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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瘟疫

穿越元文宗时代:兴亡录

母亲是在第三天开始发烧的。

起初只是低烧,额头微微发烫,她自己也浑不在意,照常去护城河打水、排队领粥。林牧问她怎么样,她摆摆手说没事,兴许是夜里着了凉。可到了傍晚,她的脸颊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出血,整个人缩在城墙根下,不停地打冷战。

林牧把自己的外衫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又把瓦罐里剩下的水一点点喂给她喝。她的手很烫,像是握着一块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炭。林牧握着那只手,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往下拽。

他不是没想过母亲会死。

在这条逃荒路上,死亡太常见了,常见到他几乎已经麻木。可当死亡真的朝他伸出手来,要把他身边最后一个人带走的时候,他才发现,那种麻木是假的。那层被他硬生生裹在外面的冷漠外壳,在真正面对可能失去的恐惧时,像纸一样脆弱。

“娘,你撑着,我去找大夫。”他站起来,却被母亲一把拉住。

“傻孩子,”母亲的声音虚弱得像一缕烟,“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哪来的大夫?就是有,咱们也看不起。别折腾了,歇一宿就好了。”

林牧知道她在说谎。他也知道她说的是实话。汾阳城里有大夫,但他进不去城,就算进去了,他口袋里连一文钱都没有,拿什么看病?

他坐下来,把母亲的头靠在自己肩上。她的身体轻得不像话,像一捆干柴,硌得他肩膀生疼。他想起了自己在现代的外婆,那个胖乎乎的、总是笑呵呵的老人。如果她看到自己现在这副模样,大概会心疼得哭出来。

可她没有机会看到了。他甚至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回去。

夜里,母亲烧得更厉害了。她开始说胡话,一会儿喊“小虎头”,一会儿喊“二姐”,一会儿又喊“他爹”。林牧听着那些破碎的、毫无逻辑的话语,拼凑出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家庭图景——一个小孙子在院子里追鸡,一个女儿坐在门槛上绣花,一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在夕阳下抽着旱烟。

那些人都死了。或者失踪了。或者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而现在,这个守着这些记忆的女人,也快要死了。

“后生。”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林牧抬起头,借着月光,看到张养浩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蹲在母亲身边。老人伸手探了探母亲的额头,眉头皱得很紧。

“烧了多久了?”

“从下午开始。”林牧的声音发抖。

张养浩没有再说话,而是取下腰间的葫芦,拔开塞子,倒了一些水在手心里,然后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是一些黑褐色的粉末。他把粉末倒进手心的水里,用手指搅了搅,然后轻轻托起母亲的头,把那些混着粉末的水一点一点地灌进她嘴里。

母亲呛了一下,咳嗽了几声,但吞咽的本能还是让她喝了下去。

“这是什么?”林牧问。

“茵陈、黄芩、黄连,还有些别的。”张养浩把纸包重新折好,塞回怀里,“在关中时一个老郎中给的方子,治时疫的。这病不是着凉,是瘟疫。你母亲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喝了不干净的水,肚子里生了毒。”

瘟疫。

林牧的脑子里轰的一声。他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在饥荒年代,瘟疫比饥饿更可怕。饥饿至少还能熬,瘟疫却像一把镰刀,一夜之间就能收割成百上千条人命。史书上记载,天历二年的大旱之后紧接着就是大疫,“死者十九”,十个里面死九个,那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数字。

“能治好吗?”他问。

张养浩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个让他心沉到谷底的回答:“不知道。”

老人没有安慰他,没有说“没事的”“会好的”之类的话。他只是坐在林牧旁边,背靠着城墙,仰头望着天上的星星。月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是镀了一层霜。

林牧忽然想起,这个老人自己也快死了。不是死于瘟疫,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燃烧自己。他把自己最后的日子都耗在了这条路上,耗在了这些素不相识的灾民身上。他知道自己会死在这里,但他不在乎。

“先生,”林牧开口,“你为什么要来?”

张养浩偏过头看了他一眼,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芒。“你是问我,这把老骨头,不在家含饴弄孙,跑来这鬼地方做什么?”

林牧点了点头。

老人笑了。那笑声很轻,像风吹过枯叶。“后生,我跟你说个故事。我年轻时在大都做官,做到监察御史,专管弹劾官员。那时候年轻气盛,觉得凭一己之力就能整顿朝纲、澄清吏治。后来得罪了权贵,被贬了官,流放了几千里。再后来,皇帝又想用我,我不干了,回家种地,一待就是十年。”

他停了停,声音低了下去:“十年里,我种地,读书,写曲。日子过得倒也自在。可每次听说哪里闹了灾,哪里死了人,我这心里啊,就跟针扎似的。我知道朝廷不会管,那些大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忙着升官,忙着发财,忙着争权夺利。没有人管这些人。”

老人转过头,看着城墙上那一排黑洞洞的垛口,像是在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所以我来了。”

“没有人让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家里人都拦着,说我老了,说我经不起折腾了,说朝廷又不是没有派人去赈灾,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坚定,像是铁锤砸在砧板上:“可我知道,多一个,就是多一个。我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个是一个。哪怕只是在路边的粥棚里多添一把米,哪怕只是给病倒的人喂一勺药,都是值得的。”

林牧沉默了很久。他想起了自己小说里的那些英雄。他们动辄拯救万民于水火,气吞山河如虎,功成名就之后,万民景仰,青史留名。可张养浩不一样,他救不了万民,他甚至救不了所有人。他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救一个是一个。

这种英雄,和他笔下的那种英雄,哪一个更真实?

以前他一定会选前者。可此刻,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

因为前者是编出来的,后者是活出来的。

“先生,”林牧说,“我也是一个写书的。”

张养浩微微一愣,然后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似乎不太相信一个衣衫褴褛的逃荒少年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以前写了很多东西,”林牧说,声音很轻,“写帝王将相,写英雄豪杰,写那些改变天下大势的人。可我从来没有写过老百姓。我觉得他们不好看,不够精彩,太平淡了。可到了这儿我才知道,那些英雄故事,都是假的。真正值得写的,是这些连名字都没有的人。”

张养浩看着他,目光变了。不再是看一个普通后生的目光,而是一种更郑重的、像是平辈论交时的目光。

“你多大?”老人问。

“二十六。”

“二十六就有这样的见识,不容易。”老人从怀里掏出那个纸包,递给林牧,“这个药,一天三次,一次一小撮,用温水化开服下。省着点用,就剩这些了。”

林牧接过纸包,手指碰到老人干枯的手背,有一种异样的温热。他忽然很想告诉这个老人,他的那首《山坡羊》会流传千古,会被无数人传唱。他会以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比那些帝王将相活得都久。

可他没有说。因为他忽然觉得,那些都是虚的。老人来这儿,不是为了被后人记住。他是为了面前这些人,为了此刻正在他怀里发烧的这个姓赵的女人。

这就够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的烧退了一些。

虽然还在低烧,但至少不再说胡话了。林牧给她喂了药,又从粥棚领了一碗稀粥,一点点喂给她喝。她喝了几口就摇头说不喝了,让林牧自己喝。林牧没有听她的,把碗里剩下的都灌进了她嘴里。

他不记得自己最后一次顶撞母亲是什么时候了。在现代,他的母亲还健在,六十多岁,退休在家,每天跳广场舞、刷短视频,时不时给他打电话催婚。他总是敷衍几句就挂了,嫌她唠叨。现在想来,那些唠叨的声音,是多么奢侈的东西。

“先生走了。”旁边一个灾民忽然跟他说。

林牧心里一沉:“走了?去哪儿了?”

“往西走了,天不亮就走了。说是关中那边疫气更重,他得赶过去。”

林牧望向西边。晨光中,那条黄土路蜿蜒向前,消失在远方的雾气里。路上空无一人,只有几行模糊的脚印,已经被风吹得快要看不清了。

他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追上去。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再看那个老人一眼。可他知道自己追不上。就算追上了,又能怎样呢?他什么都做不了。

他只能留在这里,守着母亲,等赈粮,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来的明天。

赈粮在第四天下午到了。

不是十万石,是五百石。不是从大都运来的朝廷赈粮,是王思诚从周边几个县东拼西凑借来的。五百石粮食,分到汾阳城外的几千灾民手里,每个人能分到不到两斤。

两斤粮食,省着吃,能撑十天。

十天之后呢?

没有人想这个问题。所有人都沉浸在粮食到货的短暂喜悦中。衙役们在城门口支起大锅,熬了整整一下午的粥。这次粥比前几天的稠,米粒清晰可见,偶尔还能看到几片菜叶子。灾民们排着队,端着碗,一个个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林牧排在队伍中间,手里端着母亲的那个破瓦罐。他的前面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不是之前那个,是另一个。这个女人更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怀里抱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婴儿。婴儿瘦得厉害,哭声微弱得像小猫叫。

轮到女人的时候,衙役舀了一勺粥倒进她端着的碗里。她犹豫了一下,问:“能不能多给一勺?孩子还小,需要……”

“一人一勺,多一勺也没有。”衙役头也不抬。

女人咬了咬嘴唇,端着碗走了。她走到城墙根下,自己没喝,先把碗凑到婴儿嘴边,用指头蘸了粥,抹在婴儿干裂的嘴唇上。婴儿贪婪地吮吸着,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女人看着孩子的脸,笑了。

那笑容,林牧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不是因为好看,而是因为那笑容里没有任何东西。没有抱怨,没有绝望,没有对命运的愤怒。就是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还能吃东西,由衷地感到高兴。

仅此而已。

林牧领了粥,回到母亲身边。母亲靠墙坐着,脸色依然苍白,但比昨天好了很多。她接过瓦罐,没有急着喝,而是先看了看里面的粥,然后抬头问林牧:“你喝了没有?”

“喝了,你先喝。”

“娘不饿,你再喝点。”

“我真的喝了,你快喝吧,凉了就不好了。”

母亲这才端起瓦罐,小口小口地喝起来。她喝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用每一口粥给自己积攒活下去的力量。林牧蹲在她旁边,看着她喝粥的样子,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他想起了自己在现代写过的一段话。那是脱欢帖木儿登基后,大赦天下,开仓放粮,万民欢腾的场景。他写了一对老夫妻,捧着热粥,喜极而泣,高呼万岁。

那时候他觉得这样的情节很感人,很有画面感。他甚至为自己能写出这样“有温度”的段落而得意过。

可此刻,看着母亲喝粥的样子,他忽然发现,自己笔下那些“万民欢腾”,全是假的。

真正饿到极限的人,在得到食物的时候,是不会欢腾的。他们只会安静地、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吃,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他们的眼睛里没有狂喜,只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沉默的庆幸。那是一种很深很深的沉默,深到任何语言都无法抵达。

他写不出来。

不是因为他的笔力不够,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他坐在空调房里,喝着咖啡,听着音乐,用搜索引擎查资料,用键盘敲出那些自以为真实的细节。他以为自己很懂,其实什么都不懂。

真正的饥荒,不是“饿”这个字能概括的。

它是母亲额头上怎么都退不掉的烧,是孩子嘴唇上干裂的血痂,是瓦罐里那一点点浑浊的粥水,是每一个人脸上那种因为长期饥饿而呈现出的蜡黄色。是沉默。是长长的、看不到尽头的沉默。

那天夜里,林牧没有睡着。

他靠在城墙上,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鼾声和咳嗽声,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个问题:如果他能回去,他要怎么写?

不是写那些帝王将相的权谋斗争,不是写那些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他要写这些人。写他们的名字——哪怕他们没有名字,只有姓氏。写他们的面孔——哪怕那些面孔因为饥饿而变了形。写他们的故事——哪怕那些故事平淡如水,没有反转,没有高潮,没有读者期待的“爽点”。

因为这才是真实的。

真实的东西不需要精彩。它只需要存在。

而存在的意义,就是被看见。

他摸了摸怀里的那个纸包——张养浩留给他的药,已经用了一半,剩下的还能撑两三天。他不知道母亲能不能挺过去,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挺过去,不知道这场饥荒还要持续多久。

但他知道一件事。

他要活着回去。

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些人。为了赵老四,为了大赵,为了那个埋在土地庙后面的两岁孩子,为了那个抱着婴儿微笑的年轻母亲,为了那个把面饼塞给老妇人的知州,为了那个拄着竹杖走在西行路上的老人。

他要替他们活着,替他们记住,替他们把故事讲给七百多年后的人听。

远处,天边又泛起了鱼肚白。新的一天,在汾阳城外这片死亡与希望交织的土地上,又一次降临了。

母亲翻了个身,轻轻握住了林牧的手。她的手还是热的,但不再是那种烧灼般的热,而是温热的,像春天里刚从土里冒出来的地气。

林牧反握住那只手,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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