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院子里的石榴熟了。
石榴树是我爹从兖州带回来的。那年他打完了吕布,路过一个村子,看见一户人家的院子里种着石榴树,结的果子又大又红,就让人挖了一棵小苗带回了家。种下去的时候才到我膝盖那么高,过了几年,已经长到屋檐以上了。
每年秋天,树上挂满了石榴,红彤彤的,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有些石榴熟透了,皮裂开来,露出里面一颗一颗的籽,红得像玛瑙,亮晶晶的。
我喜欢那棵石榴树,不光因为果子好吃,还因为它是全家人为数不多能聚在一起的时候。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我娘让下人搬了几把椅子放在树下,又摆了一张小桌,桌上放了碗碟和刀。她说今年石榴结得多,该摘了。
“谁去摘?”我娘问。
“让子建爬。”我爹坐在椅子上,手里端着一碗茶,眼皮都没抬。
“爹,你怎么知道我会爬树?”我问。
“你小时候爬槐树的事,你娘跟我说了。”
我脸一红,看了二哥一眼。二哥端着茶杯,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忍笑。
“父亲,”三哥站起来拍了拍手,“我去摘。子建那点本事,爬个枣树都要人接。”
“你少说两句。”我娘瞪了三哥一眼。
三哥嘿嘿笑了一声,走到树下,两手一抱树干,蹭蹭蹭就上去了。三哥爬树的本事是跟士兵学的。他十五岁就跟着父亲上战场了,爬城墙都爬过,爬个石榴树跟玩似的。
“阿彰,你慢点!”我娘在底下喊。
“放心吧娘!”三哥的声音从树冠里传出来,闷闷的。过了一会儿,树枝晃动,石榴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掉。三哥摘一个扔一个,扔得又快又准。
“接着!”一个石榴朝我飞过来,我伸手去接,没接住,砸在我膝盖上,滚到了地上。
“你这手。”二哥弯腰捡起石榴,放在桌上。
“二哥你接得住你上啊。”我说。
二哥没理我。
三哥在树上摘了满满一兜,从树干上滑下来。他的衣服被树枝刮了好几道口子,袖子破了一个洞,脸上也划了一道浅浅的红印。
“娘,你看,我说我来摘吧,子建那点本事——”三哥一边说一边拍身上的树叶。
“行了行了,去换件衣服。”我娘打断他,但语气里没有生气。
我爹端起茶碗喝了一口,看了看三哥破了的袖子,又看了看三哥脸上那道红印,什么也没说。但我注意到他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我爹很少笑,但他笑的时候,整个脸都会变得不一样,像冰面上裂开了一道缝,露出底下的水。
我娘开始分石榴。她先挑了一个最大的,放在我爹面前。又挑了一个最红的,放在二哥面前。再挑了一个最圆最大的,放在三哥面前。然后挑了一个最小的,放在四哥面前。
“娘,四哥那个怎么那么小?”我问。
“你四哥吃不了大的,吃一半就吃不完了。”
四哥坐在椅子上,抱着那个小石榴,笑了笑。他笑起来很淡,像夏天傍晚的风,吹一下就过去了。
“子建,你那个自己挑。”我娘把篮子递给我。
我在篮子里翻了翻,挑了一个皮裂了一半的。这种最好吃,籽露在外面,一看就知道甜不甜。
我掰开石榴,里面的籽红得发紫,一颗一颗挤在一起,像一窝刚出生的小鸟。我抠了几颗塞进嘴里,甜的,汁水在嘴里炸开。
“好吃吗?”二哥问我。
“好吃。”我把掰开的石榴递给他一半,“你尝尝。”
他接过去,抠了一颗放进嘴里,嚼了嚼,点了点头。
“甜。”
“比你从外面带回来的呢?”
他想了想,说:“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外面的甜是买来的,家里的甜是长出来的。”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买来的甜”和“长出来的甜”,确实不一样。买来的甜是别人给的,长出来的甜是自己家的。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石榴树下吃了一整个下午。我娘把石榴剥了一碗又一碗,我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四哥吃得少,吃了半碗就不吃了,靠在椅子上看天。三哥吃得多,吃了一碗又一碗,吃得满嘴都是红汁水,我娘让他擦嘴,他用袖子一抹,我娘又说“袖子脏了”,他说“反正已经破了”。
我爹坐在椅子上,慢慢地剥着石榴,一颗一颗地吃,吃得很慢,像是在数数。他很少说话,但他在的时候,整个院子都安静。不是那种让人紧张的安静,是那种“他在就够了”的安静。
太阳慢慢偏西了,树影从这一边移到了那一边。我娘让下人收了桌椅碗碟,大家各自散了。三哥去马厩看他的马,四哥回屋躺着,我爹去了书房。
我和二哥走在最后。
“二哥。”
“嗯。”
“每年石榴熟了,我们都这样坐一下午好不好?”
他看了我一眼。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