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日,星期六,上午九点十分。诚市第一医院住院部五楼,骨科病房。
医生拆掉了我脚上的石膏,换成了轻便的步行靴。脚踝还是肿的,皮肤上有一条凸起的疤痕,缝过针的地方留下了红色的印记。
“可以下地走路,但不能走太久,不能跑,不能跳。”医生看着我说,“脚踝的活动度还需要康复训练,回去以后每天要自己活动。如果疼就停下来,不要勉强。”
我点了点头。
郭耀阳站在床边,把我住院期间的东西往黄色行李箱里装。洗漱用品、换洗衣服、几本翻旧了的书,还有床头柜上那束不知道谁送的花——已经蔫了,但他还是装进去了。
上午九点四十分,冯立民来了。
冯立民走进病房,没有站在门口。他看了看我脚上的步行靴,又看了看郭耀阳手里的行李箱,说:“车叫好了,在校门口等着。走吧,我送你们下去。”
冯立民弯腰拎起地上的一个袋子,走在前面。郭耀阳一手拎着黄色行李箱,一手扶着我的胳膊,慢慢跟在后面。我拄着拐杖,左脚穿着步行靴,踩在地上不敢用力。
冯立民按了电梯按钮,等电梯门开了,他先进去按住门,等我和郭耀阳进去才松手。电梯里很安静,只有机械运转的嗡嗡声。
出了住院楼大门,阳光很刺眼。十月的诚市还是很热,我穿着白色短袖,后背已经出汗了。冯立民走在前面,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确认我跟上了才继续走。
医院门口停着一辆浅蓝色的出租车,司机正在看手机。冯立民走过去敲了敲车窗,司机放下手机,下车帮忙打开后备箱。
冯立民把手里拎的袋子放进后备箱,又接过郭耀阳手里的黄色行李箱也放进去。郭耀阳扶我坐进后排,自己坐到我旁边。冯立民关上车门,走到副驾驶座坐下。
出租车开了。诚市的街道在窗外往后走。我靠着座椅,脚踝搁在座椅边缘,不敢碰地板。每一次刹车,脚踝都会轻轻晃动,酸胀感就涌上来。
冯立民坐在前面没有说话,手机响了一次,他接起来说了句“等会儿再说”就挂了。
上午十点二十分,出租车停在辰光大学正门口。
冯立民下车,从后备箱把行李箱和袋子拿出来。郭耀阳扶我下车,我拄着拐杖站稳。冯立民把行李箱的拉杆递到郭耀阳手里,把袋子也递过去。
“进去了,我还有事。”冯立民说。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郭耀阳一眼,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走得不快,但步子很大,很快走到了校门口,拐弯消失了。
郭耀阳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扶着我,慢慢走进校门。从校门口到6号楼的路,以前走十分钟,今天走了快二十分钟。
银杏叶全黄了。风一吹,叶子就飘下来,落在我的肩膀上。我没有拂掉。
上午十点四十分,我坐在6号楼302室自己的床上。
郭耀阳把黄色行李箱靠墙放好,把步行靴的说明书放在床头柜上。他把袋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一本翻旧了的书放在桌上,洗漱用品放到卫生间,蔫了的花束放在窗台上。他环顾了一下房间,窗户开着通风,床单是干净的。
我把左脚搭在小凳子上,拐杖靠在床边。
窗帘没拉。从窗口能看到弘毅体育馆灰色的屋顶。阳光下,那座建筑一动不动,和两个月前一模一样。
但我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
我盯着弘毅体育馆的屋顶看了大约五秒,然后拉上了窗帘。
郭耀阳站在床边,看着我拉窗帘。他没有说话。
“你回去吧。”我说。
“下午我来。”郭耀阳说完,走了。
十一月二日,星期六,下午两点十分。郭耀阳来了。他带了一袋苹果和一盒酸奶,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从书包里拿出课本,开始看书。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郭耀阳翻了一页书。
房间里只有翻书的声音和空调外机的嗡嗡声。
十一月三日,星期日,上午九点。林小夏来了。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水果,往里探了探头。
“进来吧。”我说。
林小夏走进来,把水果放在桌上,拉了把椅子坐下。她看了一眼郭耀阳常坐的那把空椅子,又看了我一眼。
“郭耀阳上午不来?”林小夏问。
“下午来。”
林小夏点了点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坐了十分钟,问了我三次“脚还疼吗”,我回答了三次“还行”。然后她走了。
十一月三日,星期日,下午两点,郭耀阳来了。还是苹果,还是酸奶,还是坐在那把椅子上看书。
十一月四日,星期一,郭耀阳没有来。是周一,他要上课。
下午四点半,郭耀阳来了。他推开门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窗帘还拉着,房间暗暗的。
郭耀阳把窗帘拉开了一半。光透进来,我的眼睛眯了一下。
“太暗了。”郭耀阳说。
我没说话。
郭耀阳把课堂笔记放在床头柜上,又把苹果和酸奶放好。然后坐下来,翻开课本。
我没有看笔记,也没有吃苹果。
十一月五日,星期二,下午四点半,郭耀阳来了。他进门的时候,看到床头柜上的苹果和酸奶还没动。昨天的,前天的,大前天的,都堆在那里。
郭耀阳把旧的收走,换上新的。
“不吃会坏。”郭耀阳说。
“不想吃。”
郭耀阳没有再说。他坐下来,翻开课本。
十一月六日,星期三,球队有训练。下午六点,我的手机震了好几次,都是队友发来的消息。“露清,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想你了。”“好好养伤,等你回来。”
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床上,没有回。
十一月七日,星期四,林小夏又来了。她进门的时候,看到床头柜上堆了好几天的苹果和酸奶,看到窗帘拉着,看到我穿着睡衣靠在床头。
“你这样不行。”林小夏说。
我没说话。
“至少把窗帘拉开。”
我伸手把窗帘拉开了一点。弘毅体育馆的屋顶又出现在眼前。我又把窗帘拉上了。
十一月八日,星期五,晚上七点。郭耀阳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床上。室友们都已经睡了,或者假装睡了,宿舍里很安静。
我把步行靴拆下来,放在床边。左脚踝露出来,肿已经消了大半,但疤痕还在,红色的,凸起来的。
我用手指摸了摸那条疤痕,又摸了摸另一只脚的脚踝。左脚比右边粗了一圈。
我试着转动脚踝。往内转,疼。往外转,更疼。转到一半就卡住了,像生锈的合页。
不是疼的问题,是动不了。
我盯着那只脚踝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脸埋进枕头里,没有出声。枕头湿了一大片。
十一月九日,星期六,下午两点,郭耀阳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看到了墙角的篮球鞋。那双穿了两年的篮球鞋,鞋底外侧磨偏了,鞋面也有磨损,但一直没有换。我住院前把它收进了柜子里,现在它被拿出来放在墙角。
郭耀阳看了一眼那双鞋,没有问。
他走到床边,把旧的苹果和酸奶收走,换上新的。然后坐下来,翻开课本。
“今天不看书了。”我说。
郭耀阳合上课本,放在膝盖上,看着我。
“我不想打篮球了。”我说。
郭耀阳没有说话。
“我再也打不了了。”
郭耀阳还是没有说话。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房间里很安静。
过了大概十秒,郭耀阳说:“那就不打了。”
不是“你会好起来的”。不是“你一定能回来”。不是“不要放弃”。
是“那就不打了”。
我没有哭。我转头看向窗帘,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线光,照在地板上,像一根细细的线。
郭耀阳把那把椅子挪近了一点,靠床边更近。
然后他翻开课本,继续看书。
我靠在床头,看着窗帘缝隙里的那线光。
窗外的银杏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落了一半。
(第十章完)