是协办。那起案子的卷宗编号你还记得吗?”
又沉默了几秒。这次更长。
“2012-0451。”席清砚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细微的、不易察觉的紧绷,“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因为我找到了一些东西,和那个日期有关。”沈夜舟没有细说,他不想在电话里说太多,“那起案子的卷宗,你现在还能调出来吗?”
“能。但需要时间。”
“多久?”
“最快明天。”
“好。”沈夜舟说,“明天下午,老地方见。不是警校后山——换一个。”
席清砚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个新的地名。临江老图书馆后面的巷子,那里有一个早已停用的自行车棚,四周是死胡同,只有一条路进出,如果有人靠近,一眼就能看到。
“你那边怎么样?”席清砚问。这问句很短,但沈夜舟听出了这句话下面压着的东西——那不是例行公事的询问,而是一个人在黑暗中伸出的手,不知道能不能碰到另一个人。
“今天被追了。”沈夜舟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两个人,在码头。我跑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几乎听不到的——不是叹息,不是吸气,而是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像是喉咙被什么东西掐住了的声音。
“受伤了吗?”
“手划了一下。不严重。”
“哪里?”
沈夜舟想说“左手掌心”,但话到嘴边变成了:“说了不严重。”
席清砚没有再追问。但沈夜舟听到了他又点了一根烟——打火机的声音比第一次更短促,说明他在点烟的时候手指在用力。
“别再用手机联系我了。”席清砚说,“明天见。”
电话挂了。
沈夜舟把手机放在桌上,盯着屏幕慢慢暗下去。在最后一丝光亮消失之前,他看到屏幕上有一小片模糊的水渍——不知道是他的手汗,还是别的东西。他用手掌把那片水渍擦掉了,把手机揣进兜里。
下午的时间,他把老房子从上到下搜了一遍。不是因为他还想找什么,而是因为他需要做点什么来让自己不闲着。太闲了就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会害怕,害怕就会犯错。他不能犯错。
他搜了卧室的每一个角落——床底下、衣柜后面、吊顶的检修口。他搜了客厅、厨房、卫生间、杂物间。他甚至在院子里用一根铁棍戳了每一寸地面,看看有没有松动的地砖或者隐蔽的窖井。他什么都没有找到。但这不代表这里什么都没有,只说明他还没有找到对的钥匙。
对的钥匙。
他摸了摸内兜里那三把钥匙,冰凉冰凉的,隔着夹克的布料都能感觉到。
天黑之前,他又出了一趟门。这一次他去了一个他以前经常去的地方——临江市殡仪馆。
穆小雨的骨灰就存放在那里。
他没有进去。殡仪馆的大门已经关了,铁栅栏门上挂着一把大锁,看门的老头在门卫室里打瞌睡,电视开着,声音很小,播的是本地新闻。沈夜舟站在马路对面的梧桐树下,看着殡仪馆院子里那排灰色的骨灰寄存楼。穆小雨在第三层,那是席清砚告诉他的。席清砚每年都会来,不管多忙,风雨无阻。
沈夜舟从来没有来过。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他来,就等于承认穆小雨确实死了,等于承认那一切确实发生了,等于承认他确实因为她的死坐了三年牢——而那些东西,他一直都在否认。不是用语言否认,是用沉默否认。他把它们压在心底最深处,压了三年,压得严严实实,压得连他自己都以为那些东西不存在了。
但现在他站在这棵梧桐树下,看着那栋灰色的楼,他忽然觉得那些被压住的东西全都涌上来了——从胸口涌到喉咙,从喉咙涌到眼眶,然后变成了某种灼热的、酸涩的、他没有办法命名的东西。
他没有哭。他不是那种会哭的人。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栋楼,看了很久很久。久到路灯亮了,久到看门的老头关了电视关灯睡觉了,久到马路上的车从有到无,从无到有。
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他走得很慢,比平时慢很多。每一步都像是在地上扎了根,要拔起来需要费很大的力气。他没有回老房子,而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走过他以前巡逻过无数遍的街道,走过他抓过人的巷子,走过他和席清砚一起吃过夜宵的大排档旧址——那家大排档已经不在了,变成了一家24小时的便利店,玻璃门里面灯火通明,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店员在拖地。
他在便利店买了一包烟,不记得是什么牌子的,出了门才想起来他不会抽烟。他把烟拆开,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有点。就那么叼着走了一整条街。
走到一座天桥的时候,他停下来,靠在栏杆上,看着桥下车流滚滚。尾灯拉成一条条红色的线,像无数条流血的伤口。
他想起了一句话。不是别人说的,是他自己说的。很多年前,他在警校的结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发言,说了一句他当时觉得很酷、现在觉得很蠢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座城市的一道防线。防线在,城市就在。”
现在那道防线早就破了,破得千疮百孔。而他就站在自己亲手守过的城市里,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口袋里揣着三把不知道开什么锁的钥匙,左手掌心缠着一块脏兮兮的纱布,纱布下面是一道被碎贝壳划开的伤口。
伤口还在疼。一抽一抽的疼,和心跳一个频率。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看了看滤嘴上自己的牙印,然后把烟夹在耳朵上。他不会抽,但他可以留着。也许哪一天他学会了,可以点上一根,像一个正常的、没有坐过牢的、没有被人背叛过也没有背叛过别人的人那样,站在天桥上,看着车流,抽一根烟,然后回家睡觉。
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院子里黑漆漆的,那只野猫蹲在台阶上,看到他回来,竖着尾巴走过来,在他的脚踝上蹭了一下,然后扭头走了,骄傲得像一个施舍了乞丐的王公。
沈夜舟上了楼,没有开灯。他在黑暗中坐了很久,坐到眼睛适应了那种黑,能看到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照亮了桌子的轮廓、椅子的影子、墙上那张褪色的临江市地图。他盯着那张地图看了很久,目光从城东移到城西,从城南移到城北。
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老城区的某个位置。那个位置,在很久以前,曾经是一个他熟悉的地方——临江市人民公园,公园里有一座废弃的瞭望塔,那是一座建于六十年代的防火瞭望塔,后来城市发展了,塔就废弃了,但建筑还在,铁门锁着,没有人看守。
他和席清砚在警校的时候,有一次逃课翻墙进去过。塔很高,旋转的铁梯又窄又陡,爬到最上面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喘。塔顶的风很大,整个临江市都在他们脚下,像一个微缩的沙盘。席清砚站在栏杆边上,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对沈夜舟说了一句话,但风太大了,把那句话吹散了,沈夜舟没有听清。
那是他唯一一次没有听清楚席清砚说的话。他问席清砚说了什么,席清砚摇了摇头说没什么。他再也没有问过。
沈夜舟从地图上收回目光,闭上眼睛。
明天。明天他要见席清砚,要拿到2012-0451号卷宗,要把三个日期、三把钥匙、三条线索拼在一起。然后他要找到“鸽子”,找到穆小雨的名单,找到“大祭司”的真实身份。
他摸了摸内兜里的三把钥匙。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他有三把钥匙,至少有三把锁在等他。
他闭上眼睛。今晚他比前几天睡得早了一些——不是因为不失眠了,而是因为他太累了。累到脑子里的那些齿轮转不动了,累到那些盘旋不去的念头终于像疲倦的鸟一样落了下来,落在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暂时收起了翅膀。
他睡着之前,最后一个念头是关于那把写着“沈宅”的钥匙。
“沈宅”不是这栋老房子。“沈宅”是什么地方?是他父亲的老家?还是某个只有他家的姓、但没有他家的名的建筑物?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鸽子”不会随便在一个钥匙上刻字。那两个字的每一个笔画,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他睡着了。
没有做梦。
窗外的月亮从云层后面探出来,把一片冷白色的光洒在他的脸上。他的眉头在睡梦中微微皱着,像一道无论怎样都无法抹平的折痕。楼下的野猫不叫了,风也停了,整栋老房子安静得像一座坟墓,又像一个子宫,包裹着这个伤痕累累的、疲惫不堪的、还没有放弃的人。
明天,他要继续走。走那条他选了就不能回头的路。
明天,他离真相又近了一天。
也可能,离深渊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